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中国何以未能走向消费型社会

摘要：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传导到实体经济，导致一场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国也未能幸免。这是国人首次以如此深刻的方式了解到占人口多数的中低阶层消费不足对经济的危害。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涉及更为根本的社会阶层结构问题。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生产型社会的制度安排，并未做好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准备。而导致生产型社会长期得以延续的原因，在于低成本发展战略。本文对这一战略的逻辑及其后果进行了反思，并得出结论：在产能过剩的年代，随着产品市场的地理扩张面临饱和，中国进入了产品市场的社会扩张阶段，为此，必须调整社会阶层结构，摈弃生产主义的人力观，不仅把劳动者当作生产力要素来使用，而且也应把劳动者当作消费者或消费市场来培育，促使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

关键词：生产型社会；消费型社会；低成本发展战略；金融风暴

一、问题的缘起

2008年下半年，始于美国的金融风暴导致了一场全球性经济危机。作为一个深深卷入全球化的国家，中国也不能幸免。为尽早摆脱这场危机，国家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启动内需市场的经济政策，其中包括启动四万亿元中央财政投入的计划。如果说，这场危机对我国经济是一场不期而遇的冲击，那么，它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国人第一次如此深切地感受到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以致有人喊出了“消费就是爱国”的口号。显然，借助这场经济危机，传统的生产主义意识形态及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将受到冲击。但是，冲击过后，人们是否依然会返回到生产主义立场呢？答案并不令人乐观。这取决于人们是否能超越这场危机，，从一个更大的视野来审视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这一类反思工作已经在学术界展开（陆铭，2009；刘春荣，2009；黄晓春，2009）。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从现代化的角度，对消费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何以长期忽视消费的作用，以及为何要迈向消费型社会，进行一番社会学的理论反思。

本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历史进程，说明消费社会是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第二部分分析中国何以迟迟未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原因和条件；第三部分讨论中国长期所奉行的低成本发展战略的后果。在结论部分，文章说明了现阶段中国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必要性。

二、西方社会：从工业社会到消费社会的转型逻辑

如果说，19世纪中叶的英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工业革命，率先步入了工业社会，那么，20世纪中叶的美国则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消费革命，并带领一批工业化国家步入了消费社会（大众消费型社会）。消费社会的诞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其实质是西方工业化国家解决长期困扰资本主义体系的生产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矛盾的产物，是生产领域的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必然结局。

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一个世纪，西方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解决匮乏问题。

传统的生产方式不能解决国民的匮乏问题。工业革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但要解决所有国民的匮乏，一则需要时间，二则需要行之有效的收入分配的调控。

因此，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尽管19世纪的工业社会也创造了物质繁荣，但同时也创造了大量贫困的无产阶级。虽然学术界有时把那个时候的西方社会也叫做“消费社会”（有的学者甚至把消费社会的出现追溯到18世纪，参见McKendrick，Brewer＆Phmb，1983），但那时的西方只是精英型消费型社会，而不是大众型消费型社会。因此，19世纪的西方社会在总体上依然是生产型社会。

在19世纪资本家眼里，工人只是劳动力，是生产中的一个要素，因此必须尽可能降低其成本，从而增加自己的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经历了从剥削劳动者的绝对剩余价值到相对剩余价值的转变。但不论是剥削哪一种剩余价值，工人都只是作为劳动力而出现，而不是作为消费力或消费市场而出现。付给工人的工资，不过是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条件。因此，在伴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产能大幅度提高而需要扩大消费市场的情况下，市场的扩张更多地采取的是地理扩张的形式，例如，通过占领全国市场或扩大出口市场。可以说，在19世纪，产品市场的扩大主要不是通过社会阶层结构的改变来实现，而是通过地理空间的扩张来实现的。很显然，在工业社会中，劳动者只是被看做劳动力或生产成本，而不是消费力或消费市场要素。从资本对利润的最大化攫取的逻辑来看。既然劳动者工资是生产成本，那么，它就必须尽可能压低，而维持一个庞大的劳动后备军，就能使这种可能变成现实。

随着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的大大提高，这种生产主义取向的人力资源观引发了严重的后果。一旦产品市场的地理扩张结束，市场出现饱和，过剩的生产能力便会导致产品滞销。因此，尽管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但收入分配领域的不平等却引发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而生产能力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则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体系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消费社会正是在产品的地理市场的扩张进入饱和状态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生产能力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的产物。本文所说的消费社会，指的是大众型消费社会，即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为特征的社会，而不是18世纪在英国就已经出现过的精英型消费社会。如果说，二次大战后西方工业化国家进入了大众型消费社会，那么，这些国家在此之前所做出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则为进入大众型消费社会铺平了道路。以美国为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纪大战之间，美国成功地为通往大众型消费社会实行了必要的制度安排和准备。

首先，19世纪初期福特主义的生产制度。亨利。福特发明的流水装配线，为大批量生产标准化的产品（即汽车）奠定了基础。福特把泰勒主义的科学管理精神与机械化的生产方式相结合，成功开创了大批量生产标准化质量的产品的模式。这一模式被人们冠名为“福特主义”。这一生产创新，为降低产品成本，尤其是耐用消费品成本，并逐步使其成为大众消费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Lee ，1993）。

