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欣：被自杀困扰的村庄

我国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而且主要集中在农村女性。这个现状催生了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NGO组织)，做一个面向农村妇女、对她们进行生命危机干预的项目。之所以有了这个指向不那么明确的名字，是基于中国农村现实接受能力而不得不做出的低调处理。

这是一些心理援助者，她们努力使那些处于生存危机中的灰暗灵魂浮现出来，再试图走进其间，了解、沟通进而有所改变。

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关于自杀的课题，尤其是后程村这个自杀高发村作为个案被放大之后，“生存危机干预”发现自己要面对的已不是个体的困境，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但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贫穷，闭塞，无知，传统，现实，这些字眼纠缠在一起。心理治疗这双手，这时显得过于柔弱，无法把庞大而盘根错节的疙瘩一一解开。

“生命危机干预”项目正试图帮那些农村妇女改变一些什么，不过改变注定是有限度的，而且在更广也更重要的层面上，它知道自无能为力。

“至今我都忘不了，那时我才6岁，妈妈吃下安眠药……”讲台上，一位台湾志愿者讲述起一段往事，泣不成声。台下，更是唏嘘一片。

“老师，我跟你经历差不多。7岁时，妈妈上吊。但是，她没有活过来。27岁，相依为命的妹妹又喝了农药。这些年来，我心里总是放不下这件事。老师，你母亲的自杀，会不会让你心里有负担和压力？”一个短发、小个子的女性按捺不住地站了起来。

“我当初因为夫妻双双下岗，觉得日子没奔头，就跳了大坝，后来被人救起。”又一个妇女加入了诉说的行列。偌大的教室犹如一个沉睡许久的火山，瞬息爆发了。

这是一个特殊的课堂，课桌前坐着一群特殊的学生―――分别来自河北省三个县的近30名农村妇女。她们中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来北京。她们得以聚集在一起的“理由”是―――曾经自杀或者亲人死于自杀。这一幕，出现在今年5月北京昌平的一间普通教室。这次活动属于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率先在中国农村开展的“生命危机干预”的项目。

最初的工作是非常艰难的，对于普通的中国农村而言，这工作就像在火盆里拣芝麻，既烫手，又不易找寻。

5月底，该项目的实施接近一年了。这家NGO组织分别从三个项目点―――河北省海兴县、正定县、青龙县挑选出近30名妇女来到北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培训。由吴青、荣维毅、翟燕、谢丽华等致力于妇女问题研究的学者亲自给她们上课。那些读书很少甚至没上过学的农村妇女，习惯于把这些老师称为“高级人”。

这将近30人中，很多自杀未遂的经历就连同村人都不知晓。它像是沉入海底的泰坦尼克号，悄无声息。项目点的设立，培训课的开展，渐渐地，使沉入海底的秘密，浮出水面。

最先在“倾诉课”上发言的，是一个叫邢景红的短发女子，她大方地告诉在座的三十多人：“今年春节前我因和丈夫赌气，就喝了除草剂。”丈夫是个村医，开家小诊所。村里人看病买药，总是不给钱，赊账。春节前，邢景红打算买件200元的羽绒服，催促丈夫挨家去要账，丈夫不肯，“我一赌气便喝下院子里的除草剂”。

所有人都以为邢景红已经战胜了自己心里那个叫做“自杀”的妖怪，但是当6月底记者与项目组成员回到海兴县回访时，“另一个”邢景红却把大家惊呆了。

事先几次电话联络，线路那头的邢景红总是推托家里事多，没空见面。这已经让负责人许容很惊讶，她可是北京培训时表现最积极和活跃的一个啊。

好奇心促使记者不请自来，直接登门拜访。

闻讯后的邢景红骑着自行车老大不情愿地从麦场赶回来。黄色的布头巾把整个头、脸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看到我们后，她眼睛里迅速地闪过一丝不为人察觉的烦躁。但碍于我们大老远赶来，她还是推开了自家的屋门。

“我现在最烦记者。我不想再说那事了。”她杏眼怒睁冲着记者，语速很快，异常烦躁。与在北京时的她，判若两人。其实她也根本没见过几个记者，不过是学习期间，项目组曾邀请两三个记者到学校旁听。

整个回访过程，邢景红的变化就如同一个巨大的阴影，罩在项目组每个人的心头。

那些轻微改变的生活

“回来后我脑海里老闪过一个念头，应该在我们这个市场上也办个健康小组，让那些心里不痛快、想自杀的人聚一块说说。”

