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和不平等――理解当代趋势和政治选择

内容提要：经济增长可以使富人受益，也理应使穷人受益。然而，近年来，无论是富国与穷国的跨国比较还是富国或穷国国内的比较，贫富差距都是惊人的。一些穷人并未享受到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本文对全球性不平等和一些国家的国内不平等状况进行了分析，介绍了国际社会应对贫困和不平等的策略，并认为创新出更为公正的制度才是根本出路。

关键词：经济增长；贫困；不平等

作者简介：托马斯・博格（Thomas Pogge），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教授，即赴耶鲁大学哲学系任教。现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应用哲学与公共伦理学中心访问学者。译者：田洁，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一、谁才是近年来增长的受益者？

在近20年来关于世界经济的争论中，"增长至上"的说法总被视为真理。有人说，增长就意味着财富，而财富的增长总是喜人的，尤其是对于那些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但若稍加判别，就会发现其实并不尽然。

曾经有这样一种说法，经济学家会为经济增长欢欣鼓舞，而完全不顾及分配状况。这些经济学家在评判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时，往往只关注它们对社会产品通胀调整（inflation-adjust）后的（人均）相对影响。我不敢肯定这是否一度成为经济学的主流。长久以来，经济学家认为收入和财富的作用在于满足需求偏好，并且认为随着财富和收入的增长，其对于需求偏好的满足能力会逐渐下降。无论如何，经济学家只盯着增长的说法还算正确，因为真正的经济学家可以借此强调他们提倡的是不同的东西，他们要的是减除贫困型（pro-poor）的增长，或者说平等型的增长等。这种说法对于经济学家的道德角色扮演尤为重要，他们要安抚富人们的良心，要缓解25年来在全球化推动下所造成的贫富差距压力。如果经济学家们真的致力于实现公正和减除贫困，为全球化的发展而颌首相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加以赞许呢？

增长使富人受益，也可以使穷人受益从而缓解贫困。但世界贸易组织的全球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呢？在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中，应用阿特拉斯计算法（Atlas ）计算所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走向如表1所示。

在任意一年中，把拥有世界10%最富有人口的那些国家定义为富国群，把拥有世界10%最贫穷人口的那些国家定义为穷国群。两个群体的人均国民收入总值（名义美元价）和相应的不平等比率如表2所示。

由此可见，根据更为合理的人均国民收入值来衡量，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其中最贫困的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参与分配全球经济增长。事实上，最穷国和最富国之间的差距不只翻了一倍，而是达到令人惊悸的122：1.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测量，也仅限于国家间的不平等测量，而忽略了这些国家国内民众的生活状况。当有人跟我们说中国的人均GDP 年增长为6%时，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些增长在中国国内是如何分配的。而这恰恰是公正和贫困问题的终极关注：中国的贫困人口在全球化中的遭遇如何？而全世界其余的贫困人口又遭遇了什么？如果仅仅关注国家的平均水平，焦点就放在了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提出的三个平等概念中最无道德价值的一个――国际间不平等或者跨国平均不平等，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各国国家内（intranational ）不平等和全球区域内（global）的不平等。

二、各国国内不平等的跨国比较

假设两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因为它们的丰厚资源在2000-2005年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增长。尼日利亚的人均国民收入总值从2000年每人每年的260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560美元，而安哥拉从240美元增长到1350美元。这算是进步吗？如果额外的收入真的减轻了贫困的窘境，那么答案就是肯定的；如果这些钱被用来压迫民众和滋生腐败的话，比如花在军备津贴上，用来买通官员，那么答案就是否定的。而事实上第二种情况发生的更多。人均国民收入总值的惊人增长被用来增强掌权精英阶层统治极端贫困人口的能力，而后者的贫困状况并无改善。

在过去的25年间，国家内不平等状况演变出很多国际多样性。相关的韦德（Wider ）数据库列出了156个国家和地区的4981个调查样本。108个样本的可用数据显示这些辖区的状况参差不齐，或无明显趋势。巴西、法国、毛里塔尼亚和塞拉利昂的收入不平等在这20年来与1980年代相比有明显的降低――在其余的44个辖区却是明显升高。美国的情况十分典型：1979年以来最富有的1%的家庭在国内税前收入中占有的比重从9%增长到21.2%.而8%的最贫穷人口承担了相应的损失。收入等级中最底端的5%的人口在国内消费支出的比重从26.4%降到12.8%.

伴随着不平等加剧的增长，对穷人有两大影响：一是这减弱甚至完全抵消了他们绝对收入的增长，他们原本可以因为经济增长获益的。二是削弱了他们的相对收入。货币可以购买的很多东西是和地位差异或者竞争力相关的：比如政治影响力，能接受的教育，甚至是医疗，这些东西不仅仅取决于一个人能为它们花多少钱，更取决于其他人愿意并且能够为同样的东西花多少钱。粗略地举例而言，我们可以把一个国家穷人绝对份额和相对份额的几何平均值当作总体经济地位的一个参数――他们的人均收入作为绝对值，他们的人均收入相对社会总体人均收入的比例为相对值。表3给出了一个跨国（cross-country ）的静态比较，这里的贫困人口指的是每个国家里10%的最底端收入的人群。

表3显示，即使美国有最高的人均国民收入总值（购买力平价），其贫困人口的收入却只有挪威和日本贫困人口收入的一半，只比匈牙利的贫困人口富了一点。如果把相对值也纳入考虑的话，美国的贫困人口比其他国家的贫困人口处境更是差了很多。对于他们而言，少一点经济增长而多一些平等分配更加合理。

