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八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自序

中国1980年代全面启动的改革，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各个领域，涉及社会各个阶层，涉及城市和乡村。其中的经济改革是改革的中心，最具有冲击力、张力和渗透力，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经过30多年，今天到了需要认真记载1980年代经济改革的时候了，更确切地说，我想把第一个10年的历史刻度划在1979年至1989年。究竟应该站在哪里看待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这本书从经济学家群体的思想探索出发，以那个时代的一些典型事件为线索，呈现1980年代的时代风貌，试图为人们了解、理解、认知和研究早期经济改革，提供一个窗口，或者叫一条路径。

一

关于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历史，已经存在于各种形式的文字记载中，诸如经济改革大事记；具体经济部门和地区的经济改革史；对经济改革有过贡献的人物，包括某些经济学家的传记和回忆录；以及一些局部的关于经济改革的思想史。它们基本上按以下3种“范式”来组织：

其一，“革命史范式”。既然中国经济改革是以1949年建立的政治制度框架为前提，中国共产党是此次改革的“核心力量”，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对经济改革过程影响至深，因此，改革自然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的革命正统的延续，改革历史自然是政治史，需要以重大政治事件为叙述对象，研究视角是执政党和领导人，例如中国改革和邓小平；

其二，“现代化范式”。1980年代的改革不可能独立于中国现代史。经济改革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组成部分，经济改革的历史似乎主要是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变化的历史，研究视角或者是宏观经济，或者是区域的、部门的、企业的，例如农村改革历史，或者企业改革历史。

其三，“社会和文化范式”。这种范式力求以社会演变、文化思潮，以及相关人物为叙述对象，折射出经济改革。例如关于1980年代的“文化热”研究，隐含了对改革历史深层结构的探讨。

上述关于经济改革历史研究“范式”，反映了中国目前在近现代历史记载和研究方面基本“范式”的局限性。其实，不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还是1980年代的改革历史，都是中国大历史，特别是20世纪的组成部分；革命、现代化和文化不过是其中的部分因素，经济改革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开放经济和产权制度，中国原本有之。在1970年代末，中国告别这样的社会不足30年。那时40岁以上的人群，多有过“解放前”（1949年以前）经济生活的经历和记忆。所以，改革是否定计划经济的历史回归和重建，没有哪一种“范式”足以概括改革的真实过程。“范式”的局限就在于简单化地对待复杂历史，用某种“先验主义”，或后来的观念、理论和经验阐释历史。

我所记述的1980年代经济改革，做了一点新的尝试，以体验性的感性认识为基础：

首先，力求“一是一，二是二”地发掘和记载，像画家式的“写生”和“白描”。

第二，叙述类型以人物为中心，即以参与了1980年代改革的经济学家为主要线索。但是，却不是这些经济学人物的传记，而是包括个体的群体，群体的思想渊源，彼此联系，及其对经济改革的影响模式。

第三，以人叙事，以人带事，重细节，注意将人和事与所处的历史时空，以及大历史走向紧密联系。

第四，置经济学人和相关事件为中心，带出制度、机构、组织、网络关系和各种“平台”的历史作用。

二

经过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告别“革命”，开始“改革”。在“改革”还处于是口号，是方向，是一种新理想的时候，它已经满足了民众厌倦“革命”的普遍情绪，迅速深入人心。从此，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词像“改革”那样――中国和世界甚至处于离开“改革”的概念，就不足以描述和解释中国的地步。但是，时至今日，人们对“改革”的内涵莫衷一是。人们很难定义中国的“改革”。所以，中国“改革”从来，也不可能被设计出来。

1980年代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经济改革启动之时，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和组织改革，没有现成的理论和思想指导改革，不清楚目标，不清楚过程，对走向和风险都没有办法估计。知道要改革，却不知道怎么改，更不知道要改成什么样子；知道改革如同过河，却不知道彼岸有多远；知道可能要摸着石头过河，却并不清楚石头在哪里，有多少石头。所以，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历史自发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被动的改革，是仓促的改革。

有若干篇目记述了这样的历史场景。比如在《两份〈初步意见〉的背后》中写：“必须改革，这是共识。但是，怎么改？改到什么程度，改成什么样子？尚来不及想。即使后来被称为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头脑里，也并没有蓝图。改革的序幕，是被一双历史的大手拉开的，所有的演员、导演都在场。然而，这是一场没有脚本的改革。”

经济学家群体的特殊性在于，他们的知识背景、专业训练、信息资源，使得他们能够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认识到中国的贫穷，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即使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都是急剧扩大；1949年以后在中国建立的计划经济，公有制和封闭经济难以为继。不仅如此，经济学家，可以提出中国选择的参照系，哪怕是模糊和幼稚的。《访日归来》一文，记述的就是邓力群、马洪等人在改革早期的认识。

三

经济体制、结构、运行，三者高度依存，不可分解，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是一个质量超重的经济体，一旦经济改革启动，很快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形成巨大惯性。在这样的历史场景下，经济学家群体性登场。1980年代，中国经济学家至少有如下基本功能：

其一，证明经济改革的合法化。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不改变政治制度、不触动既定法律体系和不挑战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开始的。这样，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初始任务就是证明发展商品经济不意味着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经济学家要用传统意识形态理论和概念解释改革实践，论证在计划和市场之间存在一个桥梁。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成果；

其二，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政策，例如农村改革、金融改革、价格改革。

其三，推动建立开放经济。今天，中国需要开放是妇孺皆知的常识。在30年多前，需要有识之士，包括经济学家呼吁和论说中国为什么要开放，开放什么，怎样开放。中国人从接受需要外国的资本、技术，进而需要学习外国的管理、企业制度，直到接受中国必须和世界市场接轨，走外向型经济，直到自觉参加WTO，其过程谈何容易，这是和经济学家的贡献分不开的。

