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自由、政府干预和“中国模式”

以雷曼公司倒闭为标志，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已经过去整整一年了。这场危机，在引发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刻调整的同时，也促使我们重新认识若干经济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其中，市场自由与政府干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等问题，再次成为热点被提了出来。围绕金融危机的成因和治理，可以发现分析和研究这些问题的新视角。今天，我们以美国金融危机为背景，结合美国和中国政府在危机后的作为，对政府干预出现的新综合，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模式”的讨论，做一梳理和阐述。

一、危机终结了市场自由吗?

任何理论都是在一组假设条件下，解释某种现象的结论。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都概莫能外。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不绝于耳。一种颇有市场的观点是，新自由主义是自里根-撒切尔时代以来，美英等国政府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进而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事实上，这一观点不完全能成立。我们可以这样设问，中国和前苏联等一批国家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以马克思主义为其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但最终都以效率低下而不得不放弃计划经济，进而向市场经济转轨，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这一实践的失误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类似的问题还有，怎样看待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经济学成功的年代，是被称为“黄金时代”的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当时西方国家“混合经济”创造的经济稳定和增长速度是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此后，经济机制再次出现故障，“繁荣－萧条”周期又开始了。“黄金时代”以“滞胀”结束。“滞胀”是一种通胀上升和失业上升同时并行的现象。人们把这场灾难归罪于凯恩斯革命本身。有人要求，“回到市场自由”和“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卷土重来的。然而，包括凯恩斯本人和以后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凯恩斯经济学是萧条经济学，它说明萧条是怎样发生的，以及提出应对萧条的政策主张。如果越出了这个范围，滥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导致出现其他什么问题，那是不能把账算在凯恩斯主义身上的。

任何理论都是在一组假设条件下，解释某种现象的结论。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都概莫能外。

我们来看看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假设是什么。它的第一个假设是经济人假设，即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利用捕捉到的信息，有能力使他的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达到最优。它的第二个假设是完全竞争假设，即各类市场内部都能实现充分竞争，一旦市场出现供求失衡，价格和工资就会迅速做出调整。这种理论进而认为，市场机制具有自动调节功能，可以使经济总是在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下运行。

在经济人假设中内含着完全信息假设，也就是说，经济人能够达到最优结果，是以获得“完全信息”为前提的。如果说，放松经济人假设还存在较大争议，那么，完全信息假设已被彻底放松，信息不对称是现实经济的常态。市场制度能够使信息自动对称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由此就提出了非市场制度的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经常这样解释“制度”：制度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一种合同安排。这些合同安排的重要作用就是使信息对称，或者是，当信息不对称存在时，制度规范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行为。

完全竞争假设也同样存在条件过于苛刻的问题，如产品无差别。因此，现实的市场都是不完全竞争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竞争是不充分的，价格和工资的调整经常是滞后的，经济经常是偏离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的。这也提出了通过政府干预解决非均衡的问题，尤其当非均衡状态比较严重时，一如当下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更是如此。

在一组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新自由主义解释经济现象的主要结论是，自由选择是经济活动最基本的原则。应当自由地拥有私人财产，自由地交易、消费和自由地就业，自由选择的程度越高，经济活动的效率越高；市场的自动调节是最优越和最完善的机制，通过市场进行自由竞争，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和充分就业均衡的唯一途径；只要有可能，私人活动都应该取代公共行为，政府不要干预，即使不得不干预，也是愈少愈好。然而，这些结论是建立在这些假设都成立条件下的，如果这些假设不成立或需要放松，那么，情形当然要发生变化。

由此可见，市场自由在于给出了市场机制和市场运行的基准。基准的作用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它也可以作为目标、标准，或者是经济运行效率的一个参照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并不可能、也不应该终结市场自由。

二、政府干预出现了“新综合”

相对于市场自由而言的政府干预，以克服市场失灵为己任。政府干预主要是做规制、监管，或者为主体间的博弈和市场运作设计一个机制。从广义上说，这些政府行为也是政府的公共服务。

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是指当市场不能自动出清时，即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加和刺激有效需求，以帮助市场恢复均衡。凯恩斯将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归结为心理因素，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和流动性偏好。因此，政府干预是在增加需求的同时，帮助人们恢复对市场的信心。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政策的不当操作引起的，就像“大萧条”的起因，有研究指出，是货币政策不恰当的收缩，导致“大萧条”的爆发。而且，经验事实告诉我们，后续的政府干预似乎总是对上一轮政府干预的纠错。由此可以部分地反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尽量少的政府干预是有道理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其他条件的变化是很快的、复杂的，如全球化及全球化逆转的问题；又如社会公正的问题。因此，面对今天的世界，我们要从“新综合”的视角研究政府干预。

首先，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被人们在不经意间做了扩展。扩展就是一种综合。第一个扩展是将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运用到有效供给不足时，即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形。凯恩斯经济学是为经济衰退、萧条开药方的经济学。然而，后人将凯恩斯的政策主张用到经济繁荣时，进而交替地刺激或抑制需求，使之成为政府干预的两个方向。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中，综合这两个方向的政府干预被称作反周期。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如此的相反操作是否是可行的、有效的？在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膨胀互相推动的今天，就更是如此。

