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伟：关于通胀原因的误判和对策的纠偏

近来，关于我国通胀的原因和对策引起不同见解，无疑也影响到政策层面，而实际上，当前的局势是危机与机遇同在，需要决策者以极大的魄力实施强有力的对策。无为和失误都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一、必须透过货币现象看到实体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关于通胀对策，人们都引用货币主义学派的观点，坚信通胀是货币现象，而解决的办法就是紧缩货币；其实，通胀是货币原因，正如有些人说的从理论抽象看很简单，教科书上就这么说。但实体经济运动是错综复杂的，而货币运动本身就是实体经济的反映。货币发行多少，终究还要取决于实体经济的供求关系。说得更深一点，虽然研究可以区分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人的主观因素、价值观念等不可能不影响到经济行为。经济系统本身就是一个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系统，其中很多范畴并不像物理、数学等精确科学那样稳定，很多经济学范畴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内涵和外延都会变化的。例如，人的消费心理影响在预算约束下传递到需求和价格，和货币发行对需求和价格的影响，并不是一一对应的。

例如，微观经济学有所谓马歇尔需求和希克斯需求之分，前者是在预算约束下，即追求消费者效用最大化，而后者却是在效用既定条件下支出最小化。两者实际上是对偶的关系，但却是从不同角度看问题，起作用的条件和范围也是不同的。按马斯洛的说法，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不同层次需求有不同的特点。简单地说，满足生存需求和满足发展的需求很不一样。

人们对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需求是刚性的，收入弹性较低。随着收入增长，收入中用于食品等支出部分绝对量较为稳定，但比重降低，因此，恩格尔系数降低。中国刚刚达到小康水平，刚刚解决居民温饱问题，居民收入增长和收入中用于食品等部分的消费支出不会同步增长，有些吉芬产品还会随收入增加而减少，例如粗粮等。因此，从宏观上看，流动性的增长，货币超发并不会导致对食品等需求的同步增长，也就是说，食品等价格也不会同步增长。

然而反过来，如果食品等农产品生产所需的生产要素价格提高，如农民收入、农业生产资料、土地价格、燃料价格上升等，将会直接引起食品等农产品价格上涨，否则农民就不会亏本生产，不会亏本种粮食、蔬菜、养猪。显然，这些商品涨价不是因为货币多了，而是因为成本上升了，而它的涨价必然带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全面涨价，由此，也迫使货币发行增加。

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这次通胀主要领涨的是农产品，如猪肉、粮油、蔬菜等食品价格、能源价格，还有劳动力价格上涨等。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资料，2011年7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6.5%。食品价格上涨14.8%，非食品价格上涨2.9%；消费品价格上涨7.6%，服务项目价格上涨3.7%。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14.8%，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4.38个百分点。其中，粮食价格上涨12.4%，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0.34个百分点；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33.6%，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2.08个百分点（猪肉价格上涨56.7%，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1.46个百分点）；蛋价格上涨19.7%，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0.15个百分点；水产品价格上涨15.0%，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0.34个百分点；鲜菜价格上涨7.6%，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0.19个百分点；鲜果价格上涨4.9%，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0.09个百分点。

从这些事实看，这显然是以食品为主的农产品价格上涨推动的成本推动型通胀。严格地说，这也不能简单地说是货币现象，而宁可说是实体经济本身要求的价格体系调整，货币超发只是一种表现而已。

进一步追索原因，就可以发现：这是长年偏重于工业化，而忽视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结果。货币超发等原因是形式层面上的、次要的因素，这从今年的M2增速一直在下降，而CPI却连续上升就可以看到。深层次的原因是结构失衡，扭曲了价格体系，长期因素通过短期货币因素起作用。

前段一直采取紧缩货币政策，自2010年10月以来，央行已4次升息，12次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而通胀势头不减。从3~6月份CPI分别为5.4%，5.3%，5.5%，6.4%，7月份达6.5%，创下36个月以来的新高点。在通胀升温的同时，经济下滑已经出现：4~6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52.9、52.0、50.9，7月PMI跌至50.7，为29个月以来的最低位。上半年GDP同比增长9.6%，二季度为9.5%，较前两个季度放缓。同时，出口增速连续四个月下降，进口增速也创下20个月新低。滞胀局面已现。

有一种盲目乐观的观点正在起作用：认为食品领涨是周期性的，很快就会过去，只要突击抓抓食品生产、控制价格等，就会解决问题。这是短视的、治标不治本的政策。从短期看，农业生产确实具有周期性，但现在的问题是结构失衡的问题，是农业滞后于工业化导致拐点出现的时期。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到2010年，我国GDP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一直呈下降趋势。正是内需和消费不振使得我国过分依赖外部市场，大量低端出口换回巨额外储，通过"强制结汇"，导致人民币投放量增加，带来基础货币增长。这种表面上的"外储通胀论"，实质反映的同样是国内经济结构失衡。

为什么？中国现阶段结构失衡的最主要特点是投资远超过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结构调整的重要指标就是要从投资拉动，转变为消费推动。这就需要居民收入增长，国民手中有了钱，才能推动消费增长，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然而一个很明显的令人担忧的逆向现象，就是中国恩格尔系数的重新上升。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划分：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在50%~59%为温饱，在40%~49%为小康，在30%~39%为富裕。美国目前的恩格尔系数平均为16.45%，日本为24.12%。中国城镇居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在2000年下降到40%，2001年降到了37.9%，进入富裕水平。但从2002~2009年，下降幅度开始减少，每年基本维持在37%左右。进入2010年，又重新上升到39.76%，接近40%，重回小康水平。

