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木昌彦：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比较经济学观察

人均GDP增长的供给来源：初步的比较统计分析

首先来做个简化计算，把人均GDP增长率分解为不同的供给来源。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增长可能性的公共政策讨论往往集中在短期的需求因素上：出口、投资以及公共和私人消费――俗称的“三驾马车”。然而对长期增长潜力的评估却离不开供给方面的因素。中国在2008―2012年的年均8.62%的人均GDP增长率可以分解为如下几个来源：

• 工作年龄段（15―64岁）人群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增加，也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对人均GDP增速的贡献约为0.46%；

• 工作年龄段人群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主要是因为学校教育增加），给人均GDP增速带来的负面影响约为-0.57%；

• 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A部门）向高生产率的城市部门（U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即所谓的库兹涅茨效应，贡献值约为3.11%；

• 城市部门的员工的人均生产率提高，贡献值约为5.46%。

为了从历史和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成绩，图1展示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在过去半个世纪的人均GDP增长轨迹及其供给源头分解结果（借助各个国家的官方数据）。对三国的柱状分解图进行对比，我们能立刻得出如下几个印象：

（1）库兹涅茨效应是三个国家高增长时期普遍发生的现象，日本（1955―1970年），韩国（1970―1990年），中国（1982―1987年，2000―2012年）。

（2） 在三个国家的高增长时期，人口红利也普遍存在。不过这个效应在逐渐减弱，日本在1990年后甚至最终出现负效应。

（3）工作年龄段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变化对人均收入增速可以产生不容忽视的正面或负面影响，取决于下面将讨论的若干社会因素。

（4）由于库兹涅茨效应和人口红利的减弱趋势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历程，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的可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将主要依赖城市部门的人均生产率的继续提高，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哪些供给因素决定着经济新常态的特征？

图1所包含的是从国别比较和历史背景得出的信息，下面我们再来分析各种供给因素对新常态面临的发展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

来源：根据官方的部门就业和产值数据，以及注释中解释的人口数据进行测算。两次大战间隔期的人均GDP数据估算来自：

 • 日本(1911―1940): K. Ohkawa and H. Rosovsky(1973), Japanese Economic Growth: Trend Acceler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韩国(1911―1940): M.S. Cha and N. N. Kim (2012),"Korea's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19111940", Extrapolation in Economic History, 49.

 • 中国(1914/18―1931/36): T. G. Rawski(1989),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有趣的是，罗斯基（Rawski）的研究和近期的其他研究认为中国在两次大战间隔期实现了人均GDP正增长，不同于经常被引用的麦迪森所做的零增长估计。

1.库兹涅茨效应能否继续发挥作用？

历史上的第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哈佛大学的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z）观察到，农业部门在产值和就业比重中的长期下降是“经济增长的数量特征”。这一实证研究结论背后，是他对当时还极为缺乏的历史和国际比较数据的艰苦的收集分析工作。根据他的发现，法国用了60年时间（1880―1950年）才使农业就业比重下降了19个百分点（从52%到33%），德国用51年（1882―1933年）下降了13个百分点（从42%到29%），美国用40年（1870―1910年）下降了19个百分点（从50%到31%），等等。除19世纪早期引领工业革命的英国外，农业就业人口比重的减少过程都是相当缓慢而长期的。相反，图2表明，东亚各经济体的这一过程被压缩到更短时期完成。中国沿海仅用了20年（1990―2010年）就下降了近28个百分点（从50.0%到23%），内陆也下降了25个百分点（从68%到43%）。1990年，制造业的人均产值比农业部门高出4.0倍，2008年高出5.1倍。因此，大规模和快速的库兹涅茨效应成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的极为显著的促进因素。

从图2中还能得到一个有趣的对比结论，可能与预测中国未来的增长轨迹有关。日本和韩国的农业部门就业比重分别在1970年和1990年下降至约20%，同高增长时期结束的时点基本吻合。在20%的分界线之后，两个国家的农业部门就业比重的下降变得相当缓慢，主要是通过农村家庭的子女上学而进入城市部门。两国的农业都主要依靠人数逐渐减少的老一代人来维持，由政府的产品价格补贴政策提供保护。

