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鸡头”改变的村庄

“我哭不出声来，我用牙刷盒子把我的左手腕锯开了一个口子。这时××来了，他用力箝住我，扯我的裤子……××走后，我继续割腕，割开了一寸三分长的口子。我边割边用自来水冲洗，以使血流得快些。我想我没有脸见我的爸爸妈妈了，割腕的嚓嚓声中，我的眼泪不停地流。

―――摘自小翠（化名）申诉材料第20页

在当地，以非法组织卖淫为业的分工严密的“鸡头”集团已猖獗了近十年之久，为数众多的当地少女遭到残害；

当地的淳良民风正逐渐改变：就像任何一种赚钱行当一样，做“鸡头”变成了一种职业；“不重生男重生女”，在当地几成现实。

2002年11月中旬，一名读者向记者报料，透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湖南省溆浦县有一批被称作“鸡头”的人，他们拐带女孩，强奸她们，并强逼她们卖淫。

那位读者说，几年前当地一位名叫张希生的老人对“鸡头”现象进行了调查，掌握了大量事实，并带领一些受害女孩家长进行抗争。但这些抗争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几天后，记者前往张希生老人的家乡溆浦县低庄镇，展开了调查。

在张希生家

溆浦在湘西，从长沙坐车西行，还有近十个小时车程。这是个有文化底蕴的地方：两千多年前，屈原曾流放于此，并写下了千古名篇《涉江》。

正是初冬时节，阴雨天气已绵延了好多天。11月16日，冒着蒙蒙细雨，在换乘了火车、长途客车、小公共汽车和“慢慢游”（当地对简易机动车的称谓）后，又踩着泥泞在乡间小路上步行了一个多小时，下午七八点，记者终于到了张希生的家―――溆浦低庄镇荆湖村。

一个极为普通的乡村人家，不寻常的是，堂屋的四壁上贴满了条幅。一幅狂草格外醒目：“当年保卫一方安，蛀虫害马亦胆寒。刀上有钢草木断，心中无私天地宽。”张希生的老妻说，这是张平时感叹时局写下的明志之言。

在溆浦，张希生是个大大有名的人。村民们对他的评价是：嫉恶如仇，为人热忱，好打抱不平。更难得的是，他懂政策和法律，所以村民们有事总爱找他。根据张妻的介绍，多年来张希生共协助当地警方破获了300多起案件。

“晚了，你们来晚了，他现在进监狱了。”张妻说。年中，62岁的张希生在带领一帮老人到有关部门反映一情况时，因人群中出现过激行为而被抓。9月，张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被判7年徒刑。

将挤在门口看热闹的孩子们赶走后，张的儿子张妙林小心翼翼地从里屋找出一个油纸口袋，低声说：“这就是村民们反映的材料。”

这本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厚厚材料，张希生花了几个月时间才整理出来，它记录了该镇7名被骗外出卖淫少女及其家人的血泪控诉。这本能侥幸保留下来的控诉状，真实记录了发生在少女们身上的令人发指的一幕：

血泪控诉：被骗外出、强奸、被迫卖淫

1998年12月2日。一个令低庄阳兴村农家女小莲（化名）终生难忘的日子。她和同村女孩小翠（化名）、荆湖村的小菊（化名）、月塘村的小梅（化名）―――她们的年龄在14至16岁之间―――在邓娟等当地女孩“到外面玩玩”的游说下，被从家门口带离开。

后经证实，邓娟等是受“鸡头”龚海建指示的。邓娟早年被龚海建带出去，后来成了“二鸡头”。

第二天，在龚海建等人的带领下，小莲等4名女孩被骗到广西贵港市一家旅社住下。当晚，在夜幕的遮掩下，罪恶上演了。借助小莲、小翠等人的回忆，我们得以接近那个血泪斑斑的夜晚：“我听到小翠的房间里传来噼噼啪啪的打斗声和哭声，起身去看。原来张贻胜（龚海建同伙）摸到小翠的房间，捂住小翠的嘴，要强奸她；小翠不从，挣扎着跑到窗边，说：‘谁敢逼我，我就从楼上跳下去。’张贻胜走过去，噼噼啪啪就是几个耳光，又两脚踢在她的小腹上，说：‘你觉得老子不好，那你就和张明（龚海建同伙）睡去！’小翠仍然不从，张贻胜将她的鞋脱掉，用鞋打她的嘴，我看见小翠的嘴血沫飞溅，脸一下子就乌青着肿起来。”

