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中国经济学的重建与改革流派

中国理论经济学在具体演进中创新、改革与若干不良倾向是并存的。改革前的主要不良理论倾向在于模仿苏联经济学，改革后的主要不良倾向在于模仿西方经济学。重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以世界经济和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为大背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多类模式相对照，重点从中外社会主义经济的多种实践中实证地描述出经济事物变动的基本现象，科学地提炼和抽象出合乎经济事物本质的规律性范畴和原理。

1994年，我曾发表《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一文，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发育成熟，系统地科学反映这一经济实践变化的中国理论经济学，在20世纪末的反思与论争及方法论的变革后，必将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于21世纪初。近10年来，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讨论热烈而又深刻，表明中国理论经济学经过50年的多阶段的曲折发展，现在确实到了全面重建的新时期。

中国经济学理论模式的缺陷是什么？

新中国50多年，理论经济学总体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为源泉，取得了人类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的重大成果，并对高绩效的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体现出中华民族伟大的经济智慧，为全世界的经济学发展提供了具有“中国学派”色彩的系统经济理论。

然而，中国理论经济学在具体演进中创新、改革与若干不良倾向是并存的。改革前的主要不良理论倾向在于模仿苏联经济学，改革后的主要不良倾向在于模仿西方经济学。总体上，我对传统和现有的中国经济学理论模式缺陷作如下概括：

第一，在规范分析层面，单纯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和规律对比，缺乏研究深度。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受“苏联范式”的影响，在描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现象和本质时，往往运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简单对比来替代对其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分析比重较少，规范性分析掩饰经济活动中的某些内在矛盾。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行为的一些价值性判断立意不高，理论视野不宽，甚至过于武断。尽管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创阶段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但这毕竟是弊端之处。

第二，在实证描述层面，没有继承马克思经济学高度重视数学方法的优良传统，缺乏定量分析。凡是了解外国经济学说史的人都确认，与英国的斯密、李嘉图，法国的魁奈、西斯蒙第以及德国的李斯特等人相比，马克思是同时代经济学大师中运用定量分析最多和最好的典范。那种以为马克思经济学不重视定量研究的看法是一个误点，那种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大量采用数学方法来抨击马克思经济学，则属于一种无规则和反认识论的苛求。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在过去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的确没有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经济学的这一学术特色，没有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分析工具，不少经济范畴、经济规律、经济运行和经济行为的阐述毫无量的规定性。

第三，在政策研究层面，一味地“唯上”和“跟风”，并作辩护性的解释，缺乏反思意识。一国的经济政策同经济实态和价值判断是紧密相连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往往从不同的规范角度或实证角度推出相应的政策主张。问题在于，基于科学理论规范和实证描述之上的具体政策推导，同官僚主义的“唯意志论”的政策推行，有天壤之别。倘若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时时刻刻围绕主观多变的经济政策转，并以此来推导出实证性的结论和理论模型，那就会葬送这门学科。学界与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往往是有联系，又有差别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演变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第四，在学科重构层面，以所谓市场经济学取代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缺乏本质揭示。西方国家搞了数百年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并未出现市场经济学，尽管其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一直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分析背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是研究计划经济的，改革后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自然是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过，这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现实经济体制及相关内涵发生了变化，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理论经济学，而用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市场经济学这门具体学科，来替代作为各门具体经济学科理论基础和指导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笼统地以经济运行或资源配置的一般分析排斥特定经济关系的揭示，以经济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的一般分析排斥特定经济关系本质和根本经济制度的揭示，是不足取的。

第五，在方法变革层面，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理论，缺乏创新精神。改革陈旧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需要进行方法论的拓展，其中包括科学地借鉴国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模型。但现有的某些中国理论经济学作品“食洋不化”，以为西方经济学讲的观点都是真理，用的方法都是科学的，以致在分析方法、范畴体系和理论框架上作单纯的模仿，甚至认为只要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添加一些中国经济案例或实证资料，即为改革成功的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这种“短平快式改革”的思潮比较时髦，操作起来也省力，迎合了出书快和出名快的市场价值观。可是，这终究不是严谨的思想和学术创新。

重建中国经济学的思路是什么？

究竟应当怎样科学地重建中国理论经济学，也就是说，依据什么思想方法和理论原则来创新呢？我们主张，以中外经济实践为思想源泉，以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创的主要假设为基点，积极吸纳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成分，广泛借鉴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方法，构造既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范式，即新建在世界经济大环境中主要反映中国初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

