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鸿雁：中国城市化理论新模式的建构

中国已经进入了“城市社会来临”的时代。借鉴西方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中国需要从三个层面进行城市化战略的创新：一是顶层设计理论创新。需要对中国全域城市化格局进行全面、整体性的重新规划，使之形成全域性城市化网链体系。重点建立300―600公里宽的沿海城市现代化示范区，建构和规划“合纵连横”式的流域城市带。二是中层理论与应用设计创新。在“人与自然和谐为本”的理念指导下，建构“循环社会型城市化”发展模式。根据中国区域差异过大的国情实际，创新区域性城市化的分类指导策略，采取“五种城市化道路并举”的战略。其核心是理论与战略应用的系统性、层次性和分类指导性，不同地区的城市可根据市情和区性，或并用并举，或分类分层应用，或单一建构。三是终极价值理论创新。创造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理想类型，通过“有机城市秩序”的建构，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城市发展理念。

随着中国城市社会的快速来临，其城市化规模之大、速度之快、范围之广、问题之复杂，在人类城市发展史上都是空前的。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既要学习发达国家城市化成功的经验，又要吸取它们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教训。这就需要针对中国的国情――多梯度差异化社会的发展格局和特有现实，提出全新的城市化理论范式，设计可持续、可操作的中国城市化战略运行方案。

一、中国城市化空间战略的顶层设计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受中国特有的“五年规划”经济模式影响比较大。这既存在着积极推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一面，又存在着制约城市长期有序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一面。“五年规划”虽然能够为解决近期城市建设面临的问题提供策略和手段，但由于中国的城市建设、管理与管理者的考核挂钩，使得多数城市建设仅仅追求任期(五年)的政绩，城市规划往往缺乏连续性、整体性和长远战略性。然而，城市化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要求城市化建设必须注重长期性和可持续性，要考虑30―50年甚至更长时间城市发展空间的结构状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西方发达国家如纽约、巴黎和伦敦等城市所设计的2000年规划，是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的。尽管中国“五年规划”的政府管理模式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但因其不能完全适应城市化长期发展的内在机制和规律，往往使中长期的城市规划形同虚设，出现急功近利的“建设性的破坏”。所以，基于中国特有的国情，有针对性地提出国家顶层意义上的城市化长期、整体发展战略，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可分类指导的中国城市化解决方案，是很有必要的。

(一)中国全域城市化战略格局的顶层设计：创造适应中国地理结构的整体性“地域生产力结构”

中国城市化总体战略的核心之一，是国家区域城市化战略的整体性、契合性和系统性。区域性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是国家整体性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前提。对于国土广袤、人口众多、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中国来说，城市化的发展既要有宏观的理论指导模式，又要有中观的分类运行策略，还要有微观层面的操作运行方案。中外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建立在整体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中国要全面实现现代化，就要全面实现城市化，积极推动区域城市现代化，在创造新的地域生产力格局的同时，构建国家全域范围内的城市化差序格局结构体系，使中国在整体上进入具有某种合理性差异的、相对均衡化的、具有“现代性”的城市社会，进而创造与中国区域地理结构和区域资源相匹配的中国式可持续城市化道路。

中国城市化总体战略思路是：其一，中西部以增加城市群密度、提升区域“发展极”城市首位度为主。在优化城市群结构、增加人口集中度的同时，建构新的低碳型产业簇群。以“后工业社会”的发展模式作为首选，在保护自然、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将回归自然作为理念指导，创造新的生产体系和生活空间环境，甚至可以大面积推出“区域不开发规划”，用强有力的手段保护和恢复历史自然环境，让中西部的部分地区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自然涵养区。换言之，中西部的城市化策略应该是：“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其二，东部以建构区域现代化城市(镇)群为主，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前提下，创造全新的科技型都市农业、城镇农业和都市人农业，并以直接进入“后都市社会”的方式，推进“农民终结”①时代的来临。其三，在中国全域内设计并规划多类型、多层次、跨地域和不同规模的都市群、都市圈、都市带――总体上可以称为“中国都市圈化”战略，创造30个左右具有“全域价值链”的都市圈。这种都市圈和都市带通过中国特有的制度型设计加以推广。在30个大小不等的都市圈体系内，创造跨地域、跨行政区、跨文化的整合机制，在相互覆盖、相互补充的发展中，强化“七大国际型核心城市群”、“三个巨型城市带”和一个“边贸城市环”，并以现有都市群与国家级经济社会发展区进行空间整合，通过30年的努力，创造中国全域整体意义上的、科学合理的城市群(带)体系发展格局，以中国本土化的发展方式实现中国基本城市化(85%)的目标。