其次，分期付款的消费者信用制度。通过分期付款来销售产品，始于农具供应商。随后，从20世纪初期起，逐步扩大到住房、家具、缝纫机、收音机、服装、珠宝、机械冰箱、洗衣机、吸尘器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从1915年到1930年，美国完成了分期付款的消费者信用革命。罗斯福上台后，更是力推这一制度，把它当作应对大萧条的手段之一。这一负债型消费模式的创立，为美国摆脱1930年代的大萧条的阴影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同时也为解决产品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提供了金融方面的解决办法，突破了耐用消费品的昂贵与人们现金支付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Calder 1999）。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到1893年，美国跃居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却迟迟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但是，1929年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史称“大萧条”），却催生了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1935年8月14日，罗斯福总统签署《社会保障法》，从此确立了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此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又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这一制度。1930年代所奠定的社会保障制度为稳定人们的预期、降低劳动者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减少消费者的后顾之忧、刺激社会的有效需求、使美国加快摆脱30年代的经济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张桂琳、彭润金等，2005），这一制度也为战后美国进入大众消费社会准备了社会条件。

第四，工资增长制度。1935年6月27日，罗斯福政府签署《国家劳工关系法》，允许工人组织工会，以组织化的方式与资方建立集体谈判制度，其中包括工资谈判（黄晓春，2009）。工会制度使得工人的工资增长获得了一种组织化手段，它确保工人的实际工资的稳定增长。不过，更值得一提的是“福特主义交易”（the Fordist Deal，即用高工资换取工人的顺从）而导致的工人工资的增长（Gabriel ＆Lang，1995；2008）。1914年1月5日，福特宣布，将其工厂雇员每日的最低工资从2，34美元涨到5美元。此举不但有利于减少工人的“跳槽”率。而且有利于吸收最优秀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更重要的是。

提高雇员的实际工资，可以提高雇员的购买力。用福特的话说，“如果你削减工资，你就削减了等量的顾客”（转引自Gabriel 可以说，“福特主义交易”标志着美国社会从精英消费到大众消费转折的开始（Gabriel 从产品市场的社会扩张的角度看，劳动者不再仅仅是劳动力或生产力要素，而且是消费力或消费市场要素。因此，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便不再仅仅是增加生产成本那么简单。当然，如果劳动力成本（雇员工资）的上升速率超过了生产率，企业的利润率就要下降，企业主就不愿投资或削减投资，就业机会就要下降。但是，反之，如果生产率高于雇员的实际工资增长速率，那么，从长远来看，就会压制社会的有效需求的提升，导致生产过剩，进而导致企业减产、破产，甚至全面的经济危机。因此，要维持经济平衡，劳动者的实际工资的提高必须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保持同步。只有如此，生产出来的产品才会被有效的消费市场所消化。否则，劳动者的实际工资长期低于社会生产率，必然导致社会的有效需求萎缩，进而引发经济危机。可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工资、扩大中等收入层的数量（与生产率相一致的收入增长速度）是资本主义国家从社会层面进行市场扩张、解决生产能力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之矛盾的有效办法。

从资本的角度看，出于追逐最大化利润的冲动，资本往往倾向于压低雇员的工资。因此，在产品市场的社会扩张上，市场常常是失效的。这也正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会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而凯恩斯主义正是应对消费不足所引发的经济危机而兴起的。要促使产品市场从社会层面得以扩张，必须借助国家的力量进行干预。例如，通过国家立法，允许工人建立工会，增强雇员与雇主的集体谈判能力，并规定最低工资水平；通过累进税收制度，调节阶层收入差距，避免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保障中低阶层必要的收入水平，从而扩大整个社会的总体边际消费倾向和总体消费力。同时，在再分配领域，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社会安全网，稳定国民的心理预期，降低劳动者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并进而提高居民的总体消费倾向。社会消费力的提高，则为消费结构升级以及相应的产业升级提供了社会动力。

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必然促使资本家加强管理水平，引进先进技术，提高生产率水平，以解决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利润率下降的问题。这一微观动机在宏观上导致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竞争优势。因此，如果说，在生产型社会中，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负面的，那么，在消费型社会中，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并非必然如此。它反过来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的竞争力。与此同时，在全球化时代，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必然促使国家的产业升级，发展高端产业，并将低端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顺应了这一全球化产业分工的新潮流。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质上是一个全球最大的生产型社会与消费型社会（西方，尤其是美国）之间的分工合作。

很显然，西方社会从工业社会进入到消费社会（大众消费社会）的转型，具有内在的逻辑：随着西方生产技术水平和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大批量生产出来的产品必须找到足够的市场。这就是说，大生产要求大消费。消费市场的扩张首先采取了地理扩张的方式。但是，随着市场的地理扩张的结束，西方必须寻找新的市场扩张的途径。这一途径就是社会扩张，即通过调整社会阶层结构，增加中低阶层的收入水平，不但把劳动者看做是生产力要素，而且把劳动者当作消费者来培养（增加工资、改变其生活方式），从而增加国民的总体购买力与消费倾向，促使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社会的实质在于消费民主化，即从精英消费转变为大众消费。大众型消费社会的来临不但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能力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而且在政治上大大缓和了阶级矛盾。当然，消费社会并非完美，它带来了许多问题，包括大众消费所导致的环境与生态问题。不过，这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

三、中国：低成本发展战略与生产型社会的延续

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金融风暴，突然使国内需求（内需）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的确，在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中国经济，失去了出口和投资的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