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税收与道德的脉动

我是第三次来书屋与大家做交流的。三味书屋是一个读书人的家园。我也是把书屋当成家的，跟书屋的二老一直保持着联系。来书屋的朋友给我的印象也非常深，上次我在书屋讲《近观中国税改》，与大家交流用的时间很长，朋友们提的问题相当尖锐，给我出了不小的难题。这次，我就把最近的思考给大家做个汇报。

我是从今年的年初开始思考税收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的，主要是读了澳大利亚学者的一本书，和茅以轼老先生从经济角度思考道德受到的启发，反过来思考，感觉在税收领域也同样存在道德的问题。我做了一些案头准备，搜集了一些资料。目前国内在这个领域是一个空白，国外在亚当.斯密的时代就有这方面的研究，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之前，还写过一个《道德情操论》，探讨过市场经济和道德的关系。好像是盖一栋楼，现在我们在打地基，而他们已经盖到了很高的楼层，思考问题的基础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就采取了一方面是吸收国外经典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另一方面立足于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我在这并不敢说是阐述一个成熟的观点，不如说发现或提出一个问题，供有兴趣的朋友跟我一起思考、研究。

我发现，当前纳税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声张要超过学术界。现在国内有很多财经学院的专业在研究税收问题，但是他们与社会结合的并不很紧密。比如在遇到物业税、燃油税和即将开征的遗产税等问题时，每一个这样的动向出来后，社会大众都在讨论，只有学术界是寂静的，人民代表大会讨论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的稀少，只有民间的思想比较活跃。

从今年4月份开始，我的活动是比较频繁的，围绕的都是同一个主题：税收与道德的关系问题。4月18日，在广州岭南大讲堂讲座；4月19日，在深圳公众论坛讲座，深圳电视台做了两个小时现场录像播出了；4月26日，在《南方都市报》发表前面两个讲座的一个书面的文章公开发表；4月28日，在西安市的税收大讲堂讲座；5月16日，在天津财经大学-2009/'研究生学术论坛上演讲；6月17日，在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34次理论创新论坛上讲座，南开大学、天津社科院等专家、学者都来听，而且现场做了点评；6月23日，在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讲座；7月6日，《天津日报》把我发言的文字公开发表了，这又给我一个惊讶，在我印象当中，《天津日报》是比较保守的，我一般在《南方日报》、《南风窗》上发表文章，从来没有在《天津日报》发表过文章，这次是他们主动来找我，说一定要把我的文章发表。这说明体制内的人们也在思考，与时俱进。大家可以看到，我在今年4月－6月，公开的场合已经频繁地阐述税收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初步的一些观点和学习体会，也得到了朋友们、专家们的肯定，引发了大家的思考。

在2001年、2002年我的关注点是税收与宪政的关系，可以说我是国内最早研究税收与宪政问题的。我在那个时候谈的是大家现在特别关注纳税人的权利以及税收的制度、法律、政策等。但2001年那个时候社会上少有人关注这些问题，好像税收问题离大家很遥远，当时只是在学术界内部有些反响，引发一些讨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化，2002年到现在（2009年），税收问题已经是社会一个时代的话题。我写过一篇文章，认为2008年、2009年应该称为中国人的纳税年，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已经超过了政府、人民代表大会，也超过了学术界。现在我又提出税收道德，是不是也能像当年的税收与宪政一样，能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在此也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共同讨论。

我认为，一个健康的、起码是正常发展的社会，本来并不需要强调道德问题。因为在那里，基本的道德法则已成共识，历久成形的核心价值观代代传承，构成这个社会人人认同的、不必怀疑的底线，人们只需思考和处理于此之上的制度更新或政策调整问题。

我们都读过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先贤们致力的就是要把中国建立成一个道德的社会，而且强调对统治者道德约束和权力的限制。我想起孔子与学生子路有一段对话，子路问，足食、足兵还有民信最关键是哪一点？如果要去掉一个，去掉哪一个？孔子说，要先去掉兵，因为国家不需要养这么多人。但是子路的难题接着出，如果再去一个，去哪一个？孔子说，去食。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你说没食还谈什么道德？我一直这样认为，当时我对孔夫子这个观点很不理解。但是现在看到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恰恰印证了孔夫子的说法，一个社会的诚信真的比吃饭还要重要。如果道德不再，就会出现衰落的民信。民信指的是朝廷、统治者要得到人民的信任，要可信，人民才能跟他走，他才具有了统治合法性，否则是是不道德的。