其四，论证中国经济模式转换和发展战略。在1980年代，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一度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当年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主持的“21世纪中国研究”，代表了那个时代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的最高水平。

其五，进行宏观经济分析、预测，提出政策建议。诸如经济运行是否正常，如何看待通货膨胀，如何处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

其六，重大项目的可行性论证。例如上海宝钢论证，山西重化学工业基地论证。

其七，普及经济学、企业管理学的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例如，1980年前后的开讲西方经济学，蒋一苇创建旨在改善工业企业管理的刊授大学。

事实上，在1980年代经济改革的方方面面，经济学家都是不可缺失的一个群体。

四

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学家，就整体来说，没有多少人有很高的职位，更没有利益集团背景，如同其他公职人员和学者，收入普遍低下。他们主要分布在学术部门、高等院校、传统的政府部门，以及新建立的改革政策制定和咨询部门。但是，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之“大”之“深”，是今天的经济学家难以“超越”的，也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那时，毛泽东时期的决策体系已经打破，新的决策体制尚未形成。传统的政府系统，包括中央政府的经济职能部门（例如国家计委、国家经委以及农业、工交、财政的机构）和各级地方政府，都难以适应急剧发生的经济体制改革。所以，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决策，要实现创造性和避免重大失误，需要突破中央政府的“条条”和地方政府的“块块”约束。当时的高层决策，不得不更倚重1980年代建立的新机构（例如，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舆论系统、民众的创举和呼声。那个时候的经济学家，具有提出改革理论和说法的能力，成为制定改革政策新机构的主力军；熟悉人民和基层，直接接触农村和工厂，直接面对民众和实际经济问题，发现和反映民众的创举和呼声，总结社会基层改革经验（例如，小岗村的家庭承包制、各地的“倒爷”、先富裕起来的“万元户”，都是发生在社会基层的民众的实际行动），把它们转化成经济改革的语言、逻辑和政策建议。经济学家甚至可以走向街头和民众对话，与媒体建立广泛联系。他们在实现改革决策过程的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增加改革决策透明度方面，扮演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角色”。

当然，1980年代的经济学家能够对决策产生那么重大的影响，与他们中间的一些代表人物的资格、学识和所处的位置有极大关系。例如薛暮桥、杜润生、马洪，作为代表人物，他们事实上是经济改革决策集体中的重要甚至是主要的成员。

五

中国经济学家在1980年代能够参与和影响决策，是时代使然。那个时代的领导者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强烈需求，也是，甚至是重要的历史原因。

古今中外的改革，不论成功和失败的，都有一个中坚决策集团，他们自觉、超前、有意识地指引、领导和推进历史改变。在1980年代，中国出现了改革的决策集团，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他们集拓荒者、设计者、决策者、领导者和实践者于一身。

在历史上，1980年代，是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与经济学家的关系最为特殊的时期。他们学习、兼听、吸收、融会贯通、加以创新，转化成对于中国经济的判断力；他们适时地为经济学家提供参与改革决策的窗口和平台，赏识青年人，重视他们的思想；他们具有理解复杂经济系统，判断经济走向，推动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能力；他们具有整体看待中国经济，理解世界经济趋势的素质，以及兼顾短期、中期和长期经济问题的眼光；他们懂得意识形态，回避意识形态，超越意识形态，为推进改革不断清除意识形态障碍。今天来看，中国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之所以在很短时间内全面铺开，进展深入，形成不可逆转的格局，是决定于这样的改革决策集团的。

六

对于参与1980年代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家群体，我作了两种划分：

第一种：依据当时经济学家的思想资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以及东欧国家的批判计划经济和改革理论，划分了5类：第一类，是留学英美，民国年间回到中国，在大学执教，像陈岱孙、张培刚等；或进了金融机构，像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里一些老先生；或在研究机构，像中央研究院的巫宝三等。第二类，生活在民国商品经济最发达区域，从农村调查研究开始起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像陈翰笙带出来的薛暮桥、钱俊瑞、徐雪寒等。第三类，从共产党内被选送到苏联接受政治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像孙冶方等；第四类，从延安走出来的，土生土长靠自学的人，像马洪等。第五类，1949年以前受过初等或高等教育，1949年以后系统学习《资本论》，接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育，1980年代重新补修现代经济学，像刘国光、董辅、吴敬琏等。

第二种：以年龄划分，第一代，出生于1920年以前。他们中的很多人实际上是中国最后一代老布尔什维克，年轻时追求自由、民主，追随共产党，1949年后，参与缔造计划经济体制，继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磨难。当改革开放时代来临，他们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国为民，无私奉献，像孙冶方、薛暮桥、蒋一苇，等等。第二代，出生于1920―1940年。他们中有的在民国时期上大学，像刘国光在西南联大、董辅在武汉大学、高尚全在圣约翰大学，等等，接受了西方经济学训练；有的是1949年以后入大学，以学习《资本论》和苏联政治经济学为主，改革开放以后，得以学习现代经济学，像吴敬琏、赵人伟，等等。第三代，出生于1940―1960年。他们中有“文革”前的大学生，大多数则是“老三届”，即1966、1967、1968年毕业的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经历了“上山下乡”，“文革”后，以高龄考大学，考研究生。这些人的主体如今也已是60岁上下的年纪。

1980年代的经济学家群体之所以产生那么大的能量，不可忽视两个效应：其一，“杂交”效应。不同的思想资源相互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