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八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后记

一

两年前，也就是2008年，中国大陆大张旗鼓地纪念改革开放30年，包括媒体对改革人物的各种评选。我理解，纪念的本意一方面是缅怀，缅怀那些为中国走上改革之路而奋斗牺牲的思想先驱和行动者；另一方面，是反思，为了面向未来。而当时呈现的却是一场场浮华的“盛宴”，形式大于内容。以经济学界为例，集中于个别人物和事件。在这里，历史失之于简单。而这个现象，与30年中最重要的10年――1980年代的改革历史和人物开掘不够有关。虽然时间并不久远，虽然很多当事人健在，但是，历史被有意无意地遮蔽、遗忘、误解了。

一个有趣的现象，可以作为对上述判断的一种证明。那就是，近年来，陆陆续续地，有人出来声明自己是80年代某个概念、名词、思想的“首创者”，媒体也热衷于用“第一人”的标识。一面是对历史的遗忘，一面是对历史的在意。遗忘，是遗忘那个时代提供的特殊机会和可能，遗忘大家思想交锋和碰撞的前提，遗忘老中青三代一起探索的启发，遗忘那些走入历史的思想和事业的领袖式人物；在意，是站在与80年代气质完全不同的今天，在意个人的名利。在2008年，最大的一起争论便是关于“价格双轨制”发明权的归属。因为人们对于80年代的陌生，在模糊的历史背景下，这样争论的结果也无从清晰。争论者激动甚至激愤，媒体受众并不理解各方的要点和语境。

“价格双轨制”争论，把一个“莫干山会”推到公众面前。无论是价格双轨制的热议、被肯定，还是几位论者的崭露头角，皆出自莫干山会，也就是1984年在浙江德清县莫干山召开的、中国青年经济学人第一次集体登场的会议。很多人以参加莫干山会为荣，甚至由此改变命运。当今社会、经济、政治舞台上的一些风云人物，曾是莫干山会的主角。然而，莫干山会是怎么开起来的，却鲜为人知，也从未被记载。

诸如此类，都提示了这样的信息：历史，需要有心人去挖掘、记录、呈现；否则，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果做得不及时，历史的文本就有可能中断，或者发生扭曲。在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发展中，也要有人溯流追源去研究历史。

恰好，我和莫干山会的几位发起人有缘，做了一些采访，写了一篇《影响改革进程的莫干山会议――记1984年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发表在2008年10月27日的《经济观察报》上，（发表时的题目为“莫干山会议真相”）。一些被埋没多年的人物在事隔20余年后，第一次铺展在人们眼前，引起读者的兴趣。而在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之间，也引起一些“兴奋”，彼此相告，“在报纸上看到了你的名字”，于是，他们找报纸来读。

2008年11月的一天，《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主编殷练女士邀我在报社附近的素菜馆见面，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席间，我讲了一位经济学界老人的故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她突然起意：“写下来吧，开个专栏！”因为刚发表了莫干山文，也有意做80年代研究，这么好的平台很吸引我，虽然清楚写专栏是一种承诺，心里没底儿，还是答应了，专栏名叫“那些人与事”。试写了两篇之后，就开始了这趟辛苦而激动人心的旅程，从2008年12月到2010年7月，一共写了40多个题目。本书就是以这些专栏文章为基础，作了一些加工补充后的结集。

在一个波澜壮阔的10年里，40多个故事，只是沧海一粟，唯愿它能呈现一些80年代的风貌和特征。

二

编辑成书时，遇到一个问题：以什么线索把这些既孤立又联系的篇章串起来？在颇费了一番思量后，还是决定以人物为主线，以三代改革经济学家来区隔。因为，无论事件还是机构，都离不开人的贡献。

从一开始，就想好要尽可能地采用第一手资料。前前后后，大约采访了70位亲历者，其中与几位数次甚至十数次地电话交谈。也有采访之后，再通过邮件订正细节。受访者中，年纪最长者是87岁的刘国光先生。采访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他的办公室进行的。他做了极其认真的准备，写了提纲，准备了书和资料。访谈时间最长的是唐宗先生，从上午10点进行到下午4点，畅所欲言。而在随后文章形成的过程中，我也领略了唐先生的严谨，和他身上浓厚的知识分子气派。

