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春：“中国模式”议

内容提要：中国模式从其定义特点上应该是一种规范模式。尽管中国的现状尚不能给在危机和人类自然环境的毁灭中不断丧失合法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带来真正挑战，但中国模式还是被期望成为一种社会主义的选择。在中国，三个连续的运动历史性地为这一模式的形成作好了准备：反殖民主义的国家解放与社会革命，反斯大林主义中央集权官僚模式的群众路线式的社会动员，以及反资本主义一体化的社会主义市场探索。毛泽东时代和改革时期共同得到的一个基本历史经验就是，如何在不失去人民和人民利益的同时将权力集中于政府和政策决策。因此，中国模式将成为一个与过去决裂的革命的代表：一个高度自主并且民主的发展型国家；一个由需求而非利润驱动并因此远离依附与发展主义、地方自决与国家协调相统一的政治经济体；一个由全面社会保障与社会自我管理所支撑的参与型社会。这一模式的理论前提之一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并非是普世的，而是具有特异性。然而，中国模式并不是一个与西方相对的文化概念，而是一项在战胜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规则中具有国际意义的政治建设。

一、“北京共识？”“中国模式？”

近几年来国际上的热门议题之一是“中国崛起”。但从民间中国的以及世界史常识的角度，如果要说到“崛起”，中国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意义上的巨人崛起是1949年，而不是今天。当然，按物质财富的总量计算，中国已今非昔比。即使在科技、管理等方面仍然落后，即使诟病于阶级、城乡、地区等差别，即使丢弃了不少独立自主另类现代的雄心，农村贫困的大幅减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乃至基于经济实力的“大国心态”的膨胀，都是不争的事实。

迄今讨论得比较多的是意在与“华盛顿共识”相匹敌的所谓“北京共识”。提出“北京共识”本来是一个积极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尝试，尤其着眼于自主创新和重整国际秩序，是很有道理的。但这个提法显然过于乐观，实际上也并未形成。它至少回避了以下的现实障碍：国内，以GDP增长为目标和出口为导向的战略，造成可见的短期利益与长远代价之间的巨大落差，从社会人文到生态环境都不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公共政策中的偏差还导致社会危机，从而此起彼伏的群体抗议。国外，美国霸权之下严酷的国际制约不仅见于“中国威胁论”一类的敌对宣传和各种经济压力，而且包括直接的政治、军事挑衅，当下就有近海军演。由于中国加入世界市场上的能源竞争，使其外部条件更加险恶。廉价劳动的“优势”不但使中国经济苦于内部的过度竞争，还加剧了穷国之间在全球市场中的零和博弈。发达国家更以流失就业机会为由，用劳工权利的旗帜置中国于道义劣势。

在这样的冲突格局中，共识如何可能？谈论“北京共识”避开这些障碍，即落入掩饰矛盾的幻想。毕竟，任何容忍强度剥削、两极分化、腐败不公，高消耗、高污染、高度外部依赖的发展方式，都缺乏形成共识的正义性基础和吸引力。因此，只有反思改革以来的经验教训，拨乱反正，才能有效应对挑战，找到一条中国真正能够造福人民、鼓舞世界、引以自豪的道路，成为发展的榜样；继而得到全球南方及北方进步力量的支持和认同，形成真正的共识。

相比于未来时态的“北京共识”，“中国模式”进行时是个适当的选择。它概念空间更大，由自我定义而留有广阔的创新和调整余地。尽管中国特殊的传承和经验从在中国革命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理想到小城镇等非经典城市化、工业化的实践，恐怕都无法在目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潮中求取“共识”，但它们却是中国自主改革设计和推进的历史基础和宝贵资源。这当然不等于说“中国模式”面向过去和自我封闭缺少世界意义；相反，正是因为它既有和潜在的超越国境的深远影响，才谈得上模式，才能与国际比较和对话，从中探索具有普遍价值的取向或方法。此外，一个重要的澄清是“中国模式”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统一。与“中国特色”蜕变成杂烩集装和自嘲辩辞全然不同，“中国模式”要求规范性的解读和定义。

