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中国的新时代小农场及其纵向一体化：龙头企业还是合作组织？

摘要：

中国农业的未来不在于大规模机械化的农场，而是在于资本-劳动双密集化的小规模畜-禽-鱼饲养和菜-果种植家庭农场。中国的食品消费正从原来的8：1：1型，即八成粮食、一成肉食、一成蔬菜向4：3：3型转化。它促进了农业结构的相应转型。小规模家庭农场其实比大农场更适合中国的新时代农业，包括绿色农业，因为它需要的是频繁的、多种小量的手工劳动，不允许简单的规模经济效益，更多依赖的是范围经济效益。同时，它也更适合于中国高人口压力的实际。

但小农场仍然需要从生产到加工到销售的纵向一体化，虽然并不附带耕作上的横向一体化。合作组织正是在如此的背景下，为了把小农场与规模加工和销售整合起来而自发性地兴起的。但是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积极扶持资本主义型的龙头企业，把它们认作纵向一体化的第一选择。今天，中国农业正面临一个十字路口，其将来的纵向一体化将以什么样的组织模式为主尚是个未知数。

关键词：食品消费、资本-劳动双密集化、园艺业、范围经济效益、纵向一体化、不同最佳规模、龙头企业、合作组织

中国农业从哪里来，将往哪里去？未来是不是必定属于美国式的大规模农场，必定要靠机械化来节省劳动力而做到规模经济效益？是不是唯有那样才能够提高务农人民的收入？如果不是，那么出路又何在？

本文从近三十年的食品消费转型出发，论证肉-禽-鱼和菜-果市场需求的扩展，以及相应的新型农业的兴起，虽然仍然是小规模的家庭农场，但是是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化的农业。本文认为，如此的新时代小规模农场具有一定的经济上的优越性。毋庸说，也远比大农场适合中国实际。

但是，如此的农业虽然并不需要依赖耕作上的 “横向一体化”（即大农场）及其规模经济效益，它仍然需要“纵向一体化”来整合生产、加工和销售。到目前为止，政府主要凭借扶持“龙头企业”公司来推进如此的一体化。这些龙头企业所依赖的种植单位虽然主要仍然是小家庭农场，但它们无疑是资本主义型的企业。近年来它们得获政府毫无保留的大力支持。虽然如此，在同一期间我们仍然看到相当程度的“另类”合作组织的自发性发展。这是比较意外的现象。此外，政府组织的专业市场也起了比较大的“带动”纵向一体化的作用。在资本主义式龙头企业和比较“社会化”的合作组织与公共专业市场两种大趋势之前，中国农业正面临一个十字路口。未来的去向将取决于一些尚未确定的抉择。在我看来，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那样的口号到底具不具有实质内涵尚是个未知数。

迄今为止，集中研究新时代的小农业以及其纵向一体化中的不同道路的学术著作还比较少见。本文将于行文中提到以往的有关研究。

消费需求与农业结构的变化

中国人民的食品消费在近三十年中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彭玉生教授和我做了一些详细的计算和估计，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在1980到2005年间，肉食消费增加了约三分之一，而这个变化在不同程度上跨越不同阶层，从都市精英到农村人民。我们把当前城镇中、高层40%人的消费型作为变化的大略的终止点，估计肉食消费在趋向水平线之前将会再增高四分之一。鱼和其他水产品的消费则在同期间上升了一倍；根据同样的方法，我们估计将会再增加一半。水果消费在1990到2005年间上升了一倍，今后应会再上升三分之二才会趋向水平线。奶、蛋消费则上升了约三到四倍，并将继续上升（奶159%，蛋55%）。至于蔬菜，在量的上升之上，近几年更在品种和质量方面有显著的上升。伴之而来的是粮食消费的下降，1980到2005年间共约三分之一，并将继续下降约一半（黄宗智、彭玉生2007）。

我们如果用极其简单化的表述来形容，那么旧中国的8：1：1食品消费结构，即八成粮食、一成肉食、一成蔬菜（并由此形成的“主食”与“副食”之分的概念），已在快速转化为4：3：3型，即四成粮食、三成肉-禽-鱼（以及蛋、奶），三成蔬-果。[ii] 在新的消费型下，“主”、“副”食之分已经不再具有太大的意义。这个转型过程已经进入中、晚期，如果人民收入继续上升（我们估计会比过去三十年的上升率要低），那么，整个过程应该在2015到2025年间结束。（黄宗智、彭玉生2007：510，图五）这样，中国的食品消费型将会更接近一般发达国家。