回访的重点是海兴县后程村。到达后程村的时候，正赶上夏收。今年对后程村的人来说非同寻常，连续7年大旱之后，终于迎来一场大丰收。村里惟一一条小柏油马路，被来来往往装载麦秆的“三马子”、摩托车掀得尘土飞扬。

几个从北京学习回来的妇女们，很快都回归原来的生活角色，投身到农活中。但这次北京之行，还是使她们在内心的某个角落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

采访只有见缝插针地进行。有在田地里，也有在麦场。所有人说起感受，众口一词两个字―――“老(当地习语，指特别)好”。

田燕青回忆自己刚从北京回来时，村里人老远看见就问道：“你们逛上北京啦？”她大声回答：“我们成天学习，老忙啊！”“看看变样了吗？白了，还是胖了，北京的水土不是老好嘛。”

当初她决定去北京时，家里人很顾虑：“因为这(指自杀)去，你不腻歪吗？”村里人也疑惑，怎么能让她去？因为平日里，燕青是村里有名的大嗓门，爱说笑。别人难以想象，她也有想不开的时候。

几年前，燕青打算在家里开个澡堂，对象(当地习语，指丈夫)担心风险，不同意。两人起了争执，对象甩手就出门了。越想越怄的她，打开了家里的煤气。幸亏女儿放学早，回家后及时发现。

“其实我就想吓唬吓唬他。”燕青事后说。

燕青夫妻俩平日里总因为钱的问题抬杠。心高气傲的她，嫌弃对象没有本事。“我们凡事都说不到一块儿。没别的，不就因为钱嘛，困难就容易发生矛盾。”因为这个心结，燕青总想着，自己啥时候才能混到七老八十算个头。

在她家墙壁上的醒目位置，贴着一张100元面值的人民币“招贴画”。这里很多家都习惯在墙上贴“人民币”。

在北京上课，让她收获最大的就是，知道凡事能回过头看看。“以前老琢磨混了这个谈不上来的对象，特别不痛快。现在能换个角度，想想自己的问题。老师说过，不能总是个人对。夫妻关系，要学会宽容。”这些城市人司空见惯的道理，却从来没有人跟燕青说过。

对象倒是满心欢喜：“出去一趟，长出息，说话不冲了，没白学！”记者刚想与他聊聊，“我哪里会说。”他头一扭就窜出院子。“他这人就是素质低，不会接待人。”燕青强调对象不如她学历高(她是初中毕业)，只读到小学四年级。

在村里，多数农村妇女自杀的缘起，都是因小事怄气，感到委屈，就钻进了牛角尖。譬如买洗衣机，一个想买，一个不让买。火撮起来后，就动手，丈夫把妻子按在地上打。受了委屈的妻子，就赌气服下安眠药。

“在农村，男的打女的还不是常有的事儿。”很多妇女说起来都不以为然。

陈英红从后程村嫁到别的村，但经常跑回娘家来。她和姐姐一起去北京参加了培训。姐妹俩婚姻都不幸福，尤其英红的丈夫经常打她。两口子在县城里开了一家理发店。丈夫赌博，并有了别的女人，经常挑她的不是。“打也打不过，话也说不过”，气头上的她没有多想，就吞下了20片安眠药……

陈英红非常内向，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在北京培训时，她总是凑到项目官员许容跟前，小声嘱咐：“许老师，千万别叫我发言。”

在县城理发店里再次见到她，她拿出北京培训的笔记。“现在我每天睡觉前半小时都会翻翻看。”在这个薄薄的本子上，她抄写着：“实现幸福人生的八大条件”、“每日心理保健”、“社会性别和妇女心理健康”……

多年的心疾仅仅凭只言片语就可以治愈？

面对记者的疑惑，英红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家人的开导都是说，好死不如赖活，虽然听得亲切，可心里还觉得不痛快。外人讲的道理就不一样了。前两天在电视里看到吴青老师，想想她竟然给我们上过课，我这辈子都难结识那么多好人。”坐在一旁14岁的大女儿插话道：“我知道，吴青是冰心的女儿。”

以前英红总觉得没有脸面，不愿出门和外人打交道。现在她尝试去晨练，认识陌生人。“回来后我脑海里老闪过一个念头，应该在我们这个市场上也办个健康小组，让那些心里不痛快、想自杀的人聚一块说说。”

落户“自杀村”

