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们面临比“大萧条”更大的挑战

这是一次严重的衰退，人们看到惊人的衰退。我认为在很多方面都是大衰退。同时，这次衰退比之前的都复杂，相对于1929年我们面临的是更加全球化的环境。

首先，复苏需要每个国家的努力，但每个国家都关注这场危机对自己国家的影响。为此，很多国家选择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的抬头会让世界经济更难恢复。其次，1929年“大萧条”时期银行还是传统模式，收钱放贷，而现在的银行是“赌场”，以至于设计的产品形式如此复杂，连他们自己都无法辨别。种种模式的复杂性使我们更难从这种困境中走出来。第三，这次经济萧条不仅仅是宏观层面的，也是微观层面上的。美国提高了现代农业的生产率，很少的人可以生产出许多人能够享用的农产品。在提高制造业和生产率上面美国也很成功，极少的人创造极大的财富，我们似乎可以享受这一切了，所以开始了过度消费。

在中国，类似的故事也正在发生，你们学习欧美，大力发展制造业，也提高了生产率。制造自动化带来新的恐慌，意味着将有更多的机器代替人力。经济结构重建的时候，人们从制造业，转向知识经济和服务业。

在美国，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解决了问题，我们创造了非常活跃的金融服务业，或者也可以说很活跃的“赌博业”。我们必须认识到，有一些东西错了。金融的目的是以外部资本来降低自身运作成本，对于经济发展而言，金融市场的作用本应是手段，而不应是目的。但是今天在美国，这似乎已经颠倒了。大量金融衍生产品制造的只不过是很多想象的、虚拟的财富。近些年，尤其在危机前，高达30%的利润属于金融业。一个行业不能以牺牲社会其他利润为代价，否则一定是有什么从根本上弄错了。

根据官方统计，美国失业率大概为8%，但如果包括兼职工作、志愿工作、残疾人工作等，失业率大概已高达20%，少数民族、女人和年轻黑人日子非常难过。我们的失业率也许不及80年前的那次萧条和衰退，但别忘了上次美国的经济衰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恢复。

很多人常常把今天美国金融和经济危机与30年代的大萧条相比。我的担心是，美国今天面临的问题比那时更具挑战。那时美国还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现在已是后工业化时代。问题是，随着IT泡沫的破灭和金融市场的倒塌，后工业时代效率增长的新的源泉是什么？那时，最终是二次大战把美国从大萧条中拉了出来。听听罗斯福总统当时的演讲――我们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在这些因素不在的前提下，往前看几年，美国经济的前景是什么?美国要回答的问题是，谁对目前巨大的损失负责，是纳税人还是华尔街？我认为，美国的经济将在相当时间里“呈很长的、深度的L”形态。

危机当前，我们还有两个棘手问题。首先，美国和中国等发布了刺激计划，但其他贫穷的国家不足以发布这样的刺激计划，而发展中国家经济不能恢复的话，全球经济同样受影响。第二个是贸易保护主义。去年11月的华盛顿峰会上，所有国家承诺不进行保护主义，但之后有17个国家开始了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美国也发布了购买美国货的条款。这种危机下的哲学使得全球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成了无辜的牺牲品。

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全球化相互关联，我们都知道在现实中从来就不存在没有政府的市场。提普・欧尼尔说，所有政府都是地方的。当前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保护主义抬头，出路是什么?全球经济和金融秩序的改革也意味着相互关联的各国形成一个统一的管理框架，需要一个全球性管理机构解决大部分问题。

现在全世界也都关心中国是否能保持GDP8%的增长，但我想要指出知识鸿沟的问题。指望一代之间填补这个鸿沟是不现实的，学习需要时间，科技需要时间。中国和印度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中国，供给大于需求，经济增长模式过度依赖出口，这个模式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非常困难，尤其是明年可能会更不景气。中国需要尽快重建经济结构，提高中国国内家庭的消费是关键，这当然涉及排除深层面制度的障碍，包括各利益阶层的代表性。至于中国经济刺激方案“保8”的目标，我认为这是有难度的，但是我们目光应更长一点，更值得关心的还是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走向。

本文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3月21日在2005委员会“中国、美国和世界经济”商界午餐会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