有一些经济学家可能彼此在历史上或者现时，有思想和观点之别，甚至有个人成见。因为我以前的工作背景，客观上近此远彼，曾经顾虑他们是不是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为了避免被拒绝而失去机会，有几个采访，是先找中间人做事先沟通联络成行的。事实上，他们都非常热情，认真对待。通过访谈，也纠正了我从前一些似是而非的印象和概念，尤其感到：人应该以开放的思维，破除成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耳朵去听，独立思考判断。

我本身是一个独立的自由人，不隶属于任何机构；所做之事，不出于任何项目、课题，完全是个人行为。能够得到这么多经济学家、师长、朋友的信任和支持，内心充满感激。让我写下我所采访过的经济学家和历史见证者的名字，个别人是从前采访的，因为，我采用了从前的资料，所以一并写出（按姓名拼音顺序）：白南风、边勇壮、常修泽、陈坚定、程秀生、初保泰、杜厦、高梁、高尚全、郭凡生、郝一生、胡冀燕、华生、黄范章、黄江南、季红、贾增玉、金岩石、李峻、李善同、李绍荣、李昭、梁小民、刘国光、刘鸿儒、鲁利玲、鲁志强、吕立勤、茅于轼、庞邦选、裴小革、乔桐封、荣敬本、阮江宁、桑百川、唐宗、王小鲁、王元、王跃生、魏本华、翁永曦、乌家培、吴家骏、吴敬琏、武克钢、徐景安、许美征、薛小和、杨利川、杨鲁军、杨沐、杨启先、姚林、张钢、张守一、张学军、张宇燕、张泽厚、张卓元、赵人伟、赵兹、周继胜、周其仁、周绍朋、周叔莲、朱嘉明、邹蓝。还有一些人给我提供了资料、线索、背景、联络等方面的帮助，比如王小强、陈乐波、蒋菊平、张维迎、潘慕平、李树桥、崔鹤鸣、赵明、杨凯生、杨海平，等等。

征集照片，是追寻1980年代的又一次旅程。那些人和事，可见、可感。多么感谢为我提供照片的人们，他们是：白南风、车耳、高尚全、关敬如、管延友、胡冀燕、华生、黄范章、季红、贾增玉、李昭、刘国光、鲁志强、马怡、荣敬本、唐宗、王小强、乌家培、吴家骏、吴敬琏、薛小和、尹淑琴、张少杰、张泽厚、赵人伟、周绍朋、周叔莲、朱嘉明、邹蓝、赵明等。老者，多数斯人已逝；中青年，多数退隐历史。看到他们的形貌神态，真是惊喜、激动，加上感动。

三

开始写时，脑子里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图像。写什么，怎么写，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一点一点展开和清晰起来的。先写熟悉的，资料和采访条件齐备的，然后逐步扩展人物和事件的覆盖面。写法上，采取以事带人，人在事中；另外也有意展现被遮蔽的、鲜为人知的历史。在大事中留下细节，小中见大。比如，《道口有道》，写的是“五道口”，即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创建。我回避了这些辉煌人物，而是挖掘和探寻那些培养出这些人物的老师。写“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部。那里的毕业生，很多是中国金融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参与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证券事业的生，没有写人们熟知的他为“包产到户”，为中央5个“一号文件”的贡献，而是试图捕捉他人性中最闪光的品质究竟是什么，他怎么是这么迷人的老头儿？最后将它落脚在“善待天地人”上。“巴山轮会议”，是大众非常熟悉的。在过去的10年间，我既写过，也作为专题研究过。这一次，还是希望写得有所不同。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是2000年以后的一项国家战略。其实早在80年代，西部开发的研究就做得极为红火，而且有一大批火热的青年人，号称“西部帮”。这一次，终于把他们写出来了，这是第一次。类似地，我总是想，把那些被埋没的，发掘出来；把那些走向模糊的，清晰起来；把那些被歪曲的，纠正过来。然而，这个心愿太宏大，非我所及。本书在这方面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努力，也是向这些历史人物致敬。

