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敏昭：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观念价值冲突及思考

[摘要]全球经济一体化不可逆转，势不可挡，其进程越来越快。认识了解这个过程中的特点、将产生的冲突和深层次矛盾，以及我们的付出和所得，是顺应大趋势、选择适合本国特点的发展策略的关键所在。从长远说，建设地球村，共同发展地球经济，丰富地球文化，构建理智的社会经济活动规则，抛弃一时一地狭隘的意识偏见，共同合作开拓人类生活空间，是所有地球人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 全球化 自由化 市场化 代价与冲突

一、全球经济一体化势不可挡

进入21世纪已经有六个年头。当我们再度回首走过的路和曾经的争论与分歧，似乎都在不言而喻之中。世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出五种趋势：全球化、区域化、信息化、自由化与市场化。信息化主要是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科技革命正在带动世界经济步入信息化的时代。信息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各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社会全球化的进程，似乎距离在缩短，空间在缩小。尤其是计算机互联网络的广泛应用，大大加速了信息传递和世界金融与贸易市场的运转速度。自由化主要是指世界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以及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1995年1月1日WTO的建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化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框架的建立及全球有组织的自由贸易新时期的开始。在我们亚洲，APEC在促进亚太和全球的贸易与投资自由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市场化则主要是指计划经济国家在经济转轨中的市场取向。尽管这些国家在经济转轨方面采用的方式不同，成效也差别很大，但经济市场化程度都有所提高，从而有利于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仍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其进程越来越快。这是因为：其一，科技革命正在迅速发展，许多科技领域，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生命工程、新能源技术、纳米技术、新的医药技术等正在取得不断的突破，并迅速应用于生产。由于各国的优势领域不同，客观上要求加强全球经济技术合作；其二，冷战后妨碍各国进行经济合作的政治樊篱正在逐渐迅速消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都在推动市场经济改革，妨碍全球经济合作的经济体制性障碍大大削弱；其三，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大量问题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等，要求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为进行这种合作提供了越来越完备的手段。从2O世纪9O年代初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将在以后的日子里以更加迅猛的速度对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１、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进一步提高，全球性的科学技术竞赛将进一步加剧。制定正确的科技发展战略，选择适合本国特点的科技发展模式，是各国在新世纪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新世纪的领先者仍将是掌握先进科技者。这其中网络技术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互联网的普及提供了加强各国经济联系的新纽带，互联网将不断提高金融、贸易、企业全球经营的效率和质量，但是网络安全将是人们面临的主要考验。知识将成为新世纪生产要素中的一个独立成分。哪个国家能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国家就能在新世纪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

２、国际贸易将有力地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比世界GDP年均增长速度高一倍以上的趋势，在新世纪将继续延续下去，这一趋势的长期的量的积累，已使国际经济关系乃至国际政治关系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贸易和投资的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国际分工和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这一趋势，将随着金融全球化而不断得到新的推动。此外，国际贸易将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继续发展，国际分工将进一步深化，国际贸易将维持较高增长速度。

３、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将继续迅猛发展，跨国公司将持续推动企业的跨国兼并浪潮。企业的跨国兼并是优化资源配置、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是规模经济的需要。企业的跨国兼并也打破了民族国家的壁垒，模糊民族国家的经济界线。各民族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越来越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生产的主要组织者、技术进步的推动者、经济关系的变革者。

4、金融业在全球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举足轻重。（1）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资产证券化，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资产证券化对投资者来说增加了投资机会，多了选择种类；对金融机构来说，改善了资产流动性，提高了资金周转效率；对整个市场来说，扩大了市场规模，增加了市场活力。证券市场对全球资源配置所起的支配作用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当然也加剧了金融风险。（2）金融全球化，资金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交易的币种和范围超越国界。具体包括：市场交易的国际化、市场参与者的国际化。金融全球化促进了国际资本流动，有利于资源在国际范围内的合理配置，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共同增长。（3）金融自由化，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逐渐放松对金融活动的管制甚至取消一切管制措施。自由化极大地促进了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有利于资源在各国间的合理配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贸易的活跃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资产证券化、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它们的共同作用，使得金融业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占据主导地位。

5、世界经济组织的作用日益加强，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WTO、OPEC、APEC等。与此同时，改革世界经济秩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各国际组织的内部或外部的斗争将非常激烈。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应该承认、遵守并且维护国际经济组织的权威，另一方面，也应该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打破少数大国对国际组织和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的垄断与控制，积极推动对现存国际经济组织的改革与发展。

6、全球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将进一步加剧，人类社会、尤其是发展中部分国家还将面临严重的贫困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应成为各国政府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然而，如何实现增长模式的转换仍是多数发展中国家所未能解决的问题。

