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实证研究

摘要：本文研究国有企业股份化对企业运作和业绩的影响。基于西方的有关理论，本文提出一些进行实证研究的假设命题。随后在587家中国股份制企业中对这些命题进行检验。采用概率统计方法，我们从经验数据中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企业活动规律，现象或问题。例如，企业完全非国有化在中国现阶段的体制下并不一定可以帮助这些企业提高效率或竞争力，上市企业的控股结构或比例对企业的经营战略及业绩可以有重要的影响，等等。

关键词：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多元化/实证研究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已经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尽管这项改革意义重大，但至今还很少人对这项改革的成效进行客观系统的数量化研究。多年来，西方管理学界对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企业的股份制和监管机制进行了大量研究，但这些研究成果在国内的传播还不普及，了解的人很少。我们认为，中国如果要成功地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就必须对西方管理学界的相关研究有所了解，特别是要熟悉西方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学会利用西方管理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定量分析方法对有关课题进行客观科学地研究。

当今国内的企业管理研究流行“调查报告”式的论文。研究人员往往只选择一家或数家“典型企业”，报道一下这些企业的几件正面的典型事例。这类研究虽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从概率统计的科学观点看，却有不少严重的缺点。例如，这类研究样本极小，又没有随机抽样。所以，报道的事物的代表性就很成问题。在任何一个样本的企业中，要找出一个或几个优秀的企业是不难的，难的是证明这些企业的活动代表一种普遍规律或现象，而且研究者自己没有主观地按自己的偏好去选择性地报告这些现象，例如，没有以成败论英雄，没有只报道正面的事例而不报道负面的事例等等。有人辩解说这样的报告可以看成是案例研究，西方也有很多案例研究。是的，案例研究作为一种科学方法，在学术界是得到认可的。然而，案例研究也有一定的规范，并不是很多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从案例的选取、资料的采集和分析，到报告的撰写，都有明确的要求（Yin ，1998）。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具体的研究方法。

由于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所以，一些被捧上天的企业往往有“见光死”的现象。当报道这些企业的文章发表之日，就是这些企业开始走下坡路之时。中国企业研究如果不改变这种风气，就可能会永远落后于中国改革实践的发展，永远无法为中国企业迈向市场经济提供前瞻性的理论指导。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研究希望能发挥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步骤。应该说，国内有一些研究，探讨了股份制的问题，也探讨了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是否能走出困境的问题（徐英、陈方正，2000；鞠荣华，2001；巢剑雄，2000）。但是，现有的研究，不是少量的个案研究或报道，就是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我们有必要用更规范的方法，在更大的范围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进行系统研究，以总结改革的实际经验或教训。

以上述思想作为指导，我们对587家中国股份制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在讨论这项调查的实际结果以前，我们首先对有关的理论文献进行简要的回顾。

一、理论回顾

在西方管理理论中，与现代企业公司制度及监管制最有直接联系的是代理理论（agencytheory）（Walsh and Seward，1990）。这一理论假设如果没有股东的密切监管，企业管理层就可能会以权谋私。换句话说，没有有效的监管，管理层的决策就可能是为了维护他们的自身利益，而非为了使股东利益最大化。例如，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管理层可能采取措施反对或阻碍企业合并与重组，即使这些重组与合并会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管理层还往往会推行过度的多元化策略（Baysinger and Hoskisson ，1990）。例如，一家电子行业的企业会兼营房地产和农副产品贸易。这种多元化策略能增加管理层手中的权力，使其控制更多的人力和财力资源。而这种控制本身又增加了管理层向股东讨价还价的筹码。西方代理理论认为，股东们必须对此提高警觉，努力改进对企业的有效监管，才能有助于减少企业管理层的这类利己决策（Mallette and Fowler ，1992）。

然而，西方研究同时证明，有效的监管企业管理层常常是非常困难的。根据代理理论，企业的主要股东们常常使得他们的资产分布于数家公司，这样可以帮助这些股东分散投资风险。西方多年来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使股东们能与专业管理者订立专业服务契约，由专业人员来经营他们的这些资产，从而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能够确保企业管理层不利用契约关系而获利，不浪费公司资源，那么股东们或投资者们就能够真正分散其投资风险。然而，这一点能否实现取决于股东们的监管。假如主要股东们有太多的公司或业务要监管，那么他们去收集和处理相关信息以便监管企业的能力将是极为有限的。特别是在企业主要处于高度多元化经营的情况下，由于企业的业务分散于不同的行业，采用不同的竞争战略，生产不同的产品，股东们往往无法对企业的运作及成效进行及时地监管。实际上，近年来西方企业管理理论和实际研究数据已相当一致地证明，采用高度多元化的企业战略往往不符合股东的利益。这种战略不但增加股东们监管的困难，增加管理层以权谋私的机会，而且往往使企业无法建立具有竞争能力的核心业务，无法有效地进行新产品研究与开发，也无法实现企业的持续长远发展。