二、讨论的前提

一个是历史视角。“中国模式”来自近现代中国人民追求独立解放和繁荣富强的艰险历程，有深刻的时代渊源和路径依赖，是一部不应也无法割断的历史的一部分。由此上溯，又因为今日中国延续着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生成流变，就同时也需要更长远的观察视野。比如阿瑞基等讨论东亚复兴采用了500年，1500年和50年的比较尺度。[1]我们未尝不可再加上5000年的文明史，以便在历史长时段中把握中国物质生产和精神发展的多元轨迹，以及其在世界和周边位置的沿革。不过最重要的，还是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和前后30年间各自的不同阶段。其中的功过得失都需要逐一检讨，诚实面对。

另一个是中国立场。中国立场是历史视角的题中应有之义。既然是“中国模式”，就注定依靠中国本土的追求、知识和资源。这样的立场也是扭转改革年代流行起来的媚外风气。后者言必称美国，行必求接轨，以霸权主宰的全球化为普适的标准和目标。就连历史制度学派的追随者们，宣扬的竟然也是过继人家的制度传统。即使左翼，讲社会公正离不开罗尔斯，两性平等离不开西方女权，好像本土全无与之相通甚或更先进的思想和实践。然而缺乏自信、一厢情愿的结果打造不出正品，最多不过是中国版的欧美模式或新日韩模式，幻想中国能亦步亦趋。

再就是国际眼界。中国立场针对强势全球化而言，与狭隘地方民族主义不可同日而语。它不仅有“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胸怀和积累，而且对诸如卢梭的契约共和、斯密的伦理市场、康德的启蒙理性、穆勒的自由主义、韦伯的组织治理等西学传统采取去粗取精和拿来主义的态度。在经济社会层面，则是联合发展中国家，力求改变现存少数富国执掌的游戏规则，退出“逐底赛”的中国立场，同时也是久违了的国际主义立场。国际眼界并且是“中国模式”的认识论前提：后者要厘清的正是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即中国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别样出路的可能性。

最后，是对“中国模式”内延、外涵界定中的规范要求。“中国模式”不应该只是一个经济增长模式或政府治理模式。因为或专制或民主、或集权或分权、或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从历史资本主义到历史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条件下使用不同的办法，都可能维持统治并成就某种增长。如果“中国模式”不过是其中之一，就没有特殊价值，也没有示范价值。“中国模式”应

该是超越一般增长和治理的，关于中国现代转型的总体概括，也是对其中包括思想文化、制度组织等在内的经验的总结。它不仅是描述性的，也应该成为规范性、有普遍应用意义的模式。换句话说，中国的探索之路和当前充满矛盾的现实，绝非“中国模式”的直接体现或演绎，并不能通过模式构建一概加以肯定。在中国的发展中，究竟什么是成功而能够正面肯定的经验，什么又是负面而必须否定的失误，什么又是需要澄清和解决的问题，都要梳理。负面的东西显然不能视为“中国模式”的合理成分。例如就国家能力而言，对经济社会的高效组织和政策的“公善政权”为正，对公民个人空间的全能渗透或权钱联手、资本专政为负。又如与劳工神圣相抵触的“廉价劳动”观念，非但不能代表“中国模式”，还是对它的极大曲解。通过人力资本的大量投入而不断提高劳动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才是“中国模式”里的普适因素。再如发展与发展主义的本质区分：后者因其对社会、环境的破坏而不可持续，与“中国模式”背道而驰。

说到底，“中国模式”的规范性在于它的社会主义取向，志在最终取代一个危机重重的全球资本主义整合模式。从南北分化到资源掠夺，从赌博经济到战争机器，资本主义已经证明不能解决世界的问题，也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常用的说法，它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正是问题本身。

尽管中国现状并不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挑战，“中国模式”却有远大的前瞻。这也是“北京共识”的解释框架所难以包容的。

