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世界三大博弈与中国开放新局

世界变局：三大博弈

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把握横坐标和纵坐标。“横坐标”是指全球视野，“纵坐标”是指时代眼光。把握中国升级版的对外开放走势，首先要从世界大趋势说起。

我曾在《人本型结构论》一书中指出，当今世界有三大潮流：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化潮流、全球新技术革命潮流和人本主义发展潮流。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大潮流现在正面临着新的情况，出现了三大博弈。这将对中国下一步对外开放产生深刻的影响。

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后，明确声言他上任后将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表现之一就是将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欧洲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苗头，频繁采取反倾销等贸易限制措施。在人们看来，这股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逆全球化”的潮流。但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走势来看，我认为全球化的浪潮是不可阻遏的。

以2016年9月举行的G20杭州峰会为例，会议通过了未来“结构性改革的优先领域”相关文件，确定了G20国家九大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其中，第一条“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第六条“促进竞争并改善商业环境”，都意味着G20国家将融入全球化的潮流，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开展贸易活动，都明确传递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决心。

时移世易，原来曾经狂热鼓吹全球化的某些欧美国家，现在居然成了或即将成为反全球化的力量，而像中国这样过去实行计划经济对外封闭的国家，现在则成了全球化的积极推进者和倡导者。这实在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科技革命与“科技黑战”的博弈。科技革命里最突出、最令人激动的是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以及生物革命、新材料革命等。但是，伴随着信息革命也出现了“信息战”，其中包括若干信息黑战，像监听、黑客攻击、信息诈骗、信息封锁，及其导致的信息风险等。以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等为代表的生物工程革命，则使人产生对于基因变异的担忧。此外，新材料革命、人工智能革命等也会衍生出伦理风险。应正视科技革命浪潮所遇到的科技黑战的干扰、挑战和掣肘。

人本主义与“权贵加民粹”的博弈。人本主义是一种正潮流，但也受到两种倾向的干扰，一是权贵主义，二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当今一股世界性潮流）。我在《人本体制论》一书中曾言：我主张的“人本”，上对“权贵”，下对“民粹”。无论是“权贵”还是“民粹”，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都是不利的。而且，两者互为依存、恶性互动。上面越“权贵”，社会越“民粹”；社会越“民粹”，上面越“权贵”。既要反“权贵”又要防“民粹”，现在我们面临的世界很复杂。

“一带一路”：率先推进六条线路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这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战略，是一个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潮流的战略，也是一个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大战略，不能将它狭隘地理解为“中国区域发展战略”。

现在有些论者对“一带一路”的解释可能有偏颇。我曾强调“四个不只”：第一，从历史渊源来说，“一带一路”不只是中国人的创造，而是亚欧人民共同的创造；第二，从路线来说，“一带一路”不只是一条线，而是通往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多条线；第三，从目的地来说，不光是亚洲，还到达非洲、欧洲、澳洲等；第四，从活动内容来说，不只是贸易，而且包括人文社会的交流。总之，它不是中国一国的独唱，而是六七十个国家乃至更多国家的大合唱。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

那么，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应从哪里起步？该如何进行呢？我认为，中国与这么多国家合作，不宜不分主次，而应该突出重点、梯次展开、扎扎实实地循序渐进。为此，我在实际调研基础上逐步形成“六条线路”的构思。前四条已经启动，后两条正在酝酿启动。

第一条线是实施“一带一路”的战略起步点――中巴经济走廊。2015年4月，我曾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蓝迪国际智库项目，应邀主持讨论瓜达尔港专题，形成的突出印象有三：第一，巴基斯坦与中国的“铁关系”。开启“一带一路”战略当然要找关系好的。第二，建好中巴走廊，打造从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到中国新疆喀什的新通道，将大大缩短中东原油的运输距离，降低运输风险，从而带动新疆和内地的经济发展。第三，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通向印度洋、阿拉伯海的必经之路，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第二条线是中国和伊朗的经济合作。中国与古波斯商人往来历史悠久。现在的伊朗能源丰富，国民教育水平也高。前些年，伊朗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发展缓慢。如今，美国已经对伊朗解禁，这里蕴藏着巨大的市场，中国可以抢占先机。

第三条线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五国的合作。中亚五国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重要的合作伙伴，“一带”的命题就是在哈萨克斯坦提出的。2016年8月，我在新疆主持“中国与中亚五国基础建设分论坛”讨论时深切体会到，强调中亚五国在“一带一路”中的重要地位，不仅因中亚地区地处古丝绸之路沿线，占有重要的战略位置，而且还在于中亚国家蕴藏的巨大商机，尤其在基础设施的建设及能源开发等方面。同时，通过与中亚国家的合作还可以加强与俄罗斯等上合组织国家的联系。

第四条线是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合作。印度尼西亚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地。前不久，我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印尼朋友较深入地讨论了“海丝”的问题。印尼人口众多（2.5亿，世界排名第四），经济体量大（世界第16大经济体），领土广阔（有1.7万个岛屿），战略地位重要（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经济增长势头也不错（近十年年均增长5%），但现在缺少资金和基础设施，经济结构比较单一，与我国具有互补性。因此我建议把它放在“海丝”的首位。

