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跃勤：增长方式转换与后发国家赶超研究

赶超发展是所有后发国家谋求摆脱落后地位和跻身更加有利的国际经济地位的必由之路。自有国家以来，领先与追赶就是与人类经济社会竞争性发展和世界文明螺旋式上升相伴随的基本内涵。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后发国家在经济上追赶发达（先发）国家的历史。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追踪了16世纪以来500年间主要世界大国的沉浮兴替演化轨迹，反思评价了大国兴亡盛衰、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强调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是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不同；二是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可使一国比另一国得到更大的优势。而前者的获得是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之上的。科技进步及其先进组织是经济繁荣的基础，进而成为社会发展和军事强大的支撑。大国兴起源于科技创新导致的经济发达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强盛和对外扩张；而大国之衰往往衰于科技进步缓慢、制度变革滞后和政策失败，包括过度侵略扩张以及国际生产力重心转移等造成的经济落后[1]。兴衰成败之基均与技术以及由此驱动的经济发展状况密不可分，也即与增长方式――决定着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密不可分。而增长方式是需要依据内外环境变化而不断适应、转换和创新――激发出源源不竭的驱动力，保证后发经济体持续追赶和最终超越领先。如果不能保证更加强大而持续的增长动力，则追赶进程将难以保持而无法赶上并超越领先者，使一度成功的追赶半途而废。考察一个经济体的发展状况以及对领先经济体的追赶过程和前景无法脱离其经济发展模式的考察及其与领先经济体的模式的比较。前苏联的赶超、崛起和衰落是20世纪世界经济赶超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值得深入剖析，以便为21世纪的新兴经济体的成功赶超提供镜鉴。

一、相关研究综述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的方法，决定着生产力的整体效能和发展状况，按照效能高低，通常将其分为粗放型与集约型两类，或者先进型与落后型两种，前者指通过要素数量追加或扩张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后者指依靠通过生产要素有机构成和使用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而实现增长与扩大再生产。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建立起来的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以高积累、高投资、低消费为特征、以高度集权和国有经济居于垄断地位为保障、通过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加速赶超发达国家为手段，使前苏联实现了快速工业化和大国崛起。但自进入1970年代前苏联经济便登顶而衰，到1981年就被日本超越，再过十年国将不国。实践证明，其赶超发展模式存在致命软肋而且自我纠错机制和能力缺乏。对于前苏联赶超失败，国内外有很多的学术研究成果，从不同视角和层面展开讨论。

一种观点认为，前苏联经济赶超失败源于与美国的军备竞赛。西方国家为拖垮前苏联而故意开展冷战，前苏联为了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并与美国平起平坐，不得不在基础较差和投资来源不足的情况下，牺牲农业和轻工业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严重畸形，最终拖垮了前苏联经济。弗拉基米尔・波波夫（2011）[2]等指出，前苏联存在着过度军事化和工业化，很多年份的军事支出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1/3，比同期美国和北约国家高出4―5倍，国民经济的军事化给前苏联经济造成了难以承担的巨大压力，加上与经互会国家的不正常贸易、企业与国营农场规模过大且专业化程度低等一系列结构性扭曲，都是前苏联国家经济崩溃的根源。

有观点认为，前苏联是过度依赖能源经济，而国际能源价格的下跌使前苏联外汇短缺，进口不足，进而导致国内短缺严重，加剧了居民的反感和愤懑。如1973年国际石油危机后世界石油价格猛涨，燃料和原料出口收入大增，支撑了前苏联经济的一度繁荣，导致改革与创新的动力的丧失，而1980年代国际油价下跌又使前苏联经济陷入衰退[3]。

还有观点认为，前苏联经济衰败源于其增长模式落后、经济效率低下。陆南泉（2007）[4]等认为，前苏联经济是一种拼消耗、浪费型的经济。这种增长的边际效率不断衰减需要不断追加新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当要素量追加增长率下降时，持续增长就难以为继，同时，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缺乏自我修复机制，难以进行有效地自我调整和改变。景维民、郎梦圆（2011）[5]等也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二战期间除外），前苏联经济的高速增长并非依靠不断的技术革新而是依靠持续追加新的生产要素实现的。但这种追加是要受到要素资源供给潜力约束的。事实上，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要素投入增量就开始趋于缩减，而经济盘子的扩大与投入要素供给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从而维持曾经的高速度已不可能。

前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状况为何长期难以扭转呢？很多学者指出，前苏联经济增长质量低下、增长方式落后难以扭转的根源在于计划经济体制僵化以及创新激励机制缺位。抑制经济增长的“绑定约束”既与市场自由程度不足有关，也与国家能力不足、人力资本缺乏和基础设施投入不够有关。计划经济体制是通过中央计划部门直接支配社会生产资源，包括从供给到需求、从原材料到产品销售的各个社会经济环节和整个生产链条。这要求政府必须全面准确地获取信息、及时有效地处理信息。但在多层纵向垂直的信息管理与传导机制下，信息难以畅通，而由于涉及到多部门、部门间及部门与地方之间协调的问题。各部门和地方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有选择性地使用信息、歪曲甚至伪造信息，使得中央计划部门无法真正及时了解和掌握复杂多变的经济信息，因而，只能在缺乏真实准确数据及其变动的情况下提出计划指标。其决策者的主观偏好极强，失误概率较高，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的损失浪费自然难以估算。华盛顿中央计划经济预测中心高级顾问赫伯特・列文在1980年代就发现，前苏联经济中的关键问题是不能及时排除旧技术和运用新技术。前苏联整个经济体制不能很好地调动和使用其资源，也无法按技术所需求的方向去调动劳动力，不能使资本及时更新。更为严重的还在于其阻碍技术进步和发明。在经济发展成熟的阶段，增长中来自投入的驱动作用逐渐降低，而技术进步与发明的作用日益重要，而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对技术进步的刺激作用很迟钝。[6]李慎明（2011）[7]等指出，前苏联没有及时对其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进行改革。随着“二战”胜利和战后恢复重建任务的完成，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所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总体上无法进一步适应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其弊端日益显现，在这种大锅饭经济体制下纪律松弛问题日益严重，计划纪律性、执行力、政府职能控制力不断衰减，征税纪律松弛、影子经济盛行、财产与合同权利保障不力、法规执行能力孱弱等，无法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还给企业增加额外成本负担，历次改革均未从根本上改变其不合理的经济体制。

