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西班牙经济危机的原因及相关启示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被称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目前已在世界各主要的经济体中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衰退。西班牙也深受冲击，经济出现了大幅度的滑坡，并因此成为当前整个西方经济体系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其实，早在这场全球性危机到来之前，西班牙经济繁荣光鲜的背后就已暗藏了深重的内部矛盾。全球性危机不过是外在地激化、触发和加剧了它们而已。从根本上讲，西班牙的经济危机源自该国的发展方式，而后者相当程度上又是一个时期以来连续执政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相关理念和政策失误的结果。人们看到，危机爆发时，工人社会党(以下简称“工社党”)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一定程度上起到缓冲和止损的作用，但由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深层次问题，西班牙仍面临经济衰退的困扰，而工社党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又一次被逐出了执政的舞台。

一、全球性危机对西班牙经济的影响

此次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来势凶猛，它使得全球银行业市值蒸发5.5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10%左右；使得2009年全球GDP增长下降2.9%，其中发达国家GDP下降4.5%，发展中国家下降至4.7%；使得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出口总额出现同步下降，当年世界贸易量下滑12%，为1945年以来最大的跌幅。

金融危机最终使欧洲一些国家长期积累的财政和债务问题转变为主权债务危机。2009年底，希腊首先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后来蔓延到了西班牙。经济危机对西班牙的影响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出口贸易额下降。早在2007年，3.5%的增长率便已显示了经济减缓的征兆，到2009年，GDP增长率更是迅速下降为-3.7%，2011年方才扭转负增长，但仅仅为0.7%。[1]由于欧盟国家是西班牙的主要出口地，所以伴随欧洲经济紧缩，其货物出口量也出现下降，先是由2008年的2792亿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2231亿美元，此后一直回升乏力，2011年第三季度外贸出口增长率又低至-2.0%。[2]这些都表明，西班牙经济出现了明显衰退。

第二，建筑业遭到重创。建筑业一直是西班牙经济的重要支柱，但是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越来越不景气，房价持续下滑。2008年以来，房地产价格一直呈下降趋势。2008年7月14日，西班牙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马田萨―法迪萨公司正式申请破产保护，西班牙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2010年以来，西班牙住房销售下降了40%，2010年第一季度相比较于2008年第一季度，房价跌幅达到了11.2%。[3]

第三，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大幅上升。失业率由2007年的8.3%增加到2010年的20.1%，2011年，年轻人失业率高达45％，全国失业总人数达491万，创1976年有此项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通货膨胀率过高，2008年年中时为5.1%，2012年9月还维持在3.4%的高位，长期高于欧元区国家的平均水平。[4]

第四，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增加，金融市场萎缩。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西班牙金融系统存在的问题，如流动性短缺和大量的银行坏账等的负面影响持续放大。2010年该国银行和地区储蓄机构的不良贷款占到了总额的5%，然而，一年前该数字还仅为3.2%。[5]据西班牙央行公告，银行无法收回的贷款在2011年增长了33%，达到1480亿欧元。2012年房地产泡沫破灭，西班牙首次出现抵押贷款还款拖欠比率猛增的状况，外国投资者大量出逃，西班牙的金融市场迅速出现了暴跌迹象。在2010年2月，西班牙的Ibex35指数一路暴跌，从最高的11000点，迅速下滑到10000点，甚至一度跌破10000点的心理价位。

第五，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增加。面对扩张型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的经济泡沫，正常的应对思路一般是要适度压缩财政开支。但为了救助金融业和失业者，政府不得不大举借债、加大开支，从而使赤字进一步增加。2009年西班牙财政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高达11.2%。尽管西班牙政府努力压缩财政开支，但2010年财政赤字还是占GDP的9.2%，公共债务则占到了GDP的66.1%，大大超过欧盟规定的3%和60%的标准。[6]2011年11月西班牙财政部不得不发行30亿―40亿欧元国债（实际发行额为35.62亿），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高达7.088%，与10月份发行时的收益率5.453%比较，上升了近30%，创1997年以来新高。目前，西班牙已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最严重的国家。

第六，居民收入下降，负债率增加，人民不满情绪增加。由于失业率增加和经济衰退，再加上政府为应付债务而提高税率、减少开支，西班牙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出现连续下降，由2008年的2.5%下降到2009年的1.9%。[7]居民家庭的负债率从20世纪90年代末约占收入的40%增加到2008年的122%。危机爆发时，西班牙全国有800万宗银行抵押贷款（大多为购房贷款），拖欠偿付债款者在2008年七、八两个月增加了一倍，工薪阶层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准急剧下降。[8]此外，再加上高居不下的通胀率，西班牙民生陷入30年来少有的艰难境地。其结果，自然是公众抗议活动如示威、罢工和骚乱等此起彼伏。

二、西班牙遭受经济危机重创的外因和内因

从外部因素来说，全球经济环境的恶化使西班牙的生存环境变坏，不利于经济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走向深入、世界性经济肌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都离不开其他国家和地区，都要相应承载来自外部生态的助推或考验。20世纪70年代中期民主转型以后，为全面摆脱以往为因应佛朗哥独裁统治需要而自觉不自觉地游离于欧洲体制之外所导致的不利局面，民主政府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战略，成功地于1986年加入了欧共体，积极融入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享受到了欧洲大家庭带来的种种好处，很快迎来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的迅速腾飞。但是，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经济繁荣时期大家固然可以共享好处，但在全球经济特别是欧洲经济面对停滞或衰退时，谁都难以独善其身。