最后还有两条线，分别是向南、向北实施“一带一路”。一条是中缅印孟经济走廊，由缅甸经孟加拉到达印度。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印度是当前亚洲增长抢眼的国家之一，近年经济增长率在7.5%左右。另一条是中国与俄罗斯、蒙古的合作。我曾到海参崴做过实地了解，发现俄罗斯在欧盟挤压下有“经济东移”的迹象。应该想办法把中国的“一带一路”和蒙古的“草原之路”、俄罗斯的“欧亚之路”对接起来。

这么多国家，这么多条线路，彼此合作干什么？现在看，主要有五个合作领域。

一是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领域的互联互通。依我看，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二是投资贸易，包括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等。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三是金融领域的互联互通。这本来也属于投资问题，但因其有独特性，故特别列出。这里重点是在沿线国家建立银行分支机构，合资办股票交易所、保险公司等。四是产业合作。如油气、金属矿产等能源资源勘探开发，装备制造业，海洋工程和海上旅游等领域的合作。这是中国与他国相互投资的延伸。五是生态环境合作。各国应该在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加强合作，维护“环境人权”，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自由贸易区：扩大国际合作，以开放倒逼国内改革

“自由贸易区”这个命题涵盖的内容很多。这里笔者按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分别分析。

国际自由贸易区的创建

从国际来看，现在比较突出的是，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FTAAP）。前者强调东盟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的中心作用，在现有东盟“10+1”协议的基础上，立足于东盟与中、日、韩、印、澳、新的自贸协定，进行更广、更深的经济一体化。后者主要是APEC成员参与的，此次《亚太自贸区利马宣言》就提出了一系列关于FTAAP的重要共识。这两个“P”，中国都在积极参与并推动中。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不同范围的自由贸易区，已经或正在酝酿建立。

国内自由贸易区的创建

从国内看，自2013年中国最高决策层决定在上海成立第一家自由贸易区以来，迄今已经建立或批准了11个自由贸易区，这些自由贸易区并非地方的，而是国家的。目前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区域都有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这代表着自由贸易区建设进入了由点到片的发展阶段，估计这种局面会稳定一段时期。

请注意，“自由贸易区”并非社会上误解的“自由贸易园区”。中央领导特意圈掉“园”字，为的是与国际接轨，应该说寓意深刻，涉及国家设立这11个自由贸易区的战略考虑。我认为，除了一般的贸易、投资、金融这些开放的功能以外，应该是意在通过自贸区的创新倒逼国内的体制改革。

中国的体制改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内生性的，像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老百姓基于自身改革的内在冲动发起的；另一种是外生性的，是以外力倒逼改革。我认为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就属于后者。

那么，要倒逼什么改革呢？

第一，政府自身体制改革。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过多采取行政许可、审批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政府权力的任性以及与市场的边界不清。如何使政府有权而不任性？就要推进权力系统内部的结构性改革。官和商要分开，不能搞官商勾结，不能搞腐败。通过自贸区的创建，就可尝试按照新的规则遵循“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同时暂停实施某些法律法规），推动政府由管制型向中立型和服务型转变。

第二，国有企业公平竞争问题。设立自贸区，首先就要为区内所有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现实是，国有企业确有某种特殊待遇，同时，非国有企业特别是非公有企业遭到某种歧视。令人欣慰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2016年11月27日公布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强调要以公平为核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从主体来讲，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都要得到平等保护。而设立自贸区将进一步推动意见的实施，倒逼国有企业改革。

第三，国内服务业开放问题。与国有企业公平竞争相联系，从更大的范围来说，下一步应加快推进国内服务业特别是垄断性行业的开放。前些年，我们开放的重点在工业领域，服务业的很多领域尚未开放，特别是一些垄断性的行业开放度不够，如电信、交通等。在这些领域，民营资本投资比重很低，有的行业微乎其微。这应该作为下一步开放的重点。

除了垄断性领域外，还有一些竞争性服务业也要开放，比如大健康产业。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必须以健康作为重要选择。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促进以中医药为代表的健康产业的对外开放。除此之外，文化产业、教育培训产业等也应进一步开放。

第四，社会体制改革问题。随着自贸区新规则的建立，以保障劳工权益为标志的公民权利问题将会进一步落实，这就要求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包括培育和创新社会组织、推进社区自治、建立公民利益表达协调机制、用对话代替对抗等。

第五，生态环境体制改革问题。自贸区新规则对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比较严峻。有鉴于此，应从建立资源环境产权制度入手，实现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真正做到生态文明、“天人合一”。

此外，还有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自贸区新规则对此要求也非常严格。

关于开放新局的两个深层次问题

关于争取在全球治理中更多话语权问题。如果说，前些年的开放重在发展一般层面的开放型经济，那么，未来的开放则要“争取在全球治理中更多话语权”。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要树立一种战略新思维。要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关于在开放中促进文明包容和交融问题。在下一步开放新局中，应特别重视开放中的文明包容问题。我在《包容性改革论》一书中，曾论证过“文明多元观”：第一步应寻求不同文明之间的包容，第二步再设法寻求不同文明的交融。当然，在这个交融过程中难免有博弈。在世界新变局下，能否由文明隔阂走向多元基础上的文明交融，避免文明的剧烈冲突和碰撞，这是需要深入探讨的新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