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波波夫：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是真特色吗？

当今的普遍意见认为，在鼓励个人自由和企业家精神的民主国家，比如墨西哥、巴西、土耳其和印度等会出现未来的增长奇迹，而经济快速增长的威权体制，比如中国和越南，或者伊朗和埃及，在不久的将来即使不出现萧条也注定会经历增长停滞。因此，许多人相信，威权体制只有在赶超阶段才能取得快速增长，而不能在创新阶段成功：一旦一个国家到达了科技发展的前沿，无法再通过复制别人的创新成果取得增长的时候，只有依靠自由的企业家精神、有保障的个人自由和民主的政治体制才能继续向前。

由于在2008~09年经济危机中，中国的经济表现比西方好得多，因此不乏有文章称赞中国经济模式更有活力，西方应当向中国学习。

阿纳托莱•卡列茨基（Anatole Kaletsky）在《泰晤士报》的文章中称：我们西方面临一个选择：要么承认在五千年的人类历史上，中国文化比美国货西欧都更成功、更持久，现在它要重新夺回本应属于它的世界领先地位；要么停止否认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西方模式之间的竞争，开始认真地思考西方资本主义应当如何改革才能有更大的胜算。

“东是东，西是西，两者永不遇”。罗德亚德・吉布林这句经常被援引的话引出了一个更朴素的问题：当今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真的迥异于西方模式吗？它真的有神奇的特质，以致可以在世界衰退中一枝独秀吗？抑或这种增长仅仅是一种意外的幸运？当然，中国的经济现在既非中央计划的亦非国有的。

它同西方的共性是以下诸方面：

――私营部门占主导--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5%是由非国有企业生产的，其中包括股份制公司和个人私营企业。这些企业同其西方同行并没有多大区别。

――政府开支占GDP的比例相对较小（约20%）――这一比例低于所有西方国家，甚至低于人均GDP水平相似的发展中国家。

―― 教育和医疗不再免费，贫富差异相对较大（基尼系数达到45%，根据2010年3月的福布斯报告，仅中国大陆就有64位亿万富翁，仅次于有403位亿万富翁的美国，领先于拥有62位亿万富翁的俄罗斯。）

同西方经济增长模式的差异似乎也并不明显：

――中国有很强的出口导向工业政策――主要是由于人民币币值低估，累积了巨大的外汇储备。但这并非没有先例，香港、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在其发展早期，都曾使用过这种政策；

――土地在中国仍非私有财产，不能买卖，但私有的、长期可转让租约却很普遍；另外，土地公有制在其他国家也并不同少见，只是比重较小。

――中国监管资本账户，但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都采取这种做法。而欧洲国家在半个世纪之前，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还都在实行这种政策；

――中国是威权体制，（当然，所有发达国家历史上都曾经历过威权体制，其中西班牙、葡萄牙、台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在三四十年之前还是威权体制）。

真正的区别在于国家的制度能力

许多对中西方经济模式异同的比较都忽略了这一非常关键的因素。中国的特殊性在于，现在它在国家的制度能力方面看起来很像一个发达国家，但在人均GDP方面却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应当把中国同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或者一百年前的发达国家相比较――当时这些发达国家的GDP和现在的中国是同一水平。这种比较非常有利于中国。

从狭义上说，国家的制度能力就是政府执行法律法规的能力。衡量国家制度能力有许多主观指标（腐败、法治、政府效能等），然而许多研究者认为这些指标带有偏见，无助于解释经济表现。衡量国家制度能力的天然的客观指标是凶杀率（即不服从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和“影子经济”（即不遵守国家经济法规）。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这两个指标上的得分在发展中世界几乎是最低的，同发达国家则旗鼓相当。

2002年，中国每10万名居民中有三例凶杀，欧洲和日本的这一比率是1-2例，美国超过5例，中国看起来像一个发达国家。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中东北非地区的国家，才有如此低的凶杀率。通常在发展中国家这个比率都会高一些，比如在拉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许多前苏联国家。比较而言，西欧国家用了300年，才将每10万居民中的凶杀率从16世纪的超过40例降到19世纪以来的1-2例。

在影子经济方面也是同样情况：影子经济占中国GDP的比例不到17%，低于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诸国，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通常是40%左右，有时甚至超过60%。只有为数不多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越南和一些中东北非国家（伊朗、约旦、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影子经济的比例才如此之低。

中国制度的优势从何而来？

中国过去三十年成功的先决条件大多数是在之前的1949到1976年期间创造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推行的政策，1979年以来的市场体制改革就无法取得今天这样可观的成就。在这一点上，1979年以来的经济自由化不过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其他的要素，尤其是稳固的制度和人力资本等因素，之前的政权已经准备妥当。没有这些其他要素，单靠自由化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成功，有时甚至适得其反，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撒哈拉以南非洲。

中国1979年以来的市场体制改革带来了经济加速增长，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后已经创建了一个高效的政府，这是之前几个世纪都没有过的--主要是由于欧洲殖民者的蓄意破坏。通过每个村庄的党支部，在北京的共产党政府可以将它的规章制度贯彻到全国，比秦始皇以及其后任何的帝王都更有效率，更不用说同国民党政权（1912-1949）相比。在19世纪晚期，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仅相当于GDP的3%（而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是12%），国民党政府时期也只增加到GDP的5%，而毛泽东政府给邓小平的改革班子留下的税收收入相当于GDP的20%。