三、历史准备和教训

“中国模式”的历史准备可以追溯到中国革命建党建军、以农村包围城市而夺取政权的浴血征程，之后新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直至改革开放实行自我改进式的社会经济转型。三者相继，使百年积弱的中国走上了一条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独特现代化的民族道路，向第三世界昭示了以己之长打翻身仗的可能。尽管充满矛盾的实际历史运动要复杂得多，这一粗线条的历史轨迹还是清晰可辨的，依序为以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对抗殖民，以群众路线动员参与对抗苏式官僚国家主义，再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抗资本主义整合。其间变革的断裂、现象的混杂都不曾掩盖历史的连续，从“中国模式”继往开来的角度，可以说它一以贯之。也就是说“，中国模式”非自今日始―――今天的难题反而造成它的反复；“中国模式”也有很多不确定的国际国内因素，它任重道远，还有待步步摸索，锤炼成形。

以史为鉴，毛泽东时代的经验教训择其要者不外两点：第一，一个人民主权的国家是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的首要条件，路线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这个国家的目标是中华民族各地区各民族的兴旺发达和全体城乡国民的福利；它必须有能力、财力、公信力和号召力来支持这些目标，鼓励广泛参与，实行群众监督。第二，公民意识的张扬和健全有效的法制是人民主权的文化和制度保障；否则，人民意志架空，公众意愿误导，使以“人民”的名义压制少数、迫害无辜、侵犯人权成为可能。一方面，政府工作责任重大；另一方面又不能管死，以致窒息个人自由和创造力，挤压民间智慧和批判反馈的空间。

同理，改革时代的经验教训也可以概括为两条：通过选择性地引进市场机制和“浅度”全球化，以加入国际市场换取先进的管理手段和技术升级是改革开放的本意。由此顾名思义，所谓“改革”，正在于其方向与苏东向资本主义全面转轨的“革命”不同。在这个大前提下，第一，国家的关键角色不仅是计划经济的逻辑，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早期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就是明证，近年遍及发展中世界的市场化过程更无例外。把现存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市场化未彻底或私有制不到位，而以私有产权的确立来定义一个万能、完善的市场完全是一厢情愿。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信奉市场自发力量的人往往又同时力主政府强制推行私有化，正与

官僚权贵资本主义合拍，自相矛盾的背后自有既得利益集团的驱动。第二，改革的成功取决于民主决策。因缺少民众建言和透明度而导致的政策失败，在发展方向、分配格局和资源环境等方面已经造成一些重大乃至不可逆的损失。例如医疗改革，把中国的有关指标改到全世界191个国家中的倒数第四位（2000年国际健康组织报告），使许多人看不起病、人民健康水平整体下降。这样事关百姓身受其益害的大事，怎么决定的？普通民众有没有知情权和决策参与权？接受教训，正在开展的第二轮改革终于定位以人为本，并开展了集思广益的政策论证。

改革前后两个时期的共同启发是，万勿淡忘人民至上是新中国的为政之道、立国之本。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不但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其实也是效率的源泉。理论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正是因为它克服了剥削压迫和不公不义，从而解放了劳动者及其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很难想象一个劳资对抗、官民对立的社会能有多少效率。

中国的经济增长曾经以超高投资和超廉劳动来维持，但以“效率”压“公平”有目共睹的后果是不但效率少有提升，而且导致社会冲突、拜金横行、环境恶变；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全盘资化（不是西化），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当中国的出口产品在一些地方遭到工人和学生团体的抵制（与“反倾销”无关），而“中国制造”暗示着血汗工厂、明示着利润外流时；当骇人听闻的工伤数字、矿难内幕、迫于工资拖欠或改制下岗或超强加班压力而自杀或杀人的劳工遭遇、各种污染及伪劣商品造成公共健康危机、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勾结强拆民宅强占农地等事件一再被国内外媒体曝光时，“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就几成自欺欺人的奢谈。

四、反思不是反对

事实上，公权私有问题、国企改制问题、公共政策问题、三农问题、民族问题、金融问题、环境问题等等，都已对20 世纪90 年代的改革“激进化”提出质疑：如果连最基本的社会公正都不能保障，“社会主义”不是徒有其名吗？如果改革改成了最落后方式的原始积累和官资合流的抢劫型资本主义，当初为什么革命？又为什么改革？然而反对意见在官方渠道发不出来或听不进去，主流媒体宣传的多是盲目接轨、市场迷信。改革于是在不知不觉中失去自我，变成他人模式的劣质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