第二个扩展是指相对于市场自由而言的政府干预，即在市场不能有效定价的地方，实行政府定价。例如，当垄断形成后，垄断厂商就会操纵价格，以谋取超额利润，政府则要通过某种规制决定或影响价格的形成；又如，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或具有非排他性的共有资源，抑或具有非竞争性的自然垄断，都有市场不能定价的问题，政府要么提供没有价格的公共物品，要么如上所述，通过某种规制决定或影响与自然垄断、共有资源有关的价格的形成。这是因为，市场的基本功能就是定价。一旦当一种产品或服务不能由市场定价了，即出现市场失灵。此时，就需要一个外部的力量，通常是政府，来帮助市场定价，或者设计一个机制，来恢复市场定价的功能。在屡屡发现政府定价也存在失灵的情况下，人们发现，后者是一个更好的方法。

事实上，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也是通过价格调整起作用的。这里的价格就是利率。通过引入货币市场，利率既定的假设被放松，通过利率的上升或下降，可以调节商品市场的供给与需求，进而影响商品价格的形成。不过，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央行无法直接决定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它将通过各种间接的手段，如公开市场操作等，影响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因此，从根本上说，政府干预的目标，总是通过对市场定价机制的补充或替代而实现的。

其次，“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的政策主张一经提出后，政府干预就逐步成为常态，也就是说，一旦经济运行发生波动，政府就可以运用扩张的、稳健的或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不同的政策组合进行干预，以期达到相应的政策目标。尽管在1970年代发生“滞胀”后，凯恩斯主义遭遇了来自新自由主义的强烈挑战，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成为各国政府公共政策的一部分，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成为常态的政府干预。

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后，我们看到，即便在微观经济领域长期恪守市场自由的国家，如美国，也采取了重组企业债务和产权的干预措施，即所谓“国有化”的措施，哪怕这些措施是短期的。相对于常态的政府干预，这些措施就是非常态的政府干预。常态的政府干预和非常态的政府干预是政府干预的一次新综合。人们认为，政府对一些“大到不能倒”或“太关联不能倒”的银行和公司实行“国有化”的救助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决定的。那么，严重程度又如何度量呢？这可能本来就是一个相机抉择的问题。观察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在这场危机中的表现时，能看到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原则在微观干预中也得到了延续。

再次，以往的政府干预，其对象是商品市场，干预的目的是试图帮助商品市场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恢复均衡。财政政策的干预手段――政府投资和购买、减税、转移支付等――会直接影响商品市场的产出和需求，进而对恢复市场均衡起作用；货币政策的干预是通过货币市场进行的，即通过货币市场的利率或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影响商品市场的产出和需求，以恢复商品市场的均衡。

我们知道，资本市场并不存在商品市场意义上的出清问题，这是因为，资本市场产品的成本与收益受到风险、预期定价失灵的影响，是无法给出市场是否出清的标准的。然而，一旦风险过度、预期过高，就会出现这场金融危机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危机爆发前，在低利率等因素的推动下，美国有相当数量的家庭和企业，特别是投资银行，资产负债率（即杠杆率）高企，一旦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具体地说，就是出现了通货膨胀的征兆，央行开始提高利率，系统性金融风险形成，高负债率中所隐含的资产估值过高即泡沫顷刻破灭。这是一个由资产市场和资本市场过度需求而引发的，由繁荣迅速向衰退转化，导致商品市场不能出清，即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问题。

目前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由于资本市场是否出清没有一个或多个可供判断的宏观指标，因此也就无法给出预警的信号，政府宏观经济当局难以做出有针对性的应对。当资本市场一旦出现危机，即泡沫破灭时，社会直接面对的问题，就是资本市场上的大机构因不堪债务重负而面临破产，它们的破产将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政府则面临救也不是不救也不是的两难选择。而且，金融危机迅速影响实体经济，一方面导致实体经济的下滑或衰退，甚至陷入萧条；另一方面，使实体经济中业已存在的总量或结构问题变得更加严峻。此时，政府既要救实体经济，也要救虚拟经济，从而陷入被动的境地。

尽管以往也有因金融问题而引发的经济危机，但无论其规模和性质都与此次有很大不同。因此，以这次金融与经济危机为背景，研究政府对资本市场的有效干预，特别是与商品市场干预综合意义上的干预，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对资本市场的干预行为不同于监管行为，前者侧重从总量上预测和控制系统性风险，后者则从微观上防范和控制非系统性风险。

第四，通常所说的政府干预，都是指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干预。以往，中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时，欧美的经济学家会批评中国政府的某些调控措施不是宏观调控，而是微观调控，即对微观经济进行政府干预。这场金融危机后，我们看到了美国政府的微观干预，也就是上面所说的非常态的政府干预。哪个国家都会出现非常态，因此，尽管微观经济的政府干预弊端很多，要尽可能少用，但完全避免看来是不现实的。对于像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国家来说，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政府运用的行政手段都难免有微观干预之嫌，这有待通过深化改革才能逐步解决。

如果说反周期的政府干预是宏观干预的话，那么，相对于市场自由而言的政府干预也是微观干预。准确地说，相对于市场自由而言的政府干预，就是以克服市场失灵为己任的政府干预。这里，政府干预主要是做规制、监管，或者为主体间的博弈和市场运作设计一个机制，从广义上说，这些政府行为也是政府的公共服务。而且，如果从公共服务的角度来考虑和提供政府对市场失灵的规制、监管，以及设计机制，那么，在常态条件下，所谓微观经济的政府干预也就不存在了。

第五，仅仅限于经济学意义上讨论政府干预，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譬如，一旦经济进入下行通道，特别是当衰退甚至萧条出现时，政府干预的一个重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