现在我把税收和道德问题结合在一起，是不是有些异想天开？我想不是。而是现实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感觉用现有的税收理论解释不了，有百思不得其解的感觉。

我讲两个案例。美国小布什刚刚当总统的时候，曾经出台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有一项是取消遗产税，在国会上要讨论，但是发生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像盖茨、巴菲特、洛克菲勒等200个大富豪，联名致信给国会、刊登整版广告反对取消遗产税。这件事产生很大的影响，我当时就不明白，用经济理论去分析税收的话，纳税人肯定是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但是美国的现实问题是最富的富人阶层站出来说不要取消遗产税。我们的经济学理论失灵了，你怎么解释？这些富翁为什么反对呢？理由非常简单，就是不想把巨额财产跟天上掉馅饼一样给儿女留下，他们直接继承了大笔遗产，不必与他人竞争便可变得富有，对社会不利。如果我们不用道德进行分析，用传统的经济学你是解释不了的。

第二个案例，2007年6月9日，美国联邦执法机构和密歇根州警方联手突袭全州17家中餐馆和21处中国人居所，拘禁数十名中国公民，起缴了40万美元现金。据美国联邦执法机构透露，这些餐馆的业主可能涉嫌偷税数百万到上千万美元。这还是经济学的体现利益最大化，但这这个利益最大化完全脱离了法制，是不道德的，是非法的。

法治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行的规则，道德是一个社会生存的底线，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没有必要每天喋喋不休地进行道德说教。但如果道德这个底线被突破，这个社会的法治也就不再起作用，任何民主、法治的讨论都将失去意义。

在中国，至少半个多世纪以前，我们可以称为传统的社会，道德一直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但是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现在面临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经济发展了、物质丰富了，但道德在下降、衰落、消失。现在出现的混乱与其说是制度建设的不完善，不如说是道德的缺失。反腐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几年，反腐败的制度、法律都不断完善，纪检监察机构也很健全，但是腐败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有加剧的趋势。就说这几个月，我们天津出了皮黔生、在往前有宋庭顺、吕宝金，这都是正部级的干部，只有皮黔生是副省级。最近广东也连续出了几个腐败大案。政府信息公开、透明是应该的，但是有公开有透明，他们就不存在吗？中国社会道德的衰落怎么办？法治可以砌墙似的，篱笆高的过不去就可以了。道德怎么弄？如果说我们不要道德了，就用制度，把官员们圈起来关在笼子里，就能解决问题吗？因为任何制度都是由人来执行的，有了制度仍然没有办法来制约官员，如果产生官官相护、上下勾结，一切都像吴思先生说的“潜规则”来行事，任何制度都会变味的。我真的希望我们国家官员腐败现象并没有想像中的严重，政商之间的勾结也没有那么卑鄙，都只是传言而已。但实际发生的事情，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那不是假的，不是谣传，是真的，是普遍的，这是非常可怕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也有腐败，也有黑暗，但是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民众对执掌公权力的如此的不信任感。最近出现的29岁的市长，也是由于存在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民众就对此产生强烈的质疑。

人们的权利意识已经苏醒，下一步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不在民间而是在我们制度建设的层面上，该做的事情不做，一而再，再而三的丧失机会，机会并不是总有的，像“中国国情不具备”、“没有这样的传统”、“以后慢慢再说吧”等等论调，早晚有一天，想改革，已经改不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到，法国大革命，路易十六逃往瓦雷纳，路易十六那时候想改革，方向没有错，但最终还是被砍头。中国的崇祯皇帝，裁减冗官，提高政府的效率，应该说不是一个昏君，但明朝也很快就完了。就是你改是死，不改也是死。所以改革并不总是有机会的。