（一）思想源泉：中外社会主义经济多种实践

经济实践是经济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经济学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的经济学理论永远是在经济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并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经济实践的内涵丰富多彩，并非单指一国一时一地的具体经济活动或实践。然而，人们在辨别某一经济理论的正确与否时，往往固执地引用某一时空范围内具体经济实践的案例来确立检验其真理性。局部的或短期的经济实践并不能全面检验某一经济学原理的正确性。从这个角度说，当代西方哲学中关于理论只能被“证伪”而不能被“证实”的认知方法有一定道理。即使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也只能不断地被部分证实下去，而不可能通过一次或若干次具体实践就得到全面和永远地证实。

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有效结合的重要命题为例。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都持否定意见，并援引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苏东国家改革后的蜕变和我国公有经济比重下降来佐证。其实，与西方私有产权学派张五常在此问题上混乱的逻辑相比，该学派的创始人科斯讲得比较客观，指出过去已有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验，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相结合，这一点目前不能证伪。观察中外现有市场经济实践的表象和本质，可以部分地得到实证的说明，即社会主义或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有效结合。

重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以世界经济和人类经济的发展历史为大背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多类模式相对照，重点从中外社会主义经济的多种实践中实证地描述出经济事物变动的基本现象，科学地提炼和抽象出合乎经济事物本质的规律性范畴和原理。尽管恩格斯揭示过不成熟的经济关系与不成熟的经济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某种前瞻研究。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及其体制的不断完善，正有赖于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变革与创新。即使是作为中国经济史的计划经济实践，也需要继续进行客观的实证分析和辩证的规范定性，以便成为新经济学的经济史基础。

（二）理论基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假设

在19和20世纪，社会主义的定义有100多种。其中有资产阶级右翼和左翼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社会主义、空想或批判的社会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既然要从根本上反映作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的工人阶级利益，那就必定要以马克思经济学为理论指南。如果对以往“左”的教条主义采取矫枉过正的学术态度，便容易形成一种善意的折中主义或保守的右倾思潮，以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只应进行“问题”的实证分析，而无须进行含有“主义”的价值判断，或者以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是普遍真理，只要

加点中国经济实例即为创新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

其实，每个经济学流派均或多或少地确立了特定“主义”的价值判断。斯密主义与李斯特主义，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等等，难道没有价值判断的“主义”之争？所以，症结不在于要不要“主义”一类的价值判断和思辨，而在于其客观性和科学性如何。

过去，由于人们强调马克思经济学的真理性和现实性，因而一律偏好使用“普遍原理”或“基本原理”之类的词汇，不愿或不敢退一步，把其某些经济思想同时也视为一种“理论假设”，似乎假设都是脱离实际的或无意义的空想和幻想，进而贬低了马克思经济学原理的重要性。出于同当代西方经济学对话或论战的需要，应当改变近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用语习惯，经常采用“理论假设”一词及其逻辑叙述方法。如同西方经济学同时把“生产三要素”、“私有高绩效”、“自私经济人”等说成是原理、公理和假设一样，我们也可以把“劳动二重性”、“公有高绩效”、“集体经济人”等说成是原理、公理和假设。在某一经济学理论假设算不算作公理的问题上，渗透着研究者主体的不同价值判断。基于不同的方法和立场，即使马克思主义者拿出再硬的实证史料和逻辑证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不一定承认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是正确的，但会确认其为理论假设，这有益于讨论的简化和深化。

此外，马克思经济学上某些被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经济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以及属于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或社会主义的理论分析，均必须在中外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进行检验及展开逻辑体系的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原理、公理或理论预见，不妨都可称之为理论假设。

简言之，采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劳动二重性”、“公有高绩效”和“集体经济人”（与西方经济学的“自私经济人”不同，“集体经济人”是利己与利他相结合的）等主要假设为理论基点，积极包容古今中外合理的经济思想，并由此构筑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新假设和新范式，便能实现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苏联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目标。

例如，从马克思经济学中概括出来的“公有高绩效”假设，是指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成员共同所有的公有制体系能达到社会绩效最大化。从邓小平经济理论中概括出来的“公有高绩效”假设，是指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能达到社会绩效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