村民遇到什么麻烦，很容易想到的方式就是“一哭二闹三喝药”，喝农药已成为不少人解决纠纷的惯用手段

2003年10月22日，妇女健康支持小组在海兴县后程村正式挂牌。项目点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此前海兴县妇联对全县自杀情况做了摸底调查。仅2001年1月至2002年6月，全县共有175人自杀。海兴这个名字，是希望“靠海而兴”，可惜现在它还是全国贫困县。

在海兴县，后程村人的生命危机又显得尤其突出。

今年40岁的霍秀英，是土生土长的后程人，因其热心和威望，被选做健康小组的会计。仅仅在她的记忆里，就能有名有姓地说出十多个有自杀经历的人。至于很多未遂者，则被家人当作秘密尘封，旁人无从了解。

52岁的村民杜金贵也回忆起村里几例影响比较大的自杀事件。究其原因，无非都是跟生活贫困、家庭矛盾相关。10年前，也是这个时候，正值麦收，一位杜姓人家的麦场突然间着了一把大火，瞬时，所有的麦子化为乌有。自此，杜家媳妇就像得了病一般，整日寻死觅活。最终，家人没有看住她，杜家媳妇投井身亡。

霍秀英的大嫂子多年前喝农药死了。从内蒙古远嫁过来的第二任嫂子，进了后程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村自杀的特别多。”

村民遇到什么麻烦，很容易想到的方式就是“一哭二闹三喝药”，喝农药已成为不少人解决纠纷的惯用手段，因为农药在这里随手可得。

海兴县医院急诊室护士长韩金枝说：“送到我们院的自杀者主要是青壮年，尤其以妇女居多。他们往往都是一赌气就抓起农药瓶。”农药的主要危害是可以引发有机磷中毒。在这里，经常被用以解决生命危机的农药包括乐果、除草剂、秀氢聚脂等，剧毒农药“毒鼠强”现已禁止销售。“含有机磷的农药只要喝下去1毫升，如果抢救不及时，就能导致死亡。”韩金枝说。

由于乡镇卫生院条件设施跟不上，不具备洗胃机这样的基本器材，因而也延误了抢救时间。很多自杀者都是在送往县医院的路上就断气了。

回忆起第一次踏进后程村，许容惟一的感受就是：犹如一潭死水。“本来就不宽敞的一条马路，两旁到处堆的都是牛粪，几乎没有人能走的道。村貌很差。”

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拿出1000元作为启动资金。张金霞只是一个普通的村民，但是热情极高，因此被选为小组长。她在日记中写道：“由于生活所迫，造成各种矛盾发生，导致许多姐妹走上绝路。我们强烈希望给予学习和发挥的机会，改变目前的生活。”

记者进入后程村时，已看不到道路两旁的牛粪。这是健康小组的功劳。今年春节前，小组骨干们开始在村里说服那些住在临路的村民，清扫自家门前的牛粪。他们觉得改善生活环境也是在改善村民的心理环境，而且要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知道，这个小组是实实在在要为村民做些事情的。

多年来，牛粪占路都没有人管，一下子要彻底清扫，阻力很大。这阻力也代表着多数人对所谓“心理干预”的不解甚至排斥。“真是该着你兔子露脸，你们算干嘛的？整得村里自杀的人多了不说，还要我拉大粪。”“这帮傻蛋，这里跑，那里颠，落个啥？”自小组成立起，风言风语就相伴相生。

“反正我们大事办不了，只能做小事。以爱心、诚心去打动别人，这样才可能有心理抑郁的人过来找我们排解。”令张金霞高兴的是，原来这些人(指自杀未遂者)都是零散的，现在慢慢开始向“组织”靠拢，愿意倾诉。目前小组发展了20多人，骨干们每周日晚上开一次会，了解最近村里的事情―――谁家又发生矛盾了，商量解决办法。

“幸福的气泡”破灭了

小组里有人提出，把1000元分了，哪怕一人一块钱，大家都能捞点

许容说，这样的项目前所未有，在农村开展工作很困难。起初她们进入后程村时，都是打着心理健康辅导的名义。

后程村300多户，1500多人，竟然连一个大队部都没有。

当初，许容送来的一台彩色电视机，直接就被搬到村书记家里的伙房。看到这情景，张金霞向许容递了个眼神，出来小声说：“许老师，如果把电视放在书记家，那村里妇女们都不敢来参加活动了。”当时她主动提出，把自家临路旁的一间房腾出来做活动室。

活动室位于离村口不远处。十来平米的小屋拾掇得很利索。墙壁上还挂着职务分工，服务公约以及小组职责，弄得像模像样。村里人可以在活动室里看书，看光碟。

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