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中国模式的利弊及前途

中国经历的巨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如何看待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形成的政治体制与发展模式？它是从何演变来的？用什么政治学理论来解释这种体制与结构？它的优势与弱势何在？它在未来将面临什么挑战？什么样的新权威主义体制才是具有可持续性并能成功地向新文明推进的良制?本文从新权威主义这一理论角度，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及发展中的相关问题尝试提出一种宏观的解释框架。

一、中国百年变革述略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国运急转直下，震荡起伏了一百多年，到邓小平主政的1978年，中国的命运才真正向好。从1840年到1978年，共计139年，中国人在漫漫路途中，终于求索出了自己的发展之道。为了文辞的简便，本文把这139年约称为百年。从1978年至今，几乎过了40年，中国这一时期的变革仍是小平路线的赓续，所以，我们把这40年与前面的139年合在一块儿讨论。我们把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以每十年为单位，作一个概览。

从1840年到1850年的第一个十年里，发生了鸦片战争。对于一个长期闭关自守的农业专制帝国来说，中国内部很难产生工业化现代化的经济推动力，无法完全靠自身的力量演化出先进的新文明。鸦片战争可以看作中国现代化起步的外推力，然而这个开局不好。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被迫割地赔款的中国人深怀受欺侮的悲情与屈辱感，群体性的排外心态变本加厉，阻碍了因势利导的变革起步，中国人在此后20年其实并没有醒过来。

从1850年到1860年的十年里，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带来巨大的灾难性破坏。根据清朝户部战后人口统计，中国人口比战前减少数千万。在这十年里，中西文明进入更激烈的冲突碰撞时期。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的国难进一步加深。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使中国士绅官僚与百姓对西方文明的逆反心理变本加厉，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对洋务运动与外来文明的基本态度。

从1860年到1890年的30年，或许可以说是近代史上相对平静的时期。太平天国战争后，中国进入同治光绪中兴时代，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三大条约的签订，让西方人觉得中国基本上接受了西方的国际秩序，于是美英法等国开始对中国采取“合作政策”，支持中国对外开放，这本是一个现代化的新契机。中国也试图小心翼翼地推行洋务自强运动。中国国运似乎有了新的转机。然而，在对外关系上，士绅官僚中大言高论的清流保守派占据了舆论制高点，天津教案表明，清流党保守势力进一步构成了对步履维艰的洋务运动的压抑态势。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使中国失去南方屏障的中法战争，在1886年到1879年的光绪二年到五年之间，中国国内又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大旱灾，按照外国传教士李提摩泰的统计，灾荒面积遍及清朝一半以上的省，死亡人口近两千万人，相当于当时整个欧洲的人口。这种社会生态的脆弱，也预兆着即将到来的民族大灾难，传统体制生命力的脆弱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

19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进入近代历史上最为屈辱的、国运最坏的时期。甲午海战可以说是洋务运动的滑铁卢。从1894甲午战争到1900年八国联军战争短短六年多的时间里，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其对外战争赔款合计接近7亿两白银。19世纪末的西方列强在《马关条约》的刺激下，也改变了对中国原先的“合作政策”，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

从1900年到1910年，庚子劫难之后的清王朝统治者终于大彻大悟，开始一场颇为认真的“辛丑变法”。这场晚清新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各个方面，但为时已晚。随着慈禧与光绪于1908年逝世，新的满清统治者平庸无能，青黄不接，他们在亿万汉人的汪洋大海中已经丧失统治的自信。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此时的清王朝如同朽木粪墙，一推就倒，这场世界史上或许可以说牺牲人数最少、最为轻易取得成功的民族主义革命，虽然结束了二千年帝制，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个极端缺乏组织力与执行力的仿效西方的议会民主制的弱势政权，民国中央政府连地方的税款都收不上来，弱到这个国家的公务员的薪水都发不出的地步，更无法开展现代化运动。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南方国民党针对北方政敌袁世凯而因人设法的“临时约法”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内阁制无法合理运行，又引发各派之间严重的分歧与纷争，内阁危机与党争、政潮不断，从此，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陷入了弱国家的陷阱难以自拔。

袁世凯在1914年作为军事强人来收拾残局。这位军事强人在平定局势以后，致力于发展实业，引入外国教育，公布商法，开始几年似乎风调雨顺，经济发展也甚为可观，中国似乎进入了一种威权体制下的现代化路径。然而，作为北洋系军人结合成的朋党型政权，袁世凯威权政治素质低下，无法实现全国统一。且好景不长，日本咄咄逼人地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此后不久，袁世凯居然异想天开地搞帝制运动，迅速失去了统治合法性，被迫退位之后因病逝世，不久内战爆发，中国从此就陷入了兵荒马乱的北洋军阀时期。各派军政势力从1917年打到1928年，南北军阀势力多次尝试走袁世凯式的强人政治之路，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南北分裂，南方与北方各省内部也分裂，全国陷入了碎片化状态。