关于此次经济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西方专家学者多认为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彻底粉碎了人们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信仰。”[9]日本经济评论家内桥克人指出：“市场万能、竞争至上的新自由主义的必然结果是就业体系破坏，社会纽带断裂。”[10]崇尚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承认“过去错误地相信自由市场可以调节金融体系而无需政府加强监管”。这些判断都看到了不受节制的资本未必就会积极专注于资源优化利用和高效率价值创造的现象。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究其内理，此次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本质，仍然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资本盲动和无政府主义的危机。所不同的是，它有了新的表现形式。

伴随经济全球化、虚拟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世界性经济分工的畸变，资本与实体经济领域直接的价值创造之间的距离越发遥远。大多数资本雄厚的国家，特别是掌握着世界货币控制权的国家，都以服务业为主导产业。在强调通过扩张性经济政策以促进增长的凯恩斯主义、反对国家对国内经济予以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的交叉影响下，发达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越来越轻视劳动价值论，越来越偏好某种虚拟的“价值创造”并走向极致：自命为价值源泉的资本不仅垄断了生产和流通，而且操控了对于社会意义本身的生产和阐释；通过对自身剥削的深层次、全方位的精致包装，大量远在本国政府力量所及之外的资本事实上裹挟了权力（政府权力或世界强权），被主观创造出来的名义需求也取代了有实际购买力支撑的有效需求成为引导经济分工与价值分配的主轴。其结果，必然是要引发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断裂，扭曲国内市场机制以至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

于是，一方面，居于世界产业分工低端的国家和地区不得不靠极端压低劳动力成本、不计资源和环境成本过度扩张制造业，以低廉的价格供应发达社会并积累起事实上难以造福本国民众的高额外汇储备；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实体产业早已空心化，过剩资本流向全球以追逐短期超额利润，因而并不直接或是并无诚意从事真正的价值生产和创造，继而在本国经济领域中形成事实上的资本短缺或较差的资本流动性。这样一种局面在前述两类国家中都是不可能持久的，危机或早或晚的爆发也是其内在逻辑所自然注定了的。现在看来，想在短期内走出这样一种局面是不现实的，它需要人们走出一切不实际的“救市”幻想，转而认真地调整经济结构、改变发展方式、重塑世界经济分工系统。

此间，人们看到，西方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受到了金融危机的破坏，但程度有所不同。其中，越是对资本控制相对稳健、能够保持了比较合理的产业结构的国家，譬如德国，其抵抗经济危机的能力越强。但对于西班牙这种先天基础薄弱的国家而言，它遭受到的冲击要比德国大得多、走出危机的时间也要长得多。西班牙何以不能像德国那样拥有强劲的抗危机能力？这里就有必要进一步探索西班牙经济自身存在的问题。

首先，西班牙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与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班牙政府采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受石油危机的影响，西班牙经济曾一度面临衰退，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居高不下，而传统的经济政策也难以奏效。有鉴于此，1982年上台执政的工社党逐渐采取了一种趋向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后者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因而被以后历届政府所继承和强化。这些政策主要包括：第一，实施经济紧缩政策，减少政府债务和财政开支，降低税收，削减养老金，提高养老金领取标准。第二，国有企业逐渐实现私有化。20世纪80年代的私有化规模较小，到90年代初期，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开始加速。2000年6月，人民党政府进一步颁布了全面放开经济的52项措施，打破关键部门的垄断局面，建立了更加严厉的保障市场竞争的机制。第三，金融业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工社党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鼓励资本流动的措施，取消了各种外资壁垒，逐渐解除了外商银行设置分行的限制，解除了当地储蓄银行的地区性限制，并且颁布了一系列放松银行部门管制的措施，促进了银行业的自由化和现代化。为了增加银行的获利能力，政府还多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这些新自由主义的举措，在西班牙经济刚刚脱离专制政体的管制转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按病投方，药效良好。但若过分推行这些政策，将其长期化甚至于教条化、迷信化，问题即接踵而来。作为新兴的经济体，又有良好的经济和政治地缘环境，西班牙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吸引了总量排名世界第四的外资，其中不乏短线炒作的资本，它们逐渐操控了西班牙经济，最终诱发了西班牙的经济泡沫。

其次，增长模式和途径太过单一，过度依赖房地产业和个人消费来带动经济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开放性经济政策以来，西班牙历届政府都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作为治理通胀、降低失业率的重要手段。在工资增长、信贷扩大的情况下，1998―2007年期间，西班牙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增长3%，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拉动内需的增加，成为西班牙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这一时期西班牙的房地产及其他资产投资也快速增加。此间，西班牙过于宽松的移民政策曾导致大量非熟练劳动者的到来。出于消化这些新移民的需要，政府更将技术要求不高的建筑业视作重要的政策倾斜领域。1999―2007年，西班牙新建住房的数量占到同时期全欧洲总量的2/3。2006年，西班牙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产值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8.5%，是欧盟平均水平的两倍。2007年第三季度，房地产业提供的岗位占据了整个劳动市场的13.3%，大大超出了德国(6.7%)和英国(8.5%)当时的情况。1997―2007年，西班牙住房增值率为191%，超过了公认存在房地产泡沫的美国(85%)和英国(168%)。此种情形得以持续的一个原因在于较低的利率和融资成本。西班牙政府长期放松对银行的管制，加入欧共体以后，随着外国资本大量涌入，银行利率不断降低，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分别从1992年的13.3%和11.7%降为1999年的3.0%和4.7%，2005年更是低至2.2%和3.4%。在对经济发展前景预期充满信心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