中国的储蓄率看起来很高，但一方面其中属于国民的储蓄比重并不高，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07年我国企业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0年前的12%上升到23%，而家庭储蓄所占比重却一直徘徊在20%左右；另一方面，由于医疗及社会保障不健全，迫使居民节衣缩食地储蓄，从而抑制了消费。

更令人担忧的是两极分化严重，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这也促使消费倾向难以提高。全国总工会2010年4月的调研表明，从1997~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多在50%以上）。社会贫富差距趋大，为亚洲第一，全球前25位。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超过0.4，该国可能发生动乱，而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5。

二、不要以"中等收入陷阱"作茧自缚

现在很时髦的"中等收入陷阱"，是生搬硬套的典型结果。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5000~15000美元时，GDP增长减速，经济发展失去动力，进入低增长的轨道。但为什么会是这样？条件、原因是什么，都没有深入研究，以陷阱说明陷阱，很不科学。现在有一些人做研究就是满足于描述性的，浮光掠影，举出几点现象，就造个名词，至于前因后果，不知道。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一例。看看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史，他们从传统农业社会，经过中等收入水平，最后转型成为高收入的现代化国家，就没有出现"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确实是一个陷入"低收入陷阱"停滞不前的传统农业社会，至少近代以来一度出现的工业化苗头都被所谓"低收入陷阱"窒息。就在西方工业革命时期，近代中国经历了近两百年的停滞不前。我在1990年代提出的"大国封闭模型"（《管理世界》1999年）已经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市场经济发展是市场导向，没有市场，哪来的市场经济？而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有巨大的市场。但同样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又是世界市场价格影响者。因此，中国的发展不可避免会引起国际市场的反应，而且这种反应通常不是促进的，而是"逆反性"反应，例如，现在欧美国家对中国出口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由于中国工业化迅速推进，大量社会资源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使得农业萎缩，剩余劳动力增加，这些剩余劳动对劳动力价格上涨是一个抑制的因素，而劳动力价格低廉就是消费不足的直接原因。再加上海外市场相对于中国巨大产出也是狭小的。因此，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相对于内需外需的不足必然出现传统工业部门产能过剩和农业相对萎缩。这些因素必将引起贸易条件逆转，进而造成"逆工业化"现象，即社会资源重新回流农业。中国近代经常出现的工商业资本回流土地投资就是证明。

中国从1840年以来多次出现这种局面，晚清和民国时期农村状况恶化导致农民革命，即源于此。为解决这些问题，在没有新的生产技术和经济组织形式出现之前，社会只能被迫以回复小农经济的土地改革作为安定农村的权宜方法。因为，对于经济转型的动荡来说，舒尔茨"低水平的帕累托均衡"反倒是维稳的有效手段。所谓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即长期停滞不前或循环于农业社会的秘密，就在于此。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最终还是回到旧有土地制度，毛泽东的土地革命，刘少奇的三自一包，邓小平的农村承包的实质都在于此。相反，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和蒋经国在台湾的成功也在于此。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的工业化很快被国内外需求不足所窒息，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却遇到一个天赐历史机遇，这就是欧美国家已经越过工业化，而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其传统制造业大量外移，这就使得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市场，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靠低端产业出口缓解国内市场不足的条件，显然也就是给中国提供了三十多年外向型增长的机遇。然而，这个机遇持续了三十多年，目前已经因人口众多而规模巨大的出口，遭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抵制。因此，与历史上多次引发内乱的内需不足导致工业化转向的本质上同一的矛盾再次出现，而传统农业一方面由于资源流失、绝对不足而滞后于工业化需要；另一方面因农业现代化不发展而相对不足以支持工业化进程。中国的内需却还是由于居民可支配收入低、社会保障不健全而难以提高。

因此，当前农产品价格上涨，在一定意义上，是呼吁工业化反哺农业的信号，既有积极的结构调整意义，但也是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这本来需要政策因势利导，即通过逐步走高的农产品价格，改变二元结构。农产品价格上涨将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提升整个农业生产的效率。这是传统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是一种合理的要求。这种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的结构调整，将带动工人工资上涨、原材料上涨，初级产品上涨，进而出现波及广泛的价格上涨。在这时候，相对过剩的低端制造业产业和产品就会被淘汰，只有利润高的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企业才能生存发展。

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应当主动采取措施减少调整的痛苦，可以考虑加强社会保障、给低收入人群食品补贴、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低收入者收入，更重要的是减轻企业和职工的负担，那就是减税，等等。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来控制CPI的思路应该转变，强行控制物价是违背结构调整的要求的，既不合"十二五"的要求，也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顶多是推迟问题的解决而已。

三、关于外汇储备增长引起通胀的误解

由于我国外汇储备激增达31974.91亿美元，有人因此认为外汇储备增长是引起通胀的主因。国家外汇局竭力解释但没有说到点子上，反而引起群众不满。

事实上，我国贸易顺差已经持续多年，而且在2008年达到2954亿美元的历史高点后持续下降，2009年顺差为1962亿美元，2010年进一步降至1831亿美元。从2010年10月到2011年3月，中国从月贸易顺差约200亿美元到今年3月贸易逆差80多亿美元，近两月又再度回升，反反复复。因此，难以解释本次通胀出现后连续加息、提高准备金率而通胀压力未能缓和的现象。

公正地说，外储不但无过，反而有功。因为对外开放是我国改革发展的重要方面。出口一直是解决国内产能过剩、创造就业机会、维持增长的重要部门。中国的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已达30%，为2000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而它挣回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