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佳筠：环境和资源危机时代农业向何处去？

［内容提要］本文描述了古巴、朝鲜和美国的农业模式及相应模式下各自迥异的境况，探讨资源限制对农业发展的长期约束，并联系中国的现实展开讨论，指出危机下的中国农村发展生态农业及相关产业比绿色革命农业模式能让更多的人安居乐业。

［关键词］可持续农业 绿色革命 粮食危机 农业生态学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different modes of agriculture in Cuba， Nor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respective ramifications in reality. Discussion is focused on the long-term restriction of limited resources on agrarian developmen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a’s reality. The paper tries to point out that Chinese villages under crisis should develop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nd related trades which， compared with the agricultural mode of green revolution， is a better way to give more people a better life.

Keywords：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green revolution， staple food crisis， agroecology

2008年的全球粮食危机，让农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国际粮食价格虽然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有所下降，但依然远高于2006年。在很多局部地区，比如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利亚，粮价依然在高位波动。同样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尽管粮价下调，许多依靠粮食进口的发展中国家依然没有资金为国民购买足够的粮食。同时，2007年下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国际粮食价格的巨幅上涨，尽管有着国际投机者操纵的因素，但并没有背离粮食状况的基本面：在过去9年的7年中，国际粮食消费量都超过了生产量，所以国际粮食储备基本上是连年持续下降，并在2008年4月下降到历史最低点。那些在过去两年的粮价巨幅波动中渔利的国际炒家，只不过是比大多数人更加敏锐地发现和利用了这个趋势。中国是人多地少的人口大国，为了维护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必须对现在短期的危机，以及农业生产的长期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和应对。本文将描述古巴、朝鲜和美国农业模式，探讨资源限制对农业发展的长期约束，并联系中国的现实展开讨论。

一、资源对农业发展的硬约束

石油产量峰值（peak oil）意指由于全球有限的石油储量，石油产量在达到最高峰后不可避免地下降。根据某些保守的估计，石油产量已经或者将要在近期内（2005 ～ 2010年）达到峰值，在经历一个平台期后下降，哪怕乐观的估计也预测石油产量将在一二十年内达到峰值。

石油产量峰值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们所熟知的全球粮食供应体系极度依赖于廉价的能源与长距离的运输――所谓现代农业严重依赖的化肥、农药都是化石燃料的衍生品，现代食品体系造成的粮食大循环耗费大量能源，比如美国所消费的食品平均经历了2000公里以上的长途跋涉。石油产量峰值是否意味着不可避免的饥荒呢？有两个国家的情况具有预演性意义，它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一个面临着饥荒，一个粮食充足，前者是前车之鉴，而后者则是可供效仿的榜样。

由于前苏联集团的解体以及针对古巴和朝鲜力度增大的贸易禁运，朝鲜和古巴过早而意外地遭遇了石油产量峰值。它们所得到的完全不同的结果部分要归结于运气：古巴的气候使当地人可以依赖相当有限的粮食定量配给而存活下来，而对于朝鲜而言，在其严酷的冬季，同样的粮食定量配给却是过少而致命的。但是，更加根本性的原因是各自实施了不同的政策。在危机面前，朝鲜试图尽可能延长其原有工业化农业的正常开展，而古巴实施了旨在发展可持续农业和实现自给自足的政策。

除了石油等化石燃料的限制，农业还有另一个巨大的限制――水。中国正面临着世界上最严重的水资源短缺，人均淡水资源不到全球平均的一半。同时水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北方（长江流域以北）占全国耕地的2 / 3，却只占全部水资源的１ / ５；南方拥有全国１ / ３的耕地以及４ / ５的水资源。20世纪的绿色革命所带来的大规模增产，是以灌溉农业的大规模推广为背景的。在许多国家，灌溉农业是以过度抽取地下水来维持的。世界一半人口的国家地下水位不断下降，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美国这三个粮食生产大国。中国的华北平原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速度超过1米，机井常常深达100甚至200多米，在部分地区地下水位已达基岩，说明无水可采。我国地下水平均每年超采100亿立方米，超采面积达19万平方公里，深层地下水超采面积达9万平方公里。同时气候变化将在今后二三十年内进一步加重南涝北旱的现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中指出，21世纪中国分区年降水变化呈增加趋势，洪涝灾害几率增加，同时2040年前长江以北以减少为主，旱区面积将扩大。过去二三十年高产杂交品种的大规模推广，使得耐旱的传统品种大量消失――杂交品种往往需要较为理想的水肥条件才能高产，偏离理想条件时会大规模减产甚至绝收，所以传统品种的消失加剧了农业的隐患。也许有人会说，可以通过杂交育种、转基因育种等高科技发展抗旱品种来应对这些问题，但传统抗旱品种的大量消失将使这些高科技变成无源之水、无米之炊，缺少最基本的基因材料发展科研。居安思危，反思绿色革命农业模式正当其时。

二、朝鲜饥荒的真正原因

朝鲜在20世纪90年代至今所遭遇的饥荒是近些年来最不为人所真正了解的灾难之一。人们一般把它归因于金正日政权的失败。其理由很简单：如果这个政府控制了一切，那么，它就必须为粮食的歉收负责。但是这一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指责掩盖了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工业化的化学农业的失败。随着石油产量峰值以及其后产量不可避免的下降，其他许多国家也可能经历相似的灾难。