图2  中日韩三国的库茨涅茨效应的历程

资料来源：利用官方对部门就业和产值的省级数据，沿海省份（C-C）包括：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内陆省份（C-I）包括：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划分办法是根据各省人均产值与农业就业比重的相关性分析而内生决定。内蒙古属于例外，不属于任何一个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它是资源大省。2010年后各省的就业数据目前尚未公布。产值数据根据IMF的购买力平价转换比折算为2000年美元。

由于中国沿海地区的农业部门就业比重目前可能已达到20%的临界点，内陆也处于逼近过程中，新常态下的库兹涅茨效应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社科院的研究者利用官方的2009年居民调查数据测算出，当时仍在农业部门就业的农村居民人数约为2.11亿，而离开农村、在城市部门就业的人数约为1.86亿。中国政府在2014年确立了一项重要政策，计划到2020年再从农村转移出1亿就业人口并帮助他们在城市安家。然而2009年调查发现，仍在农村工作的人口中约70%的年龄已达到或超过40岁。此后数年，肯定又有大量年轻人离开农村，留下的人的整体年龄更为老化。所以为实现上述的宏大政策目标，有两个议题亟待重视。

第一个议题是，年龄偏大的那些劳动力的技能是否在农村之外有合适的就业出路。社科院的研究者认为有此可能，因为城市就业环境需要高技能与低技能工作的互补。第二个议题是，年龄偏大的这些人是否有搬离农村的激励？我听说存在40岁以上的农村移民返回户口原籍的U型回归现象。假如这的确是个不容忽视的普遍情况，背后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这些年龄偏大的人群对社会保障以及子女上学负担的忧虑在增加；另一方面他们在农村的土地权利可能有所升值，能部分缓解上述忧虑。U型回归现象本身可能有双重影响，对城市部门的库兹涅茨效应产生消极作用，但返乡农民已掌握的城市部门生产技能可以扩散到农村及其附近区域，是种反向的库兹涅茨效应。为把两个方向的劳动力流动的潜在好处都发掘出来，就必须从法律和行政上去除现有户籍制度对社会保障、入学招生以及农村土地权利的制约。社科院的研究者测算，由此带来的“改革红利”可能给2015年的GDP增速贡献2.03个百分点，此后逐渐下降到2020年的1.61个百分点（由于人口老化，人均GDP的增速可能更低）。如果政策目标实现，这个效应最后也将基本消失。他们的上述测算低于我估计的2008―2012年的库兹涅茨效应（3.11%）。所以无论如何，库兹涅茨效应在2020年之后的中国都将变得微乎其微，就像目前的日本和韩国，特别是如果到时候已引入了能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农村土地改革。库兹涅茨效应是欠发达经济体在增长阶段的独特现象，无须为其最终消失而惋惜。

2.从人口红利到后人口转型

图1显示了人口红利的重要影响，其定义是工作年龄段（15―64岁）人群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增加给人均GDP增速的提升，分别针对日本（1955―1970年）、韩国（1970―1990年）和中国（1982年至今）的高增长时期。这些现象的出现，分别是由于各国在“二战”、朝鲜战争和大跃进灾难之后的生育率高峰以及婴儿死亡率下降所致。先不考虑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引入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日本和韩国的人口红利下降又是出于何种原因？随着这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可持续增长的前景开始更多地取决于劳动力质量的提高，而非数量的增加。然而，人力资本价值的提升同时意味着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包括学校教育、家长的时间和精力以及其他培训等。结果自然导致生育的子女数量减少，这个现象被人口学家和统一增长理论（unified growth theory）称为人口转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此外，随着生产、生活以及医学的进步，相对于新生儿的数量来说，曾经带来人口红利的那代人的长寿会最终导致人口红利减少，甚至造成负面影响。这个新的趋势如今被某些学者称为第二次人口转型或者后人口转型（post-demographic transition），在东亚地区变得尤其突出。

再请看图3，纵轴上的年份位置根据每个国家进行了调整，使各国的工作年龄段人群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高峰重合（日本是1990年，中国是2012年，韩国是2015年）。在此时点后，人口红利将加速衰减。尽管存在时滞，三个国家在这方面还是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不过也有点值得注意的差别。中国在高增长时期之前有着更高的生育率，在随后的时期至今有更高的人口红利，在未来的短期内受负面影响的进程也较慢。然而联合国在2012年开展的预测所采用的总生育率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