如此的食品消费以及市场需求转型，促使农业生产领域发生显著的变化，而生产转型同时也是消费转型之成为可能的重要原因。最大的变化在于畜-禽-鱼的养殖以及菜-果的种植（园艺业），都上升了约四五倍。肉类（猪、牛、羊肉）产量从1980年的1.2千万吨上升到2005年的6.2千万吨（《中国统计年鉴》1983：178；2007：462）。水果的播种面积则从1985年的0.41亿亩增加到2005年的1.50亿亩，蔬菜在同时期从0.71亿亩扩大到2.66亿亩（《中国统计年鉴》1987：169；2007：461）。粮食播种面积则从1980年的17.6亿亩减少到2005年的15.6亿亩，其中越来越多用于饲料而不是人们食用（《中国统计年鉴》1983：154；2007：461）。这是消费转型底下的农业结构变化。

新时代小农业的经济逻辑

上述变化尽管极其激剧，但小规模家庭农场作为主要生产单位的实际则延续没变。部分原因当然是承包责任制下一村一村地按人分配土地使用权的制度。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在农村缺乏社会保障制度的实际下，责任地同时也为农村人民提供了一定的社会保障。偏向新古典观点的经济学家们虽然一再提倡土地私有化和自由流通（例见吴敬琏，2005：尤其是第三章；亦见吴敬琏2002；党国英2007； Feder, Lau, Lin and Luo 1992），但至今中国的领导人仍然坚决维持了土地承包制度。这样，使用权属于农村一家一户，所有权属于村庄集体，但国家则保留征用土地的特权。毋庸说，这是小规模农场之所以占主导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我们需要更进一步观察其经济活力的根源（从西方的标准来看，这些是不合理的极小规模的农场――劳均播种面积才1.167英亩[acre]，户均不到2.5 英亩（即1公顷[hectare]――黄宗智2007[2006a]：472-473），而英国18世纪农业革命的时候每个农场平均100英亩；美国今天的家庭农场同样。诚然，中国有不少经济学家都认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中国乡村只可能在更高度的城市化和农村人民更多地转移到城市之后才可能实现，因为唯有那样才可能达到具备规模经济效益的农场（无论家庭型还是公司型）。他们认为，只有那样才可能提高农业劳动的生产率和收入。在那之前，农村人民只可能陷于农业劳动的低价值。也就是说，中国农业的将来应该是高度机械化的大农场，正如美国以及大部分其他西方国家一样。

这里的核心概念，模经济效益，其实不仅来自“右”派的亚当·斯密传统（例如他关于针的规模生产的分析――Smith 1976[1775-1776], v. 1: 8-9），也来自“左”派的古典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传统。它其实是中国农业集体化中的一个核心信念，在把合作社扩大到人民公社的运动中尤其显著。当时，越大越好变成了教条；工厂式的农业组织，配合节省劳动力的机械化，成为一种基本信念。规模效益被视作现代化生产的基本特征。即便是对农业和中国具有很深了解的韩丁，也接受了这样的观点（Hinton 1983）。

但这样的观点其实来自对中国农业历史的基本误解。在人口对土地的与日俱增的压力下，中国农业近六个世纪的最基本特征，便是要在小规模家庭农场上吸收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当时的技术条件允许有限的相应单位土地劳动投入增加（尤其是复种率的提高，例如冬小麦的种植），而成比例地增加产出，并在进一步的资本投入的伴随下（例如，豆饼肥料的使用），避免边际报酬的递减（在极个别的例子下，甚或做到超比例的发展）。但是，人口压力的现实迟早会使恰亚诺夫所指出的家庭农场的基本特征凸现：作为一个既是生产又是消费的单位，并是具有既定的劳动力的单位，一个家庭农场可以在高度的人口压力下被逼为生存（消费）需要而一再提高其劳动投入，即便其边际报酬下降到远低于劳动的市场价格的水平。这是因为，与依赖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企业不同，一个家庭农场不能够按需要而调整其既定的劳动力来达到劳动与土地的最佳配置（而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则会在边际产出低于边际劳动投入的市场价格时停止再投入劳动）。只要边际产出仍然有助于家庭的生存，一个家庭农场便会继续投入更多的劳动，在逻辑上一直到其边际产出相当于零（恰亚诺夫19―[1925]；黄宗智2004[1986]，2006[1992]；Lipton 1968）。[iii]