写了一组“东欧来风”，分别是1979年来华的原波兰经济学家，后流亡英国，成为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客座教授的布鲁斯；1981年来华，布拉格之春时的捷克副总理，流亡瑞士，任教于圣•加伦经济社会大学的奥塔•锡克；以及1985年来华参加巴山轮会议，《短缺经济学》的作者，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那是2008年圣诞节，我去维也纳探亲，为了获得实感，访问了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特。走在布拉格街上，偶然发现墙壁上一组雕像：一只只手，手指V字张开，下面刻着：1989.11.17.。雕像上，插着新鲜的玫瑰花。在共产主义博物馆，重复看布拉格之春纪录片，沉浸在片尾曲《感谢你》之中，泪流，然后跑去音像店买光碟。回维也纳的路上，天空下着12月的雨，大雾迷漫，车里回荡着《感谢你》，心潮起伏。去布达佩斯特的火车上，读1956年匈牙利事件，纳吉行刑前的话，给我的心灵震撼难以言喻。也想去布鲁斯的故乡波兰，但是没能成行。靠近那块土地，心里就有了感觉，这不是知识和语言可以代替的。这只是一个插曲，还有很多插曲。

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总编辑刘瑞琳女士曾说，出版是一个充满遗憾的事业。在编辑修订工作进入尾声的时候，我对此深有体会。写史不容易，写当代史更不容易，而写与今天还有直接影响，与明天还有联系的当代史就更难了。我也有很多遗憾。首先，这么大的历史，只写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即使穷我毕生之力，也不能写完。第二，很多有价值的题目，因为各种局限而不能写出来。第三，即使写出来的，也不能穷尽，不能淋漓尽致。而最最遗憾的情形是，脑子里想好要采访并且约定了的人突然生病或者过世。比如，原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最早的研究生，后来担任过中信国际所所长的皮声浩。再比如，采访杜老（杜润生）是我的夙愿。他前两年还每天去西四砖塔胡同上班，我妈妈家就在离那里不远的粉子胡同，咫尺之隔。然而，当我见到他，已是2010年春节，他住在医院里，97岁高龄。其实，和马洪总可以有这样和那样的联系。1998年去他家时，他的精力很好，思维缜密，有高见。之后，眼见他的帕金森病发展，语言能力衰退，曾和工经所原副所长杨沐计划过对马洪的采访，却没有抓紧。所有这些遗憾，对于记录历史的人，都是很痛苦的事情，耿耿于怀。

我禁不住想，假如80年代，甚至90年代，我有今天的意识，今天的觉悟，除了不会错过我们的老所长马洪、蒋一苇，还会采访很多精彩人物，他们一定不会拒绝，一定会支持我。由此想到，当下，今天，到了明天就是历史。所以今天的事情就要立刻去做，尽可能做好。

四

我很幸运，得以近距离地接近上下三代改革经济学家，接了地气。那是因为1985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读研究生，正是工经所红红火火的年代，历任所长分别是马洪、蒋一苇、周叔莲。而1998年以后，在做吴敬琏先生研究助手期间，因为参与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系列丛书之吴敬琏评传的写作，曾做过大量采访；还有参与《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版、二版的修订写作工作，也是了解改革史的机会。再有就是2007年参与改革人物口述史的工作。所有这些，为我做了一些历史、思想、知识和感觉上的储备。再加上利用国家图书馆、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阅览室，阅读老报纸、老杂志、旧书，给了我一个场，得以触摸和感受80年代。

每一个题目在心里都酝酿很久，和里面的人和事建立感情。比如，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是首先进入我视野的。采访和文献准备进行了大半年，却迟迟没有动笔，总觉得火候不够，直到一年之后才写出《脚踏实地的农发组》。每个星期四，是报纸的截稿日；星期三就成了我熬通宵的日子。不是因为没有写完，而是仿佛大考交卷一样，反复修改，字斟句酌。夏天，忍受不用空调的热浪和潮湿；冬夜，身体冻成冰棍儿，心里激动得热血沸腾。虽然能得到赠报，星期六一早还是愿意去报摊儿买报。看着一篇一篇报纸被装进大夹子，仿佛看到历史被收存，感到莫大的宽慰。

五

《经济观察报》的编辑殷练女士，既是专栏的倡议者，也给了我温暖和坚实的支持，她具有优秀编辑的所有特征。我感谢她，也把她视为一生的朋友。其间，我们，或她，或我，都有去海外的时候，每到这时，通过邮件、越洋电话、短信沟通，从未耽搁或出错。而《经济观察报》，无疑是中国最好的报纸之一。他们的“理性、建设性”的理念和实践，我享受到了。这不能不提我写的《话语权背后的责任――兼谈为吴敬琏写传》（2010年2月8日）、《面对历史：只有诚实和谦卑――吴晓波著〈吴敬琏传〉的硬伤、软伤及其他》（2010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