我们最近发生了很多的案例，体现了府民矛盾、官民矛盾在进一步加剧、激化。基层官员作恶已经非常普遍，府民之间已到了动刀动枪的地步。一个杨佳，一个邓玉娇，应该使某些官员明白一个道理，以后再恶对百姓，等着他们的恐怕不再是以往那种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而是“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我们看到邓玉娇，面对强权威逼、金钱诱惑，或者金钱侮辱，她选择的是反抗，以暴力对待暴力。一个弱女子敢跟官员动刀，她在她杀了邓贵大以后，还说了这样一句话“这种人，不杀怎么得了？”我还发现，她在杀了人以后，除了有些紧张，还思维清晰地报案，没有自责、后悔、痛苦的表现。一直到案件宣判，走出法庭，都是非常镇定的。她始终秉持着自己的看法这种人不杀怎么得了？我想这是很多现在“草头百姓”的心思，只不过没机会，只要有机会，就动手，就毫不后悔。

现实中出现的问题,与其说是制度上有什么错,还不如说整体性的道德底线崩溃所导致的。以至于有良知的人没有退路。如果这个社会大家还守着一个共同的道德底线，我们面对制度的缺失、官员的恶政、法律的缺失，我们还是有一个道德底线可以防守。最可怕的是官员们已经不把贪污、受贿、恶对百姓的现象看的多么奇怪，反倒是认为就是天经地义，做官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管百姓就应该这么管，而百姓只能选择接受，不接受就采取各种办法治你，这就叫做治理。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官本位”文化流行。我们二十多年以前的大学同班同学聚会，大家这么多年的同学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展，最高的职务已经到了副省级了，最低连个科级也不是。坐在一起吃饭你看坐中间的一定是官最大的，发言也是领导先说，照相领导先走，上厕所领导先去……,我们还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官本位”的文化也已经渗透到我们这些人当中，并把它当成一种道德去信奉了。以官为中心，官越大越风光。在过去的封建专制的社会时代，官场上毕竟还是有一些人是敢于对抗皇权的，虽然结局很可悲，但还是有啊！那时出过很多知识分子敢于对抗皇帝，不惜掉了脑袋，对专制制度说个“不”。现在我们的知识分子除了能够说出个“好”还能说什么？征收一个卷烟税，马上就有专家站出来说，好，太好了。领导还没说好呢？他已经开始阐明有什么重要意义了。知识分子（专家）们至少应该讲点道德，至少可以不说话，但绝不允许说假话，说空话，说套话，说混帐话。这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

像这样道德底线的溃败，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我还没有发现，一直到民国时期。民国时期处于战争状态，国民党的统治也有问题，但是有一群知识分子在守护着整个民族的文化、道德底线。我们还有鲁迅、胡适、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这些人，民族的希望就是他们，如果一个社会，官员们指望不上了，连知识分子也指望不上了，这个社会是很危险的。

千年前的古人就已明白一个维护政权稳定的最基本的道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道德如大厦之基，基础不牢，后患无穷。一个社会没有道德了，基础溃烂了，上面盖得再漂亮、城市再大、马路再宽，最终就会如《红楼梦》里的一句话，“呼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就这样一个结局。

我们现在回到税收。税收是一种法律，是一种制度，是一种政策，没听说跟道德有什么关系。中国大学相关专业的教材中，没有税收道德的内容，各种税收的会议上也从来没探讨过税收道德的关系。我用web of science搜索，发现了少量的中文文献，比如加强财政税务人员征税、用税过程中的道德建设，不要贪污受贿等，这跟我理解的税收道德不在一个层面上。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教授本诺・托格勒《税收遵从与税收道德：理论和经验分析》是当代学者直接研究税收道德的一本著作，现在已经有汉译本。在这本书里，主要阐述了两个观点：一是在规范人的行为方面，道德规范的影响力比经济处罚手段的影响力大得多。这跟我们的想象是不一样的。托格勒曾经在澳大利亚社会上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而且持续了很多年。有大量的数据说明，道德规范制约一个人或者是规范一个人的行为。是道德重要还是法律重要？托格勒认为是道德规范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