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君：推动区域经济的公平增长

提要：本文从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所需的第一动力的角度把中国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梳理为制度创新时期、资本时期和资源时期三个阶段。在制度创新时期，制度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在资本时期，资金是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在资源时期，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三个阶段西部经济发展均处在落后位置。由此分析出同一时间东西部处在不同发展时期而形成的资源价格红利，指出在东西优势互补、西部转变资源优势为资本优势的过程中，一直潜伏着资源“贱卖”的问题，东部的发展有西部资源价格红利的贡献。

本文还提出了“极差乘数效应”命题。通过“极差乘数效应”论证了如果长期非均衡发展将导致两极分化的风险。“极差乘数效应”描述了不同基点的两个地区，彼此发展越快，差距越大，是在同步增长的情况下发生两极分化，因而两极分化在“极差乘数效应”的掩盖下具有隐蔽性。由于贫困地区的经济状况也在增长，这种“增长”容易使人们放松对两极分化的警惕，但随着“极差乘数效应”的惯性增长，两极分化必将暴露无遗，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将不可避免爆发。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05XJL015）前期成果。

从2000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到2006年国务院发布《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国家力图促使中国经济大势由第一个大局所形成的非均衡发展向第二个大局协调发展转变。然而，从2002年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很不平衡”到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地区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同样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非均衡发展”的趋势还在加重，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依然受到非公平增长的影响。而且，“非均衡发展”、“非公平增长”的惯势很大。新一届中央政府曾多次表示要使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调控在社会可承受的程度，事实是“十一五”期间GDP增速还高过“十五”，想慢一点也慢不下来，足见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及强大的理论在坚挺中国经济在高位上持续增长。是继续坚持非均衡的发展观，还是坚持区域协调的发展观？是任其“发展很不平衡”继续加重，还是缩小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到了必须在理论上明确，在实践上解决的关键时刻。

我们认为，是非均衡发展加重了“发展很不平衡”的程度。非均衡发展不可能自行转变为均衡发展。而且，非均衡发展的态势越大，越难扭转，势必导致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加大，形成两极分化。为此，我们先引入一个新概念――区域经济增长的“极差乘数效应”。A和B分别为两个不同区域的经济总量，当A＞B，L为两者之间经济总量绝对值之差，设两者之间增长率R相同，n为1，2，3，……年，建立极差乘数效应数模公式和曲线图：

增长比例未变，但彼此差距呈(1+R)n的乘数加大。增长率(R)是成为造成差距的重要因素。这就是“极差乘数效应”。解读曲线图，可以看出：（1）B的经济总量也在增长，而且以不低于A的增长率在增长，这就不同于“马太效应”。“马太效应”描述的现象是富者越富，穷者越穷，问题的严重性一目了然；（2）B与A在起点上，极差不明显。随着时间向前推移，极差越来越明显，但越来越大的极差往往会被同步增长所掩饰，忽视问题的严峻性。（3）B与A 在极差扩大的过程中，比值始终未变。由于比值未变，容易迷惑人，也可以为坚持非均衡发展者提供借口。“极差乘数效应”描述的是一个地区、一个人，虽然不是穷者越穷，但却与富裕的地区或人相比较，彼此发展越快，差距越大，是在同步增长（比值相同）的情况下发生两极分化，因而两极分化在“极差乘数效应”的掩盖下具有隐蔽性。由于贫困地区（或穷者）的经济状况也在增长，这种“增长”能够掩饰欠发达地区的窘迫和抑制穷困者的怨愤，容易使人们放松对两极分化的警惕。但如果任随“极差乘数效应”的惯性增长，两极分化必将暴露无遗，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将不可避免爆发。[①]

显然，兼顾公平的“效率优先”、“非均衡发展”仅仅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只有在特定历史阶段才是合理的，它们不能贯穿历史的始终。当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而且是很不平衡地发展，继续坚持非均衡发展，必将导致大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因而“非均衡发展”在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阶段，是非科学的发展观，是会导致严重后果的发展观。

很不幸的是，非均衡的东西部区域经济增长带有“极差乘数效应”特性。“极差乘数效应”描述的还是一种彼此同样增速发展的理想状态。受各种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西部的增速还没有达到东部的水平。比如上海浦东国内生产总值（GDP）由1990年的60亿元起步，到2002年达1251亿元。12年间，上海浦东新区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了19.6%的年均增长速度。[②]