―――摘自小莲1999年3月28日控诉材料第12页

小莲、小菊、小梅分别遭到龚海建同伙的强奸，小翠幸免。

第二天白天，小翠曾想买刀片割腕自杀，但她没钱。这天晚上，她最终没有逃脱厄运：

“张贻胜过来抱我，我一动他就打我耳光。他用一只手箝住我的手，用一只脚扣住我的脚……”

“我恨死了他们，我说我就是走路也要走回去。可是他们不许，张勇说，‘你得接客去，接了客有了钱，你就可以回家去了。’”

―――摘自小翠控诉材料第8、20页随后小翠被“以5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50多岁的老头子”。

4名女孩就这样在贵港开始了卖淫生涯。在那里她们遇到了很多来自低庄的女孩。不久，4名女孩中的3名分别被带到南宁、深圳、北海，在那里，她们也遇到了很多低庄女孩。

除了这4名女孩外，材料还附带另外3名女孩的控诉，其中一名女孩是张希生的外侄孙女，她被拐带强迫卖淫时只有13岁。而另一名13岁女孩小华（化名），在小莲等4名女孩被带出后的第二天，被双井乡人张某等带走，在40多天里接客70余人，后来患上了严重的性病。

在控诉材料的最后，小莲是这样结尾的：“听老人讲，过去有一首歌，说生活好比是黑咕隆咚的苦井，妇女在最底层，看不见太阳，看不见的天，数不尽的日月，数不尽的年。多少年多少代，盼得铁树把花开……我在想，铁树真的开花了吗？”

家人：从抗争到绝望

为了找回女儿，小莲的家长们曾想求助于警方，他们到低庄镇中心派出所报了案，却石沉大海，没有音讯。

无奈之下，古月瑞（小莲的父亲，化名）、张刚（小翠的父亲，化名）等决定自己去找。这时他们已知道女儿是被龚海建一伙带走的，他们找龚海建的父亲要人，哪知龚父哈哈大笑，斜着眼睛，嘴角一撇说：“你们还想报警？我儿带女已不是一两回了，你听说谁来抓过他？再说，低庄这么多‘鸡头’，你又听说谁被抓过了？”

最后，被逼缠得无法脱身的龚父被迫带古月瑞等前往贵港。其时小莲已被带到桂林卖淫，一直等到晚上6时，古月瑞才看到自己的女儿：她面黄肌瘦，浑身发颤，不敢说话。但他什么也不敢说，在接女儿走时，他看见一群群“鸡头”“恶狠狠地”盯着他俩，眼神“像要杀人一样”。

同去的小菊母亲则没有这般“幸运”：“鸡头”并未如约将小菊带来，伤心绝望之下，她跑到小菊“上班”的旅社门口哭喊起来。但“谁也没有理她”。

回到低庄后，小莲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言不语。她说曾想向当地警方报警，但有一次来了个警察，听说她只有14岁，便骂“鸡头”：怎么这么小的也搞来了？

愤怒之下，古月瑞决心联合其他几个家庭，向公安局举报。但是他们跑了很多次，也没有结果。后来经人指点，他们找到了张希生。就是从这时起，张希生老人带着他们走上了漫漫求助路。

1999年初，他们偶然中听说低庄派出所将一名涉案“鸡头”抓获，曾非常欣慰，以为正义将得以彰显，但很快便失望了：这个鸡头不久就被县公安局放了。

为此，张希生曾带领古月瑞们找到时任溆浦县公安局局长的沈某，张希生大声质问：为什么会这样？沈局长很尴尬，让张希生“坐下好好讲”，但张希生讲到激愤处，把材料往桌上重重一摔，一拍桌子站起来，两眼直视局长：“这么小的女孩子……这件事你们有什么理由不解决？”

惟一的“胜利”是找回了小菊、小梅二人。但为了让她们回家，她们家人各出了1500块钱，作为办案人员的“差旅费”。关于此事，张希生和一名办案人员有过一段值得玩味的对话：

张问，你们办案怎么向受害者伸手要钱？对方答，暂时由他们垫支一下，等抓到罪犯弄到钱，再还他们。张希生又问，按国家规定，你们不是吃公粮的吗？答，这个规定那个规定算得了什么数？镇上说了才算数！

在当地反映情况没用。当年6月中旬，张希生带古月瑞们到省城长沙告状，他将自家的粮食卖了，给了同去的12个人每人100元钱作路费，以致回家后自己都没有粮食吃了。

四年下来，他们告状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古月瑞说，“就像一块石头丢进水塘里，泡都不冒一个。”张希生被抓后，他们更是彻底死心了。

