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歌：“中国模式”勿蹈洋务旧辙

日前到威海，曾去参观北洋海军故址。漂亮的解说员流畅地背着台词，末尾又高声感慨今非昔比，让人不禁庆幸生活在一个成功的改革时代，而晚清洋务运动的愚钝则令人扼腕叹息。

洋务运动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运动，开始学习欧美，引进先进的产业，30年过去，气象全新，晚清一改积弱衰败的态势，跻身强国之列，海军成为当时的世界第四强。慈禧在颐和园检阅舰队，盛况空前，观者无不精神抖擞。列强对大清刮目相待，慈禧被国人称颂为中兴之主，尧舜再世。

因此彼时将与日本开战，世界舆论一边倒，都认为将是大清帝国对蕞尔小邦日本的单边屠杀，但结局却令举世愕然：洋务灰飞烟灭，大清的纸老虎面具被撕下，无奈进入临终过程。

晚清的灭亡，近因是洋务运动的失败，最后一次革新重生的机会因此丧失，而洋务运动的失败，一般都被归结为改革不彻底，这个不彻底无外乎两个方面：

一是近代的经济制度未能建立。中国传统忌讳民间积累财富，担心积富于民，尾大不掉，危及皇家江山。大清也是如此，洋务几十年，国家垄断一切产业，民间寥无资本，众多行业民营禁入。结果，新兴产业几乎全是官办，经营人员也多是国家官员，产业自身缺乏竞争活力，产业经理几乎个个是贪官，新兴的洋务变成了新型的腐败官场。近代资本主义应有的民间经营自由、民间充分的资本积累全然不见，洋务运动终究没有在中国建立近代资本主义制度。

再者是近代政治制度未能建立。晚清政府以“国情”和“民众素质”为由，拒绝引入近代的民主政治，洋务几十年，始终“中学为体，洋学为用”，在政治上，搞不懂民主政治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促进和保驾护航的作用，直到洋务灰飞烟灭，也没把政治改革提上日程。结果，晚清权力的产生和分工一直因袭封建传统，拒绝引入选举和权力分立制度，因此，权力的产生缺乏最基本的优胜劣汰机制，权力的执行运作缺乏监督和制衡。近代政治的阙如，使大清政治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枷锁。

近观中国30余年来的改革，民营化动力的积蓄使人们普遍认为深化体制改革不可避免，然而，与此相反，经济改革并没有深入，比如近年中国不知不觉兴起了广泛的国有化潮流，所谓“国进民退”广泛见于众多行业。至于政治方面，仍有许多禁忌。

去岁至今，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模式”被讴歌为成功的第三条道路，是一种新的世界性发展模式。其实，追溯历史可以发现，这条道路对国外而言或许新颖，但在中国却似曾相识：它起初就是迫不得已，为挽救颓势不得已而为之，有着与洋务运动雷同的境遇，又与洋务运动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相似，虽然有各种新的理论或主义为思想依托，但其本质，远没有摆脱传统思维的窠臼。主流群体也不讳言，他们近年极力倡导传统文化的复兴，《三字经》重新成了小学的课本，孔孟又成了圣人，我们似乎又回到了中兴的时代。

当年，被痛殴后的李鸿章奔赴日本，在下关的春熙楼上与伊藤博文对谈。谈判伊始，李鸿章即抛开主题发表演说，对洋务运动作出反思：此番大清败给日本，大清国固有多人痛恨日本，我则不以为然，认为应该感谢日本，此次战败，让我们认识到，大清的改革，远不如日本成功，大清将因此从沉睡中觉醒。

然而，时机已晚。其后满清仿效日本，试图扶植民间资本，但官办企业的腐败和无能早已使中国经济丧失竞争力，只能做外国资本的附庸。同时，满清也仿效日本试图搞立宪，但此时满清已无力号令全国，直至满清终结，立宪终是一纸空文。

号称美国第一智库的掌门人克莱德曼，在其新书中为中国描绘了一幅令人警醒的前景：

中国因为对传统政治的执著及对国有经济的坚持，必然摆脱不了持续已久的政治和经济的严重腐败，因此，中国会问题重重，而不会成为未来的强权。相反，鉴于其对传统政治的执著，中国未来的演变会一如传统中国的结局，再度出现权力割据的局面。同时，长期的国有体制会导致企业人才匮乏，缺乏竞争性技术积累，未来它的生存手段，仍然靠地方政府支持的垄断，或者靠初始的加工和资源输出。

而未来的日本，则不会再如此低调，将再度成为世界性强权，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甚至很可能再度试图控制中国。至少在经济方面，中国会成为日本的经济殖民地，中国将向日本提供劳力和资源，而技术和附加值都会被日本所享受。同时，日本将再度为中国的掌控权而与美国争锋。

克莱德曼这位被称为“影子情报局”的美国智库掌门人，其预测看起来像是胡说八道。我们固然不必全然当真，但假如真是那样，我想，届时春熙楼不会再只是一个，而每一场与日本人的来往，都会是一场春熙楼谈判。当年李中堂的滋味，不乏后人再去品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