朝鲜是依照绿色革命的模式来发展其农业的，依赖于工业技术、进口机械、石油、化肥以及杀虫剂，这使其实现了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上世纪80年代朝鲜城市人口已高达70%，农村人口只占人口总数30%。尽管从70年代起朝鲜就出现了土壤板结和土质下降的迹象，但一直到80年代末期，工业化的农业模式为其人口提供了足够的粮食。随后，苏联集团在1989年突然解体，石油、农业设备、化肥和杀虫剂的供应急剧减少，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随后所发生的饥荒，就像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于1998年11月联合发表的一份报告所指出的①：

朝鲜高度机械化的农业面临着一种严重的窘境，因为其4 / 5的机械化农业机器和设备由于荒废以及缺少配件和燃料而无法使用。调查组在实地考察中看到有相当多的拖拉机，播种机，运输卡车以及其他农业机械闲置而且无法使用。事实上，由于找不到运输卡车，已收割的粮食被长期堆放在地里。

朝鲜没有作出太多应对危机的根本改变。死守现状加剧了持续到现在的粮食短缺。由于缺少化肥，单产下降后政府盲目大规模开荒，造成严重水土流失，单产进一步下降，形成越开荒越荒的恶性循环。

三、古巴如何免于饥饿

古巴曾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在某些方面，古巴面临的挑战甚至更大。在1989年以前，朝鲜在粮食生产方面至少是自给自足的，而据估计，古巴有57％的粮食要靠进口②，这是因为其农业，尤其是国有农业部门主要集中于大规模供出口的食糖产业化大生产。在苏联解体和美国加紧其禁运之后，古巴的贸易损失了85％，而其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农业投入（化肥、农药、石油等）减少了50％以上。在随后发生的粮食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有些地方，每天的粮食配给量就是每人一根香蕉和两片面包。古巴针对这种情况发起了全国动员以重建其农业。

现在古巴的农业包括有机农业、永续农业、城区菜园、畜力以及生物性肥料和害虫管理，是这些多种形式的混合。就国家的层面而言，古巴现在可能拥有世界上生态和社会可持续性最好的农业。古巴人均卡路里摄入量已经恢复到1990年以前的水平，而且更加健康：古巴生产的农产品，80%左右是有机的，同时人们的饮食结构更加多样化，包括更多的蔬菜水果。1999年，瑞典国会因这些成就而向古巴一个农民组织颁发了优秀民生奖，即人们所讲的“另类诺贝尔奖”。

甚至早在1990年的危机之前，古巴科学家起初为了解决因化学制品的大量使用而带来的负面效果以及应对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就开始研发生物杀虫剂和生物肥料来取代化学制品的使用。在早期生物制剂试验基础上，他们设计了一个两阶段的计划：第一个阶段发展小规模的、地方化的生产技术；第二个阶段发展半工业化和工业化的技术。这一基础使得古巴在20世纪90年代危机爆发的时候能够快速地生产出大量取代农业化学药剂的替代物资――80年代末第一阶段的科技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自1991年以来，古巴已经建立了280个中心来生产生物制剂，它们利用当地所特有的技术和物资。③现在古巴的生物制剂（生物肥料、生物杀虫剂、杀菌剂等）工程全世界领先，不但满足国内需要，还有相当一部分供出口。

虽然一些替代技术的开发一开始只是为了取代化学制品的生产，但是它们现在已是一种更整体性的农业生态学的一部分。科学家和农民已经认识到了高产出的单一耕作中存在的不平衡，并正在改变整个体系。与绿色革命所提出的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法不同，农业生态学力图使耕作因地制宜。它设计出各种复杂的农业生态系统，这些系统采用互利的农作物品种和适合当地的种子，利用地形学和土壤条件，保护土壤而不是耗尽地力。④Fernando Funes-Monzote等作者在《多样性和高效性是生态集约化农业的关键》⑤一文中总结说：

在古巴，复合型农业系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措施之一，它不仅提高系统的多样性，促进土壤肥力的维持和管理，而且优化能源和本地资源的利用，提高系统的恢复能力。简言之，复合型农业系统主要遵循了以下原则：（一）多样性原则，系统中包括作物、树木及动物；（二）综合性原则，系统全面考虑了不同组分间能量和养分的循环和动态交换；（三）自给自足原则，在不需要或仅需少量外部投入的情况下系统就能生产出符合自己需要的产品。

农业生态学采取了一种系统性的方式，打破了各学科之间的传统界限，利用了来自环境科学、经济学、农艺学、伦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知识。它强调从实践中学习，其培训计划将50％的时间用在了手把手的教学上。参与式方法的广泛采用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态学知识的传播、产生和扩充。简而言之，农业的研究与培训过程也变得更加有机化。⑥

制度上的改变使这种转型更加容易。大型国有农场被重组成规模更小的集体农庄或者农民合作社，以便于使用那些新的劳动密集型的、地方化的农业方法。从农场工人到有技术的农民的转变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就可持续农业生产而言，许多新建立的集体农场还落后于有着多年历史的农民合作社，但各种计划正在帮助它们迎头赶上。

古巴的研究和教育体系在这个国家的再生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从1960年以来的平等政策以及对于人的发展的关注实际上已经消除了文盲。在拉美，古巴工人受教育的程度是最高的――古巴人平均教育水平达到九年级，1 / 8的古巴人有专业学位，1 / 15的古巴人有大学学位。这一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为古巴向知识更加密集的可持续的农业发展模式的转变做好了充分准备。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大多数的农业教育是以绿色革命的技术为基础的。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使许多农业技术人员在缺少化肥、农药、机械以及石油的情况下变得束手无策。作为对策，各所农业大学新开设了农业生态学培训方面的课程。一个全国性的中心被建立起来以支持新的研究以及满足农村公社的培训所需。现在，各种课程、会议、研讨会、田间教学、演讲以及经验交流都为农民组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