根据目前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规律分析，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战略之一应首选创造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战略，在国家层面直接提出创造世界第六、第七、第八大城市群的战略步骤，对现有几个区域型大都市圈重新进行整合规划，形成“首位城市重点发展”的机制，其主要目标就是创造世界级经济区域的“发展极”。在战略选择上，进一步强调中心城市的首位度功能与价值，而不是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等区域空间作为城市群的代名词。这种以区域空间描述来代替城市群概念的思路，反映出中国城市群还没有突破行政壁垒的关系，还缺乏制度型的和市场关系认可的“首位城市”。这种行政化的城市群制度关系，明显地阻碍着中国城市群结构的优化发展。纠正这种模式，需要学习发达国家的“首位度”城市建构理念。例如，在工业化后期形成的大纽约都市圈、大巴黎都市圈、大伦敦都市圈、大东京都市圈等，无不是以首位城市作为城市群的主题概念和“发展极”的。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说，中国需要跨区域的首位度城市体系建设。“根据城市化模式的历史证据，首位度城市的增长似乎是一种发展功能，帮助国家更为有效地集中并最大化其有限的经济和人力资源，起到资源增长、允许分散和向其他区域延伸。”②正如联合国人居署发布的研究报告所言，大城市或者是“首位城市”将继续扮演以下重要角色：国家及区域经济发展、制度建构、文化传播的发动机；甚至在一些国家，通过打造全国治理中心，使之成为政治整合的发动机。这就解释了“为何在多数国家首位城市是国家的首都或州府”的意义了。以大都市为主导的差序格局化城市化，可以充分发挥城市作为地域生产力的功能与价值，强化中国整体上的分工合理的“地域生产力”格局，集中区域经济与产业集聚优势，提升城市能级和国家核心竞争力。在中国形成广泛意义上的、跨区域的“城市群经济共同体”，是国家整体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且，“发展极”的跨区建构，也是中国城市群和都市圈可以和谐发展的前提。

在中国城市群的顶层战略设计中，可以以区域划分为三种模式：一是国际化都市圈模式；二是巨型流域城市带模式；三是“边贸城市环模式”。近期战略之一是“七大核心都市圈”③的“同城一体化”战略：建构以“七大都市圈”为主体的地域生活构成体系，实现跨省域行政区划的城市群空间一体化协作，通过制度创新、市场关系创新和文化整合创新，建立由不同能级城市构成的有机城市群体系。在这里主要强调的是中国全域城市化的整体性战略，即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空间内，建构具有“差序化格局”意义的城市化网状结构，使各区域间的地域生产力布局形成嵌入性的结构互补关系。这其中就包括“七大都市圈”与“三个巨型城市带”形成地域有机结构。这三个巨型城市带分别是：“长江流域城市带”，“黄河流域城市带”，“沿海城市带”。它们是中国地域生产力空间上的“纵”“横”系统表现方式④。仅有城市圈发展而没有巨型城市带发展的话，会出现地域生产力格局的“结构性空洞”；通过“纵”“横”城市带和城市群的有机整合，会使中国的城市群发展超越自然空间的制约和行政体系的空间羁绊，进一步演化成区域结点清晰、网状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多层次区域共同体。在城市“群”、“带”地域结构的格局中，接下来的发展就是要建立以边贸城市价值链为纽带的“中国边贸城市环”。通过城市群、城市带、城市环这三重建构，形成全域“网链”的城市群结构；在“自组织系统”的“熵”结构嬗变中，实现中国从“小康社会”到“城市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的良性过渡。