在学术上，西方企业管理研究人员将过度多元化经营定义为企业的多元化程度超出股东需要的最优水平（Markides，1992）。超过股东需要的最优水平意味着这种多元化经营可能使管理层从某种意义上获益，如增加他们的岗位权力，工作保障以及工资报酬，却不能使股东得到最佳的投资回报（Baysinger and Hoskisson ，1989）。换句话说，企业的高度多元化经营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技术发展，增加企业债务，损害企业的长期战略管理。例如，过度多元化经营导致企业强调财务控制而不是战略控制。换句话说，由于过度多元化，企业管理者难以对不同部门的运作获得及时具体的信息，也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去及时地处理这些信息以作出较及时的比较好的战略决策。因此，在高度多元化的企业中，股东与最高层管理者往往不得不依靠财务报表来了解各部门的运作；而财务报表往往只能提供有限的、关于企业过去活动情况的信息。有时财务报表甚至不能反映企业的真实情况，例如，如果一家高科技企业在一年或几年内大幅削减用于研究与开发的支出，企业的盈利就可能大幅提高，财务报表就可以写得很漂亮。但这种提高的代价是企业失去长远的市场竞争能力。此外，财务报表只代表企业的过去，而企业战略的制定却要求预测未来。企业过去几年赢利，并不能保证在未来几年的新竞争环境中继续赢利，企业战略必须根据市场和外界条件的变化及时调整。因此，在现代企业中，合格的管理者不能只靠财务报表去预测将来，并为性质不同的行业部分制定合理的竞争战略。他们必须真正了解各部门的具体运作及可能存在的问题，了解市场的发展，然后才能对各部门进行正确的创造性的战略管理（Hitt and Hoskisson，1988）。企业如果缺乏有效的战略管理与控制，为了短期的利润增长而盲目多元化，就可能会迷失方向，影响公司的长远发展。对此，企业的股东们必须有清楚的认识。

根据西方的研究，过度多元化经营往往与企业的控股结构有关系。例如，拥有较少企业股份的董事会成员就不太可能很认真地监管公司的战略。除非公司的绩效明显变差，这些董事一般不会过问管理层的战略（Johnson ，Hoskisson and Hitt，1993）。换句话说，公司董事们的控股比例可能会影响他们对公司战略监管的积极性。而另一方面，只拥有企业很少一部分股票的小股东们也无法对企业战略决策进行有效地监管。原因是小股东们既没有足够的积极性和影响力，也很少能够联合起来对管理层的战略决策施加影响。实际上西方管理研究发现，企业中分散于众多小股东手中的股票比例越大，股东们就越不容易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的监管，管理层就越容易滥用权力，制定一些只对自己有利的企业战略。而另一方面，西方的研究也证明，企业管理层及职工持股确实可以提高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帮助改善企业业绩，例如，西方研究数据显示，管理层所持有的企业股票越少，企业就越可能采用多元化经营的战略。这种战略虽然往往不符合股东们的利益，但却可以增加管理层的权力，保证管理层的既得利益。

以上研究回顾能帮助我们了解西方管理学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成果，例如企业控股结构与企业运作的关系。但是，人们还不清楚这些研究成果是否可应用于那些象中国这样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为了讨论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企业控股结构和企业运作的关系，我们必须了解中国的企业运作环境的一些特点。

从1984年北京天桥百货商店实行国有企业股份制试点以来，国有企业股份化的公司数目迅速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到2001年8月为止，仅在中国深沪股票交易所挂牌的股份化企业就达1151家。这些公司中很大一部分是原来的国有企业。在这些公司的股本结构中，人们往往可以看到多种不同股份。例如，国家股，企业法入股，内部职工股，以及高级管理人员股。由于这些股本的特点，西方的研究可能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例如，西方的企业一般没有国有股。在少数仍有国有股的西方企业中，国有股的比例也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例如英国政府将国有的罗尔斯罗伊斯公司股份化以后，国家只保留了一股的特别股或所谓“金股”。

而我国在推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过程中，为了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坚持国家控股或国家大股的政策。国有股对当今中国股份企业的运作到底有什么作用？国有上市公司的经营战略有什么特点？对于扭转企业经营不利的局面发挥了什么作用？西方的理论难以说明。尽管国内有不少作者认为国有股会阻碍企业走向市场经济，但也很少有人能拿出数据支持。此外，西方的企业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运作，各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新闻和其他社会机制已完全建立。而中国的企业则是仍然在转型中的体制中运作，各种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社会机制还在试验或有待建立。这种情况也会影响西方企业管理理论在国内的适用性。例如，在影响中国企业运作的因素中，往往是“情大于法”，企业之间往往并不是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竞争。此外，由于各种统计体制的不健全，企业往往缺乏足够的信息去预测未来，而管理者中也很少人学习研究过现代企业的战略管理问题。因此，西方的企业管理理论也可能因此而不适用。最后，中西方还在政治、社会及文化各方面存在着其他差异，所有这些都决定了西方研究成果应用于中国企业的局限性。由于这些原因，我们有必要实事求是地分析今天中国企业的实际运作情况以及数据，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

二、形成假设

根据中外学者对中国企业环境及运作规律的研究，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待检验的假设：首先，根据中国现有的经济体制的特点，国有企业股份化以后，特别是企业完全非国有化以后，企业就更有可能采用多元化发展战略，这里的主要理由是，股份制公司一时还不能适应中国现时市场竞争。一旦失去了国家的保护与支持，由国有企业转变过来的股份制企业就可能在短期内不知所措，无法与外资企业竞争。这种现象与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国营企业的情况相似，根据学者们对原东欧国营企业的研究（例如，Newman，2000）表明，原国有企业失去了国家的扶持及保护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