7、区域性经济合作与经济区域一体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强。世界经济区域化（或称区域集团化）的进展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也明显加快。这其中以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亚洲的“大东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最为活跃。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很难独自抵挡实力雄厚的国际资本的冲击。而现有国际经济组织又难以对受到冲击国家提供及时的帮助，或这种帮助的条件无法令人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地域上接近的国家不可避免地把希望寄托在邻国（或经济体）之间的相互帮助上。

8、经济风险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日益相互依赖、相互渗透。这就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震荡可以迅速波及全球。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加快了这种经济风险的传播速度。这就要求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共同防范各种可能的风险，缩小其对经济的破坏程度。金融风险的防范，将是未来国际合作的一大主题。经济霸权主义和经济利己主义有可能使一部分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这是经济全球化在21世纪面临的另一个主要风险。防止这种风险的惟一正确途径是实现国际经济交往的民主化和国际经济结构的多元化。

9、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社会文化影响。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加深了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相互渗透，使各国间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加，这样，必然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促进世界的繁荣。经济全球化使各国领导人和政府的政策选择余地缩小，这必然有利于形成国际关系的民主与合作气氛。最后，经济全球化对民族文化产生一定的冲击。从积极方面看，外来文化可以丰富本国的文化，带来更健康、更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从消极方面看，文化中的颓废主义、黄色文化、利己主义甚至邪教也会在不长的时间内在一个国家里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破坏一个国家的民族凝聚力。如何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趋利避害，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经济全球化的代价

经济全球化在给各国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让各自付出相当的代价。

代价之一：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将成为一种常态。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不少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超过30％，个别国家则达到了50％－60％。以我国为例，对外贸易依存度已经在60%-70%之间（荣民，《南方周末》，2005.6.30）。在这种环境下，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国际传染便成为经常性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失衡都会反映成为外部失衡，进而很快影响到与其具有紧密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国家，最后极有可能将所有国家不同程度地引入失衡与危机的境地。1997年泰国的汇率危机，很快传染到整个东南亚地区以及韩国和日本，从而形成严重的地区性金融危机，随后又波及俄罗斯和拉美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全球性金融动荡。国际游资的存在肯定是全球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之一。作为一种超越国界的巨大的金融力量，国际风险制造者一次又一次地扮演了全球性金融动荡的制造者或推动者，扮演了危机传染的主要媒介物（当然也扮演了涤旧迎新的角色）。20世纪60年代的美元危机，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80年代初的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初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汇率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每次都令人震惊地表现了国际游资的巨大破坏力。尽管各国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探索对国际游资实施控制和监管的方法，许多深受游资冲击之苦的国家也曾努力加强资本管制。但总体而言，这些探索和努力收效并不明显。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在全球经济、贸易迅速一体化的环境下，资本管制的有效性正在不断下降，国际游资可以利用各种渠道方便地绕过或躲避资本管制。

代价之二：各国经济主权的独立性正面临日益严峻的考验。欧盟发展的历程表明，随着一体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各成员国经济主权独立性则不断下降。从早期的关税同盟，统一农产品价格、汇率联合浮动，到单一货币欧元出现以后的统一金融政策，无不说明各成员国的财税和货币主权已逐渐让渡给超国界的欧盟协调机制。而这种经济主权的让渡使许多成员国受益非浅，也付出不小的代价，甚至多次危及欧盟经济体的存亡。对于欧盟以外的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其经济主权的独立性，同样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考验。这种考验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经济主权的主动让渡。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历次减税和贸易自由化谈判，到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为了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援助被迫进行的经济调整，都是一定程度上的主权主动让渡。总体而言，这种让渡对于有关国家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它们能够从中得到期望的各种回报。另一种是跨国私人经济力量对经济主权的侵蚀。其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跨国公司。由于跨国公司的战略目标很少会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完全一致，因而它们对于东道国为了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采取的许多政策措施经常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抵抗和规避。利用转移定价进行合法避税已为世人熟知，通过这种手段或其他渠道在国际间进行大规模资金转移对东道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消极作用同样难以让人忽视。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在汇率动荡时期，跨国企业常常是大规模货币投机的主要责任者。显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量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在这方面付出的代价应当引起人们高度重视。随着各国资本帐户的逐渐开放，不少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严重挑战。在资本流动日益自由化的形势下，这些国家感到了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和维持汇率稳定之间的激烈冲突，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了保持货币独立性的艰难和巨大代价。1992~1993年导致英镑退出欧洲汇率机制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年的泰国汇率危机、以及巴西汇率动荡、2002年年初阿根廷的货币危机，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冲突和由此产生的连带反应。在上述危机过程中，几乎每个国家最终都勉强保持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同时在汇率动荡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事实上，对于在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一国能否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马库斯・弗莱明和罗伯特・蒙代尔曾在各自的论文中先后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