低庄有多少“鸡头”？

2002年11月19日，湖南某监狱内，张希生接受记者采访。

“这些丧尽天良的家伙，个个都该判死刑。”尽管是在监狱的会客室里，这个倔强坚毅的老人仍然斗志昂扬，声音洪亮，透过铁栏杆望去，老人的眼神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犀利。

低庄到底有多少“鸡头”？

老人说，几年来，他对低庄每个乡村都作了细致入微的调查。他采取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抽样调查的方法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每个村都有数十个“鸡头”，低庄镇共有25个村，按最保守的统计，整个低庄差不多有500到800个“鸡头”。

11月23日，记者从溆浦警方得到一个非正式统计的数字，一名警官说，通过他们多年的观察，低庄的“鸡头”估计有近千名。

“鸡头”的产生，应追溯到1990年代初期。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那时湖南刮起了一股南下打工潮。一些既无文化又无资金、技术，更不愿意吃苦，却又梦想一夜暴富的人打起了拐卖妇女的主意，但很快他们就发现：组织卖淫来钱更快，这些人就摇身一变，又成了“鸡头”。

“鸡头”在199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一批“鸡头”很快暴富起来。记者在低庄采访期间，不时听到类似的“传说”：谁谁谁当年如何如何、后来收手不干了、家中资产若干等，说者口沫横飞，艳羡之色溢于言表。

“鸡头”组织的内部运作

一名收手的“鸡头”透露，“鸡头”一般是有组织的，而且很多带黑社会性质。

一个大的“鸡头”组织，内部有严密的分工：有“扎地盘”者，负责到一个地方“开辟市场”，交结官吏，寻找靠山，并负责协调和其他“鸡头”组织、黑道帮会的关系，有时还充当打手；有“带货者”，负责在家乡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组织“原材料”，并送到目的地；有“媒子”，负责引诱、劝化、培训被拐来的女孩，最终让她们完成“职业化”过程。

一般来说，“媒子”通常由曾经被“鸡头”拐出卖淫、后来被驯服变得死心塌地的女人（“二鸡头”）担任，她们引诱女孩不容易引起戒心。当女孩不从时，往往是“鸡头”唱红脸，她们唱白脸，用“在家呆着有什么好，不如跟我们出去赚钱”之类的言语进行洗脑。培训的内容，包括强行组织女孩观看现场性交表演，以去掉她们的羞耻心和防卫意识，传授“职业”技巧，并进一步教会她们如何从嫖客身上蒙骗、诈取更多的钱财。

根据小莲、小菊等的指控，以及张希生的调查，龚海建一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鸡头”组织。但龚海建一伙并非低庄最大的“鸡头”组织。张希生说，最大的要算陈某，一个村的村委会主任。陈过去当“鸡头”时，手下控制着至少100多个“鸡头”。这个说法在警方那里没有得到完全的印证，警方同时说，“他现在好像已经不再做‘鸡头’了”。

那名已收手的“鸡头”说，和那些单打独闹的“鸡头”相比，“鸡头”组织显示出强大的威力，单独的“鸡头”一般只敢对一个女孩下手，“鸡头”组织可以一次性对一大批女孩下手。“鸡头”多以“大家一块出去玩”、“介绍到某地打工”、“谈恋爱”等名义引诱女孩，一旦出门就施以暴力迫使其就范。

猖獗的“鸡头”现象背后

除利益驱动外，张希生将低庄“鸡头”泛滥猖狂的原因，归结为警方某些人的纵容和不作为。以龚海建拐带小莲等为例，他一直认为警方某些人和“鸡头”之间，有某种不可告人的往来，所以根本就不管这个案子。

11月24日，溆浦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一位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张希生误会他们了。实际上他们曾经派人调查过此事，还于2000年8月将龚海建刑事拘留，并移交检察院起诉，龚后来还被判了刑。但龚的同伙，限于条件，公安局没能将他们一一抓获。

这个“限于条件”，指的是什么？

该负责人说，公安局面临严重的经费短缺。该局几百号人，一年包括工资和行政、办案经费在内，只有200余万元。很多干警每个月只能拿不到一半的工资―――比如他自己，每个月工资只有400元到600元，还经常得为某个基础工程或者公益事业捐赠。

人手紧张也是公安局面临的一个问题，有些乡一个派出所就只有一个人，连办公室都没有。“这个警察又要维持日常的治安，又要长途跋涉去解救被拐少女，还要捉拿‘鸡头’，他办得到吗？”

该负责人说，不仅如此，他们还面临着法律上的一些困难。法律规定，要指控一名“鸡头”涉嫌组织卖淫，就得提供齐全的证据：除了要有卖淫者、组织者的口供和证据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