梁捷：明清之际经济思想史试析

大家好。我想把我这些年业余研究一点经济思想史的感受跟大家汇报，也作为李老师最近所经济史研究的一点补充。

前些年，我做了一些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研究，主要是从1840－1949年之间经济思想的转变，研究结论还在撰写当中。最粗浅的感受，应当以1840－1895（甲午海战）为一节，此时主流的经济思想仍是以贺长龄、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为代表的传统的“经世”思想。同时有一些西方经济学知识通过传教士传入，但影响还不广。

接下来，以1895－1919为一节。严复等知识分子在甲午之后受到刺激，翻译了《原富》等经济学原著，而且随着报纸的发达，梁启超、章太炎以及传教士李提摩太（万国公报主编，著有《泰西新史揽要》，对光绪皇帝影响重大）等开始利用报纸传播最新的经济学、政治学思想，进化论以及社会主义思想也开始全面影响中国主流思想。然而包括严复在内，中国学者还没有适应话语模式的转换，并不清楚怎样准确地表达比如资本、利润、工资等基本经济学概念。（可参见冯天瑜《封建考论》等著作，国内著名史学家桑兵、罗志田、章清等均有大量涉及这方面的“话语”研究）

第三阶段是以1919－1937为一节，此时大量西方经济学原典开始进入国内（如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大批留美经济系学生开始归国（如马寅初、刘大钧、何廉、方显廷等），组织成立了“中国经济学会”，组织大学成立经济系和研究所（如南开和清华），创设经济学杂志等。值得一提的是，《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也在这一时期开始系统性地被引介。这一进程最初由于战争被打断。

第四阶段是1937－1949。前面8年是很艰苦的抗战，即使有少数经济学著作也都围绕战时财政、战时筹款等（如马寅初的著作）。而1945－1949，国家刚刚重建，又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随后就是内战爆发，直至新中国成立。即使是这短短几年，也涌现出徐毓旃（凯恩斯的学生）、溥山、蒋硕杰（后至台湾）等一批重要学者和重要著作。

1949年以后的经济思想不必多论。个人认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1957年，徐毓旃、罗志如、巫宝三、宁嘉风、谷春帆、陈振汉等几位经济学家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随后都被打成右派，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彻底消失，一直到1978年才在张培刚、厉以宁、宋承先等学者的努力下逐渐恢复。

以上是我前些年的一些研究感受。第一、第二阶段，我已经陆续撰写了一些论文。第三、第四阶段，都还只写了一些小文章，没来得及系统梳理。而我今天想主要讨论的内容，不是往后看，而是往前看。

我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皇朝经世文编》。这部书由贺长龄和魏源主编，卷帙浩繁，基本想法是从清代（清初至道光三年）的各种公开的奏章、书籍、个人文集等出版物中搜集与“经世”有关的文献，共120卷，2236篇文章，1826年印行，影响极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皇朝经世文编》的目录分类，这表明了当时人对“经世”或者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的看法。《皇朝经世文编》共分八类，分别是：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类每类下又有子目。如学术下分原学儒行法语广论文学师友等。正文前列“姓名总目”三篇介绍被选录各家的简历及其著作。无文集奏议而选自他书者也开列说明。

这个分类是学术、治体，再加上传统的六部（这是从唐代就开始有的行政分工），代表了中国人对政治的一种经典理解。传统上，六部制要与三省制相互配合。三省分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的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政令，有不可行的应驳回。尚书省负责执行国家的重要政令。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草拟－审核－执行，这是古代中国最高行政权力层面上的主要制衡方式。

我们现在来看这部《皇朝经世文编》，会发现这八个分类还是有问题。比如外交（洋务）的事务应该归于哪一个门类？按照传统，在“朝贡模式”下，外交肯定应该归于礼部，外交就是一种礼仪。但是随着“朝贡模式”变成“互惠交易”（背后潜在地是“天朝”的世界观向“万国”世界观转向，可参见金观涛等人的研究），外交肯定不能单纯地再归于礼部。

而“经济活动”过去主要归于户部，因为经济似乎主要就是田地丈量、人口统计等工作。但是手工业和工业发展起来以后，这些活动也很难归于户部了。所以传统的六部的分类必须被打破。