正因为如此，家庭农场在历史上能够比依靠雇用劳动力和为利润而生产的“经营式农场”更具竞争力，在华北和长江三角洲等地区压倒经营式农场。在1930年代的华北平原，经营式农场只占耕地面积的不到10%，尽管仅按劳动生产率来看，它们每个劳动力的产出要高于家庭农场。这里的逻辑是家庭农场能够比经营式农场肩负较低的劳动报酬，因此也能肩负较高的地租，也就是说，较高的地价。同时，它可以依赖打短工来维持自家农场的生计（打短工其实是土地改革对“贫农”范畴的一个关键定义。）因此，它比经营式农场更具顽强的生命力。（黄宗智2004 [1986]：78-81，204-208）在长江三角洲，家庭农场相对经营式农场的优越竞争力更加显著。这里高度商品化的棉花与丝绸经济允许比华北更高的（我称之为）“生产家庭化”（“familization of production”），由儿童、老人和妇女来承担大量的棉纺和缫丝劳动，其报酬只达到粮食种植的三分之一到一半（黄宗智2006[1992]：84-86；黄宗智2007[2002]：239）。结果再次是家庭农场可以比经营式农场支撑更高的地租。历史上在明清之际，正如《沈氏农书》所详细证明，雇工的经营式农业的纯收益已经比不上家庭农场，当时只达到大致相当于出租地主的纯收益。为此，经营式农业日益衰落，在二十世纪之前便早已绝迹（《沈氏农书》1936[1640前后]；黄宗智2006[1992]：64-66）。

如此的历史背景乃是1960年代的农业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当时的资本密集化（主要是机械化）所起主要作用，其实并不是节省了劳动力，而是促进了进一步的劳动密集化。拖拉机所起的作用是促使复种指数进一步提高，扩大在同一块耕地上种植第二、第三茬的比例。在长江三角洲，1960年代后期的机耕所带来的是一年三茬的普及，在早稻之后种晚稻，然后冬小麦。拖拉机的运用使在8月10日之前的十天之内完成“双抢”（早稻抢收、晚稻抢插），11月10日之前完成“三秋”（秋收、秋耕、秋播），以及5月25日之前完成冬小麦收割和早稻插秧成为可能。此前，该地所种主要是单季稻和冬小麦。此后，变成几乎全是在冬小麦之前种双季稻。当时的口号是“消灭单季稻！”也就是说，农业一仍其旧地“过密化”（即在劳动密集化之下的边际报酬递减，每加一茬所得，相对于其劳动和肥料的投入来说，要低于原来一茬）。（黄宗智2006[1992]：225）

一直到进入新世纪，在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之下，长时期的过密化方才显示了倒转的可能。第一是人口生育率，从1970年代开始积极实施的生育政策，到了1990年代终于体现于劳动力自然增长率的下降。第二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快速城镇化，每年增加约1%，以及规模惊人的农民工非农就业（世纪之交后将近两亿人）。第一和第二两种趋势的交叉意味务农人员在1990年代初期达到约3.4亿的高峰之后开始下降，2000年后以每年2%（约6百万）的速度下降，到2005年已经降到3亿人以下。（见黄宗智、彭玉生2007：502-503以及图一）第三是上述的食物消费转型。正是这三个不同来源的巨大趋势的交汇使中国农业在以后几十年中有可能实现去过密化（黄宗智、彭玉生2007）。

但去过密化的道路将不会是美国式的机械化和规模经济，而是资本-劳动双密集化的小规模园艺业和养殖业。一个例子是“温室”蔬菜种植。在投入最高的极端，有长久的恒温建筑，但在今天的中国，如此的设备还比较少见，而且只在寒冷地区的隆冬季节方才真正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