到了1928年以后，国民党终于统一了中国，开始了十年的建设，从1928年到1937年，历史上称之为国民党的“黄金十年”。然而1931年出现“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全境。几年以后，1937年又是“卢沟桥事变”，中国不得不在国力不足、没有做好最低限度战争准备的情况下，匆匆进入八年抗战，与强大的敌人展开力量悬殊的战争。1944年，日本人的军队已经打到离重庆不远的地方，退处云贵穷乡僻壤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弱到难以动员兵力投入持续战争的地步。国民政府动员能力之滑坡，与这个政权现代化程度不足有关，到了战争后期，国民党这个脆弱政权几乎被中日战争拖垮了。

抗战刚取得胜利，和平建国的可能性由于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而消逝，中国进入国共内战时期。到了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创了中华民族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然而，接下来是一打就是三年的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结束，冷战时代又开始了。虽然建国后我们在实现工业化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受到“穷过渡”与“超阶段论”思想的影响，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道路不得不放弃，1956年发展高级社，1957年搞“反右斗争”，1958年搞“人民公社”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接下来是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灾荒，导致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1966经济形势刚有所恢复，就发生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民族大灾难是众所周知的，国民经济陷入了崩溃的边缘。在贵州有些地区，两个强劳动力一天的工分值，还不如老母鸡生的一个蛋值钱。最困难的地区，有些农村的成人衣不蔽体。泱泱文明古国在鸦片战争140年后，中国国民生活水平只相当于非洲最落后的国家的水平。这是中国国运艰难曲折的明证。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按照邓小平的提议，会议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中国历史从此迎来了新的起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要求激进改革和反对改革的两种声音都出现了。有人要求全盘西化，有人则声称“多一分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再次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特别强调“十三大报告一字不改”，提出了“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通过拨乱反正，超越左右两极势力，奠定了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基础。此后，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20年，就是中国在新权威主义体制下大展宏图的20年。

江朱体制的十年，沿着小平路线继续前进，中国政府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转型。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十多年里，执政党做成了三件大事情：分税制、国营企业转制、加入WTO，让中国经济焕发出空前活力。胡温治国的十年，即2002年到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在全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中国经济真正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二、中国新权威主义发展模式的形成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体制是“共产党领导”加“市场经济”两个因素相结合，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两点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从发展政治学的角度来说，一个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的体制，只要坚持这个“两点论”，在逻辑上与实践中就自然而然地展示为一种新权威主义（New authoritarianism）的现代化路径。共产党领导加市场经济的中国模式，实际上就起到后发展国家中的新权威主义。它是从鸦片战争以来的140多年中，数代中国人集体经验的结晶，经过了多次政治选择。

清王朝的开明专制失败后，以孙中山、宋教仁为代表的议会制由于权力分散，与现代化初期所要求的权力集中南辕北辙。政权移位到了军事强人袁世凯身上。袁世凯本人的权力欲与低素质注定这一政权终将陷入权力私人化、朋党政治与“苏丹化”。到了1928年，国民党北伐成功，蒋介石建立起党国一体的权威政治，可以说这又是一次新权威主义的历史选择，国民党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威权体制，从组织聚合力、意识形态聚合力、政党动员力与政府执行能力上，比袁世凯松弛的军事强人体制要强一些。但是，连年的战争将这个政府拖垮了。抗日战争胜利时，这个政权气息奄奄，在抗战后期已经无法控制其自身的腐败，最终失去人心，在全国内战中失去政权。

1949年，中共建政。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的磨炼，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与内部聚合力达到百年来前所未有的地步，如果它尊重文化与社会经济多元，拒绝政治浪漫主义的诱惑，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经济，无疑会形成一种令世界各国羡慕的新权威主义发展模式，中国就有可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走上现代化的坦途。但是，左的思想干扰与左的信仰力膨胀，使中国失去了通过新权威主义迈向现代化的大好时机。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种尊重多元又具有强大社会整合能力的新权威主义体制，才得以在中国逐渐形成。

中国大转型的契机，首先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极左灾难之后，常识理性在中国人心中普遍觉醒。历史的钟摆效应使新的价值趋势出现了――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为此而务实地反思文革的灾难，寻找新的道路――凝成了一种新的以务实的常识理性为基础的社会共识。

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这样的饱经风霜的元老派重新回到了政治中心，并成了改革家。他从长期束缚人们的教条信仰中超越了出来，并深深感到，中国再也不能置身于整个世界潮流之外。邓小平的常识理性让他摆脱了意识形态教条的束缚。他认为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拿来用。对文化大革命中“大民主”的深刻记忆，又令他十分警惕重蹈街头民粹政治的覆辙，意识到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仿效实行西式民主，必将影响政治稳定，并最终因街头广场运动的无序化而导致改革失败。这就是他必然选择“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大方向相结合的根本原因。

邓小平改革始终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来防止左或右的教条信仰来干扰改革的大方向。他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就是用经验与试错的方式来应对复杂环境以及来自左和右两方面的政治挑战，激进的自由派和保守的左派整体上被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