所以在1826年以后，一直到20世纪初，一直有人在编辑各类“续经世文编”，或者说这种工作成为了一种潮流。特别是报纸等现代媒体出现以后，很多人不再从奏章、文集中搜寻经世资料，而是直接从报纸、杂志上剪裁。比如康有为的女婿麦仲华就编辑过一种《经世文编》，里面包含了很多洋务的内容。一直到民国初年，还有人在编《经世文编》，但到20年代就不再有人做这种事情，说明潮流过去了。

根据台湾的黄克武教授的搜罗统计，大约有20多种《经世文编》，我们在复旦至少能看到十多种，而且我手头有一个全文检索版就包含了7种最主要的《经世文编》。可惜国内对《经世文编》的影响惊人地欠缺，还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冯天瑜做过一点研究，但涉及经济学的也不多。复旦历史系章清教授的一个博士跟我说起，复旦文图四楼就有很完整的多种《经世文编》，没有校点过，现在只有一小部分被人标点过，不是一个朱维铮的博士点的，就是他点的。我自己没有去文图点过，但一直在运用可检索电子版。目前国内有些历史学者从经学的角度来用《经世文编》（另一部很重要的文集是《皇清经解》，魏源至康有为的公羊学或者叫今文经学是理解近代思想的一个关键切入点，但我们今天讨论经济思想，不在这点多展开），有些历史学者从洋务、科学、教育等角度来用《经世文编》（比如我那位朋友），但我几乎没看到过有经济学者从经济、理财或者经世的角度来用《经世文编》，这是令人极为遗憾的事情。

据我所知，叶世昌教授曾钞录《清实录》，这是很重要的工作，《清实录》或者《东华录》类似今天的“政府经济工作政策汇编”，对经济史的理解很重要。但作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我们更应该研究《皇朝经世文编》而非《清实录》。

我倒是见到北大已故教授赵乃抟的《披沙录》（第一卷）中作了关于《经世文编》的工作。我已经几次撰文介绍过赵乃抟教授的生平贡献，网上可查，去年他的后人编辑了一本《雪泥鸿爪：赵乃抟文集》，分赠好友，我有幸得到一册，也在复旦图书馆看到馆藏里有。赵乃抟在《披沙录》里的工作，是把《经世文编》（我记得他至少也见过5，6种，但不会超过10种）中与现代经济有关的文章目录给钞录出来，重新装回各人名下，比如李提摩太写过、翻过哪些经济类文章，分别被哪几种《经世文编》收录，全都剔出来。我一方面深为这种工作而感动（这是赵先生50年代到80年代被剥夺西方经济学教育后所做的工作，巫宝三、陈振汉等都有类似举措），一方面觉得赵先生在方法论上犯下了错误。

现代学者不应该把经济从《经世文编》中抽出来，与西方经济学对举，而是应该把这些文章放回《经世文编》，把《经世文编》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进入当时人的语境，思考为什么当时人会这样看待经济问题。比如“养蚕”，现代经济学者几乎没有人会把这当作一个重要的经济举措。但是这在乾隆年间，在宰相陈宏谋的大力推行下，确实是当时人心目中最重要的经济决策之一。陈宏谋看到江南无数小镇靠着养蚕贩丝，经济取得极大的进步。同时看到西部如陕西等地区的经济落后，就认定没能养蚕是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故而在西部大力推行养蚕。最终当然失败了。但这种朴实的经济思想是值得尊重和严肃对待的。

所以回顾我的研究思路，由近代中西思想冲突（如严复，梁启超、陈焕章等不同类型）而上溯传教士思想和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再由《皇朝经世文编》而进一步上溯明代。我们知道，《经世文编》这种体例并非贺长龄、魏源所创，而是明末陈子龙所创。

陈子龙编辑出版此书在崇祯末年，500余卷，搜罗总结了明代两百多年政治家、士人的实践经验，包括兵饷、马政、边防、边情、火器、贡市、番舶、灾荒、农事、治沙、水利、海运、漕运、财政、盐法、刑法、钱法、税法、役没、科举等各个方面。他在序言里说，“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撷华而舍实。夫抱残守缺，则训诂之文充栋不厌，寻声设色，则雕绘之作永日以思。至于时王所尚，世务所急，是非得失之际，未之用心，苟能访求其书者盖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绌，故曰士无实学。”