著名经济学家林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西部大开发研究中心秘书长刘世庆研究员在他们合著的《审视西部大开发》一文里写道：“东西部差距在西部大开发中继续扩大”，“从人均GDP看，西部人均GDP从1998年的498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522美元，2000年的566美元，2001年的605美元，2002年的663美元，2002比1998年增长33%。而同期东部人均GDP由1998年的1212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1704美元，增长41%”，“从西部与东部人均GDP差距的比值看，1998年为1：2.43，即东部比西部高1.43倍，1999年为1：2.49，2000年为1：2.42，2001年为1：2.56，2002年为1：2.57。五年间由1：2.43扩大到1：2.57”，“从GDP增长率差距看，1998－2002年四年间，东西部GDP增长率，以1998年为100，东部11个省市区GDP四年增长指数分别是：7.36%、20.51%、32.85%、44.59%；西部12个省市区GDP增长指数分别是：4.82%、13.70%、24.59%、36.20%，四年时间，西部与东部的增长率都有很大提高，但西部与东部增长率的差距却由2.54个百分点扩大到6.81、8.26、8.39个百分点，呈逐年扩大趋势”[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编写的《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通过这几年东西部发展的趋势预测道：“贫困人口常常表现出教育水平较低、健康较差的特征，提高他们的教育和健康水平是帮助其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由于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的‘刚性’特征，近年来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对于贫困群体造成了尤其沉重的负担，不仅出现了‘越穷越病、越病越穷’的恶性循环，甚至出现了‘因教致贫’的社会现象”，中国西部贫困有固有化趋势[④]。专家们调研得出的数据和结论，印证了非均衡发展与“极差乘数效应”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特别是“十五”时期，西部地区实现了“四最”――经济增长最快，发展效益最好，综合实力提高最为显著，城乡居民得到实惠最多。“十五”时期，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6％，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5.7％。累计新开工70个重大建设工程，投资总规模约1万亿元。新增公路通车里程22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6853公里），新增铁路营运里程近5000公里，新增电力装机4552万千瓦，新增民航运输机场10个，青藏铁路、西电东送和西气东输等重大建设工程相继建成。宁夏沙坡头、广西百色、四川紫坪铺等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建设，塔里木河、黑河等专项治理工程进展顺利。西部地区累计治理水土流失1600万公顷，实施生态自然修复面积2800万公顷，累计完成退耕地还林526万公顷，荒山荒地造林765万公顷，退牧还草1933万公顷，易地扶贫搬迁120万人。油路到县、送电到乡、广播电视到村、村村通电话、农村能源、人畜饮水、节水灌溉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两基”攻坚计划全面实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救治体系和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进展顺利。科技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逐步增强。人才开发工作得到加强。[⑤]这些凝聚着中央和全国人民，特别是西部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心血所取得的成就已经使西部地区发生了深刻变化，为西部的继续发展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和良好发展环境。

但是，这些成和变化就抵不过另一个事实――“十一五”时期，东部发展更快，西部的成就和变化并没有实现缩小区域之间差距的预期目标。2006年9月，国务院西部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段应碧回答《第一财经日报》的采访说，“和自己比，西部地区的发展在加快；和全国其他地区比，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西部仍然是我国经济最落后的地区”[⑥]。“和全国其他地区比，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这一权威论断，暗含着中国区域经济持续非均衡发展潜伏着“极差乘数效应”的严重后果。

中央认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我国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面向新世纪作出的重大决策，具有十分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意义。但为什么尽管有国家对西部开发的政策支持，西部与东部的发展差距依然越来越大？西部在发展，东部也在发展，而且是在更快地发展。这样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态势，与中央提出的目标越来越远。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抵噬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缩小地区差距的努力呢？

本课题组研究认为，即使进入西部大开发时期，东西部差距仍然加大，根本原因是非均衡发展含有非公平经济增长的因素。所谓非公平的经济增长因素，既有国家对区域发展的非均衡安排的历史因素，也有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间各市场主体由于实力不同、条件不同的竞争所隐含的非公平性。这些非公平因素的客观存在和持续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抵噬了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能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难免出现各区域经济体之间“非均衡发展”。有竞争，就必然出现非均衡发展。但是，非均衡发展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经济发展中自由竞争的结果，这是常态情况；另一种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阶段性安排，是非常态。自改革开放以来，各区域经济体之间的非均衡发展，是中央针对中国当时的基本国情做出的发展战略安排，即“两个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些地方先发展起来，“两个大局”（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所以，东西部“非均衡发展”形成的原因，主要是来自改革发展的阶段性安排，是国家主导型非均衡发展。

问题是：“非均衡发展”是一把双刃剑。“非均衡发展”本身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带动另一极发展，如果“非均衡发展”到了难以驾御的程度，按“极差乘数效应”推论，必将出现区域经济体之间的两极分化。

社会公正、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让一些地方先发展起来，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这个构想的实现，本身就是差距。由于“第一个大局”是改革发展的阶段性安排，与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竞争出现的非均衡发展本质不同，如果这个非均衡发展超过了“公平”底线，将冒“非社会主义化”的政治风险。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先富带后富”、“先发展起来的地方帮助其他地方发展”、“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小平对可能出现的两极分化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可见，在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构想里，发展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两个让”，第二步是共同富裕、共同发展。而第一步是基于当时中国国情实际需要做出的阶段性安排，第二步才是目的，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东部已经有了长足发展，意味着“让一些地方先发展起来”的目标基本实现，第一个阶段的任务基本完成，实施“第二个大局”的条件基本成熟。此时，照邓小平的总体设想，国家发展重心将向第二个大局转变，进入第二个阶段。这个转变，从实效上看，就是要体现沿海地区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弥补非均衡发展带来的非公平缺陷，缩小发展差距，就是要促使西部得到跨越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但要实现由“第一个大局”向“第二个大局”转变，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