1970年代中国的犯罪率位居全世界最低国家行列--当时中国根本不存在影子经济。根据透明国际的估计，即使在1985年中国的腐败在发展中国家中都是最轻的（中国和前苏联在被调查54个国家中处于中游，低于西方国家，但是领先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领先于韩国、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同期，在“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大众教育实验”中，中国的识字人口从1949年的28%提高到70年代末的65%（而印度则是41%）。

到1970年代末，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万事俱备，只欠市场自由化--这一要素引进起来比人力资本和制度能力都要容易得多。中国早在1949-1976年就已经有意识地为后改革时期的杰出成就奠定了基础。

但即使是经济自由化这一看起来易于完成的任务也要精心管理。苏联在1980年代末处于类似的位置。诚然，苏联体制丧失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动力，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增长率持续下降，人口寿命没有上升，犯罪率缓慢增长，但总体上说制度是强有力的，也有较多的人力资本，这都给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初始条件。然而经济自由化在中国和前苏联以及其后的俄罗斯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

快速的经济增长只有在几个必要条件同时满足时才能实现。高速增长特别需要：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在农业国甚至需要重新分配土地、强有力的国家制度，经济刺激等等。罗德里克（Rodrik），豪斯曼（Hausmann）和贝拉斯科（Velasco）在《诊断经济增长》中曾谈及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诊断经济增长》的一个任务就是找出这些瓶颈。

为什么经济自由化在中欧可以奏效，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美不行？根据诊断增长的方法概述，答案在于，中欧经济增长缺少的要素是经济自由化，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美并不缺少市场自由化，而是缺少国家能力。为什么自由化在中国和中欧行得通，而在独立国家联合体却行不通？因为在独联体国家，实行自由化的方式是降低国家的能力--这是社会主义历史遗留的唯一有用的遗产――而在中欧，特别是在中国，国家能力在转型期并没有大幅下降。

与1991年之后的俄罗斯不同，目前看来中国在1979年到2009年成功地保存了强有力的国家制度--上文提到的一个衡量国家制度能力的可靠指标，即每10万居民中的凶杀率，在中国仍然不到3例。相比之下，俄罗斯在2002年大约是30例，2009年大约是20例。在1970年代毛泽东主义统治时期，山东省的凶杀率甚至不到1例，1987年全国每10万人的凶杀率大约为1.5例。在市场改革期间，凶杀率增长了三倍，这同俄罗斯的情况是类似的，但是中国凶杀率远低于俄罗斯。

如果中国模式确实存在，那么它可以复制、可以持续，甚至众望所归吗？

决定性的考验是一个经济学家有激烈争议的问题：下一次的经济奇迹――如果会发生的话，会出现在哪里？

当今的普遍意见认为，在鼓励个人自由和企业家精神的民主国家，比如墨西哥、巴西、土耳其和印度等会出现未来的增长奇迹，而经济快速增长的威权体制，比如中国和越南，或者伊朗和埃及，在不久的将来即使不出现萧条也注定会经历增长停滞。根据者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的观点，“一个鼓励科学和企业家精神的国家即使存在不平等也会兴盛，因此印度和巴西，甚或墨西哥将成为世界的领导。但是我认为，在保留等级庇护制度并对个人主义和基于科学的企业家精神存有敌意的国家将会落后，比如埃及和伊朗”。许多人相信，威权体制只有在赶超阶段才能取得快速增长，而不能在创新阶段成功：一旦一个国家到达了科技发展的前沿，无法再通过复制别人的创新成果取得增长的时候，只有依靠自由的企业家精神、有保障的个人自由和民主的政治体制才能继续向前。

我们仍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创新型增长。一方面，在专利活动的数量上，日本、韩国和中国已经在快速赶超美国。自1998年就连年取得登记专利数量世界第一的美国专利局在2007年被日本专利局取代。中国的专利局取代了欧洲专利局成为登记专利第四多的专利局（日本、美国、韩国、中国和欧洲的专利局是全球前五名专利局，共登记了全球74.4%的专利）。在日本、韩国和中国，每美元GDP和每美元研发费用的国民专利备案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有时是显著出超。

而赶超型增长的证据至少是有争议的。试想，如果关于未来经济奇迹的辩论发生在1960年，那么有些人可能确信在更自由、民主和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印度和拉美会出现经济奇迹，而另一些人则预测东亚威权体制的、中央集权的、政府铁腕干涉的国家会成功。但我们不知道的是，中国在改革过程中逐渐削弱的国家能力在未来是否会继续削弱；如果继续削弱中国将回归“正常”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话，中国的快速增长就会终结，也就不存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殊性这一问题了。

【作者简介】弗拉基米尔.波波夫（Vladimir Popov）俄罗斯新经济学院（New Economic School in Moscow）教授、俄罗斯国家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生院院长。2010年5月27日被俄罗斯新闻周刊Russkiy Reporter评为“2000~2010年俄罗斯10名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译者 孟渔 审校 索萨

（本文原载2010年5月24日的《转型》（Transition）杂志：Is The Chinese Variety of Capitalism Really Uniq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