已有的研究成果从不同侧面对前苏联经济赶超发展失败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释。但迄今为止从经济增长方式维度对苏联经济赶超发展失败的研究，总体上还没有脱离出碎片化、浅显化和表象化的洼地，甚至还未破题。本文尝试从经济增长方式这一维度出发，探讨能更深刻和真实地刻画前苏联经济赶超失利的缘由。

二、前苏联经济发展轨迹及其衰减原因剖析

自十月革命成功之后的前苏联经济增长，呈现出一幅戏剧性的变化轨迹。从增长动力视角可以较好地观测解释这一变化发生的内因。

（一）前苏联经济失速轨迹

依靠二战前约30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高速发展，前苏联工业产值增长了38倍，实现了工业化，在1928―1940年期间，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高达13.4%，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4.6%，比同期其他发达国家的增长率高出2倍以上。快速工业化使前苏联经济规模急剧膨胀，很快超越了欧洲所有大国，跻身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第二大国，并依靠强大经济实力成功抵御住了纳粹德国的进攻。二战后，前苏联经济继续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自1950年到1985年，前苏联国民收入增长9.3倍，同期联邦德国增长了3.9倍，意大利为3.4倍，法国为3.1倍，美国仅增长2倍，英国为1.3倍，使前苏联经济迅速赶上和超过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前苏联国民收入占美国的比重由1960年的58%上升到1985年的66%，工业产值由55%上升至80%，农业产值由70%上升为85%，货运量则由68%上升到136%[8]。前苏联成了几乎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但此后，前苏联经济增长不断走低，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从1971―1975年的5.7%下降到1976―1980年的3.7%，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从7.1%下降到4.5%。工业和农业年均增长率分别从8.4%和4.2%下降到7.1%和0.5%。到1980年代末开始出现经济危机，1990年[1]参见：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8490909.html.[2]参见：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112/15/36565713351821.shtml.经济增长率出现负增长，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高到20%（见图1）。1981年日本的经济总量就将前苏联甩在第三位了。与美国一度缩小的经济差距重新趋于扩大，前苏联国民收入规模相当于美国的水平从1975年的67%下降到1988年的64%。1990年实际GDP为美国的39.67%，人均GDP为34.96%，前苏联人均实际消费只有美国的20%。[1]

（二）前苏联经济增长衰退的分析：基于增长方式的视角

为什么前苏联战后很快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并维持了一段高速增长之后即陷入持续衰退。自然，前苏联经济赶超美国失利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有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若从增长方式视角来看，其内在缺陷需要特别关注：

（1）技术贡献低微，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驱动增长

为了获得高增长，数十年间，前苏联通过剥夺农民加速积累的方式进行大量资本、资源和劳动力投入。据统计，增加投资、劳动力等要素投入对战后前苏联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达58%。如20世纪30年代初―80年代末，前苏联经济年均劳动力投入增加200万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不及西方国家水平。主要体现在技术进步缓慢，消耗偏高和产出率较低。80年代后期苏联的研发（R＆D）开支占GDP的3.5%，远低于同期发达国家4%―5%的水平。[3]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不及西方国家水平。主要体现在技术进步缓慢，消耗偏高和产出率较低。如在20世纪70―80年代，前苏联劳动力投入和工业投资比美国分别高出45%和40%，而农业投资更要高出3倍多，但其国民收入产出量却只有美国的2/3左右[2]。一项新技术从研究到应用的周期在前苏联要经过长达10―12年的漫长历程，而美国85%的最新科研成果都能在5年内完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差距有天壤之别。70年代科技进步异常快速，市场设备更新换代频率空前提高。而前苏联过分注重传统机械制造等技术，对电子、信息技术等高技术领域关注不足，如以先进技术（氧气电气）生产粗钢的比重来衡量，苏联与美国、西德对比：1965年苏联为14%，美国和西德分别为28%，而到了1980年，三国比例分别变化为39%、88%和93%[6]。又如，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引进意大利菲亚特公司技术合作建立的拉达汽车厂年产量一度从30多万辆增加到120万辆，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企业和著名轿车品牌之一[9]。但由于缺乏自主技术创新而无法保持持续的国际竞争力，拉达汽车这一品牌影响力日渐衰弱，这大致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前苏联经济从勃兴到衰退的演变轨迹。测算表明，1976―1980年十五计划期间，前苏联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只有3.2%，低于前一五年计划时期（1971―1975）的4.6%和八五时期（1966―1970）的6.8%。1978年，前苏联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到仅相当于美国的25%，同时，原材料、燃料开采条件恶化使开采成本不断增加，如1959―1978年石油成本提高46%，天然气提高1倍，铁矿石提高36%。生产率不断下降和主要矿产品成本上升使前苏联经济趋于穷途末路。[10]

（2）增长结构严重扭曲，限制经济持续协调增长

重化工业的发展需要持续的资本投入追加，但前苏联是1861年才废除农奴制的落后农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