(二)中国沿海城市区域优先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创造中国现代化先导区

联合国人居署在其研究报告中认为：“那些靠海、沿江或者坐落于三角洲地区的城市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大型的城市。尤其是那些港口城市，继续占据着国家和区域城市景观的重要位置。世界最大的20个城市中有15个是坐落于海边和三角洲的口岸城市。……在亚洲有18个或沿河或入海口城市在20个最大规模的城市之列。”⑤显然，沿海城市经济的发展战略与模式，是中国城市化发展不可忽略的城市化战略之一，应该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体区和示范区，在经济产能方面应该占据中国经济总量的70%以上，以确保中国经济主体的可持续发展，亦如美国三大城市群占据美国75%的产能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说，需要把沿海地区(即沿海300―600公里内)进行有效整合，建造以300―600公里宽为主要空间模式的沿海城市发展区。沈阳、济南、南京、杭州都应该作为沿海城市并提出沿海经济与社会的战略规划。南京、杭州可以多种方式通江达海――南京依托长江，杭州依托钱塘江，可以作为典型的沿海城市经济进行创新。作为一种城市人文区位价值和“城市文化资本”的再建构和再生产，沈阳、济南也应该打造直达沿海的经济与产业发展体系，形成全新的沿海区域经济战略格局。

中国的30多座沿海城市可以确立中国经济的大半壁江山，关键是如何创造与内地的结构性关系。由于沿海城市承担着吸纳海外资金与技术、文化传播的区域国际化整合作用，在产业空间布局方面，国家应该提出整体东部经济发展计划和建立西部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体系，在内地与沿海地区之间搭建跨区的地域发展平台，形成内部经济结构更加合理的地域结构体系和空间关系。

(三)中国流域城市带战略的顶层设计：创造中国“合纵连横”地域现代化结构

中国河流经济十分显著，沿河城市带的开发同样具有国家级战略意义。无论是长江、黄河还是珠江、淮河、辽河、海河、松花江等流域的城市群(带)体系，其发展都具有深刻带动意义。在传统的长江流域(重庆、武汉、南京)三大都市圈以外，应该注重新兴中小城市群的崛起。例如，安徽的马鞍山、铜陵沿江城市群，江苏的江阴、靖江和张家港跨江城市群――这两个新兴的沿长江城市群(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有可能与武汉都市圈、南京都市圈相媲美。另外，“江阴―张家港―靖江”三市的跨江组团发展，可以建构上海、苏南经济向苏北经济渗透与发展的通道，其发展可以填补大都市圈内的区域结构空洞。中小城市群的成长，在创造不同区域比较优势的同时，可以弥补大区域间经济、社会结构空洞之不足，为区域性社会的相对均衡发展提供动力。

从流域经济的价值来看，中国运河城市带也具有典型的国家战略开发价值。1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线路最长的人工运河，是中国一条重要的南北水上干线。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和六个省市，在历史上不仅便利了南北物资的运输交换，也有助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运河城市带主要包括北京通州区，天津武清区，河北的沧州，山东的德州、临清、聊城、济宁，江苏的徐州、淮安、宿迁、扬州、高邮、镇江、常州、苏州，浙江的嘉兴、杭州、绍兴、宁波等城市(区)。它在填补中国城市群地域结构中的“空洞”的同时，既可以作为沟通南北城市群经济与文化发展的纽带，又可以作为中国东西部和南北区域经济发展的过渡空间。从国家经济平衡发展和区域经济空间整合的战略意义上说，将运河城市带纳入国家层面的城市化发展战略体系是利大于弊的。

大区域的带状空间城市化整合，是与中国自然地理格局相适应的现代化战略的必然选择。国际经验表明，沿海地区国际化的经济、社会文化要素对内地区域社会渗透得越快，国家整体现代化的发展就会越快，并且越具有世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