如果我们把这种评估延展到更加贫困的国家，那么我提出的穷人经济地位的粗略指数――把它们的绝对值和相对值做同等考虑――就不再合理了。即便我们把穷人的绝对值比照相对值的比重提高三倍，我们依然能发现这和各国按人均国民收入总值的经济排行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如表4所示。阿根廷和南非，这些不怎么贫困的国家，在排名上急剧下跌；而非常贫困的阿塞拜疆和埃塞俄比亚却显著上升。差异如此之大也是因为国家间不平等的变化在发展中国家里更为严重，底层10%人口的经济份额在国家平均值的3%到42%之间（在富有国家里同样的数据在19%和48%之间）。

这种对经济增长的分析更加有利于穷困人口。试想这会给经济政策制定者带来怎样的变化――比如玻利维亚这种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如果那里的政策制定者只关注（人均）国民收入总值，那么他就会忽视10%的最贫困人群，即使这些人构成了国家人口的10%，他们的收入只占据了国民经济的0.3%.10%的最穷困人口的收入增加一个百分点只是对国民经济增长添加了0.003个百分点――而最富裕的10%人口收入增加一个百分点是为国民经济增长添加了0.472个百分点。如果该政策制定者致力于根据贫困境况来衡量政绩，那么他就会认识到只需要富有者很小的一点机会成本就可以为贫困者提供实质性的改善。玻利维亚最富有的10%人口有着13000美元的（人均）生活水准，而最贫困的10%人口的生活水准是（人均）77美元。从前者的收入中转移出微不足道的200美元，可以使后者的平均收入从2.8%提升到10%，把他们的经济地位从1.1提升到3.8.

三、中国的增长与贫困

为了进一步说明我以上的观点，我将对中国最近的经济发展做一个动态的检测。作为全球化的明星人物，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增长。与增长伴随而来的是国内不平等的严重加剧。但显然，很多人认为为了这个趋势而感到痛惜是愚蠢的，是不体恤民情，因为这种增长毕竟给穷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收益。尽管人口在不断增长，生活在极度贫困线（日均消费1美元）下的人口从1987年的3.1亿降到2004年的1.28亿。生活在日均消费2美元线下的人口在同时期内从7.44亿降到4.52亿。这还不足以让我们去赞许中国的经济政策和全球制度的变化吗？毕竟是它们促成了贫困的锐减。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四个方面的内容。毋庸置疑，中国的严重贫困得到了实质性的缓解。但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缓解的大小值得商榷，因为关于人民币平均购买力和中国消费品价格上涨的说法一直存有争议。

我们不确定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是否必须以快速加剧的国内经济不平等为代价。

事实上，更为公正平等的增长可能对于中国的贫困人口更为有利。我用我的粗略的发展中国家评估方法从最贫困的一成人口的观点出发来考量中国最近的经济进展，如表5所示。

我们看到，当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达到236%时，对最贫困的10%人口而言增长仅为77%――他们的相对份额严重削弱，从而阻碍了这一增长，而他们的经济地位增长仅为31%.如果我们扩大贫困人口的范围，同样的情况依然存在：总人口中20%的最贫困人口绝对增长为108%，经济地位增长为54%；而30%的最贫困人口的绝对增长为131%，经济地位增长为71%.14年来的收益显著，但是因为相对份额的削弱，20%的最贫困人口连国家经济发展的一半都没有赶上。

如果要保持相对值不变，就要消耗中国年人均国民总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2.3个百分点，而最穷的10%的人口境遇会好很多，最终会获得1408美元的平均收入，而不是现在的998美元，收入增长将是150%，而不是现在的77%.如果保持相对值不变成为事实的话，最穷的四成人口都会有150%的收入增长。

这种可能性还会使全球环境受益。中国的增长所带来的污染和能源需求正在为全球环境带来进一步的压力。有人会说，富有国家的人均污染和损耗比中国要高，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中国去缓解生态压力。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多从本国贫困人口的立场去考虑增长。这么做的话，能使贫困进一步得到缓解，使环境进一步得到改善。

随着收入最高的10%的人口的收入从24.98%增长到34.98%，中国贫困人口的政治自主能力进一步被削弱，边缘化状况更加恶化（最底端的六成人口综合比值从35.80%掉到26.41%，恰恰反映了一点）。这种增长让富人有更多的机会来影响政治决策，让他们的子女受益匪浅，从而更直接地影响穷人。1990年，最有钱的10%人口的收入是最穷困的10%人口收入的8倍。在半代人的时间内，这个比例增长到22，超越了美国（15.9），从一个中欧国家的分配水平向墨西哥的分配水平（24.6）发展。一旦最贫困的一成人口的现况再翻两番，那么中国就会在2020年处于排名的顶端，几乎与萨尔瓦多（57.5）和海地（71.7）这些国家持平。

然而，国内不平等和银行利率不同，不是那些聪明的经济学家可以一夜之间上调下降的经济指数。富人十分了解他们将来的财富受社会制度的影响。所以他们一般会使用自己的力量来影响社会制度的设计，使其向对自己有利的那一面发展。最富有的一成人的收入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拉得越大，他们之间的利益分化也会随之扩大，而富人对于社会制度设计的影响力也就更大。正因如此，巨大的经济不平等很容易出现，而且一旦出现，通过一般的政治程序就很难消除它。

有些乐观的人认为，中国的富人或者政治领袖致力于公共福利，其中包括贫困的削减，所以富人的经济利益不会左右中国经济秩序的规划。这种乐观主义十分危险，甚至可以说是幼稚的。财富会影响一个人的视角和感受力，会让人变得对穷人的遭遇无动于衷，还会误认为自己的富裕是应得的，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同时，如果国家官员变得富裕，他们就不再会为民众利益而服务，转而关注富人的利益（并且还认为后者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

这些看法完全可以从世界历史经验中得到支持。高度不平等的国家（比如拉美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