陈子龙是晚明著名文人，抗清名士，上海人，几社的创始人，与柳如是曾有一段恋情，陈寅恪先生最后著作《柳如是别传》中记之甚详，此不赘述。因为他是抗清名士，最后战败被俘，押解过程中伺机投水而亡，故而清廷对他的名声和著作都颇为忌惮。《皇明经世文编》长期以来是禁书。但几百年以后，政府不再注重这一点，反而由贺长龄和魏源模仿陈子龙的编著模式，编写了《皇朝经世文编》，此中的关节是经济思想史学者必须要注意的。

从“观念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也只有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之后，“经世”才成为一个士大夫都必须关注的“关键词”。所以我今天的演讲偏重于方法论，重点谈一些关键词，并不完全以时代作为界限。我一直相信，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需要根本性地范式转换。

请让我回到原初，追问什么是思想史？什么是经济思想史？什么是中国经济思想史？

公认的最早一本思想史的著作是洛夫乔伊（Lovejoy）的《存在巨链》，前些年被译成中文，但质量很差，复旦图书馆有原版。洛夫乔伊的思想史观念，比黑格尔的体系进了一步（黑格尔开始才有比较成型的“历史哲学”，再早一点是赫尔德与康德，更早是维柯，但这里不展开），认为存在“思想史”这样的东西。我们现在读教科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者孔子－孟子－韩愈－朱熹，好像天经地义，其实都是需要反思的。为什么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有必然联系，可以串起来看？洛夫乔伊认为，就因为我们深究这些伟大哲学家的思想，可以把他们最终视作一个个自我封闭的环，而每一个环是可以扣起来的，所以我们可以把整个西方哲学、文化传统看作一根巨大的链条，我们抓住一个康德，拎起来，前面就带出了亚里士多德以及柏拉图等等，不可分割。这就是思想史！

今天不多谈西方思想史，只谈中国。第一本、对中国学者思维影响重大的思想史著作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后来又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这两人当然受到西方学术的的影响，反观中国，认为中国也有这样的“存在巨链”。

梁启超很早就从日本人的著作中编译过《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大约1898年前后），当然日本人的著作也是从意大利人的著作中编译过来的。但梁启超始终没敢认为中国也有自己的“经济思想史”。

叶世昌、叶坦、程霖等学者都研究过“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思想史”，我没有什么新材料的发见，很同意他们的结论，即最早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大约是20年代甘乃光的一本小书（此书质量很差，甘主要是国民党重要官员，也非严肃学者）。30年代，复旦大学李权时（哈佛经济系硕士，解放后去了台湾大学）也写过一本“中国经济思想史”，但质量也不高。真正标志“中国经济思想史”体系成型的著作，当属复旦大学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影响很大，“民国丛书”曾经重新影印，也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曾经撰文纪念过唐庆增和他的整个家庭。（我有一篇小文“唐门三代”，供大家一笑）

现在回头来看，抗战时期经济学界、政治学界都诞生一部经典的思想史著作。政治学的当然是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萧氏解放后留在美国，有大量重要政治学著作存世，非常重要，我有计划撰写关于萧公权的论文），萧氏此书显然受到业师萨拜因《政治哲学史》的影响；而经济学界当然是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可惜唐庆增一直没有写出下部。唐庆增的父亲是经学大师唐文治，但我觉得唐庆增的国学认知还不够深刻。

中国经济思想史当然也是从先秦讲起。哲学还好办，既然有百家争鸣，就按儒、道、法、墨等派别来分，可这些派别到底哪一家才主要包含了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经济学思想呢？其实哪一家都没有，但哪一家也都会涉及到一点。于是就有了儒家的经济思想、法家的经济思想、墨家的经济思想等等，一片混乱。

比如以儒家而论，肯定是反对“功利主义”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贵利贱义的思想，从董仲舒独尊儒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