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启立：坚持一种可能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济自由主义以个人和社会的需求和欲望为动力，摇发展主义的大旗，为市场经济、私有化和经济理性鼓噪呐喊。像是一块巨石从山顶加速滚下，以经济的发展来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以对金钱财富的持有来面对人生的本质意义，这样的观念和做法已然操控着我们的生活。专家学者，教授大师，当然可以端坐于象牙塔，但学术也可以是为人生的。有没有可能查探一下那无止境的欲望之源，可不可以把那块西绪福斯的石头掀回山顶去？不要亦步亦趋于资本主义理性的鼓点，在道貌岸然的发展主义的呐喊鼓噪声中吹一通唢呐唱一曲民谣，新的可能或许就会悄然出现。

许宝强的《资本主义不是什么》就试图作出这样的努力。从书名旗帜鲜明的态度大致可以领略到作者不妥协的思想气质和文字风格。书的前半部致力于与化约的“资本主义”系列观念的“风车”作战。他的工作从揭开了所谓“自由市场”的神话开始，开篇就是“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借用卡尔・博兰尼（Karl Polanyi）令人信服的研究，许宝强重新“呈现”了资本主义发源地英国的“自由劳工”市场在十八、十九世纪形成的历史过程，进而重申，所谓的现代和文明的进步，是在血腥暴力和政府立法的刚柔并济的联合绞杀中起程，并不是自由竞争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正是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金）的不完全自由。”当竞争进入垄断的阶段，“国家干预”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从国内到国际的所有人们看得见的事件更确凿地证明，“一切垄断都是以政治为基础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国家”干预，而是问“谁将是国家干预的直接受益者”。因此，他非常明确地指出，所谓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其实不过是一种措辞。按照流行的观念，产权是否私有是区分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分水岭，清晰的私有产权又有利于技术的进步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因为著名的高斯定理指出，如果产权界定清晰，无论谁属，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理性人之间的自由贸易会达至有效益的境地。对此，许宝强耐心地指出，那不过是一种“迷思”。一般情况下，企业经营好坏利润有无的依据来自于会计的财务报表。但会计是什么呢？会计并不仅仅是狭隘的成本效益的计算，而更是用以包装业绩报告，改善公司对外形象的专业器具。用福柯的话说，会计成为一种现代权力的技术，在以一种现代的方式将经济过程显现的同时，也改变和规制了人们对于经济的看法。不同的会计方法会产生不同的利润计算结果，而不同的会计结果对公司的上层、一般员工、政府等方面来说，意味着不同的后果。产权私有造就的企业理论上的股东并不能控制企业，真正对企业拥有生杀大权的是企业的高级行政人员。泛滥于当今中国上市公司中的假账问题和股价的非正常运动并不是由于中国的特殊性――而只是表现得过于极端，管理层侵犯股东权益的情形在西方经济领域并不少见。经理层的权力不仅来自于监管的失效，更来自于对私有产权无法界定的“剩余权”――这可是有法理的。西方理论界――中国人一向信奉的――已经对此有过研究，谓“经理控制论”。当然，股东可以解雇经理，但那是大股东，机构投资者。那么，所谓对私有产权的权利和好处的呼唤只是为大股东、机构投资者和高级经理人更合法地敛聚财富，为把那些巨富们更高更快地耸入金字塔尖张目罢了。所谓产权私有会带来经济效益和技术进步云云大抵也只是个幌子。

身居香港这个先发的繁华大都市，大约是痛感到了异化于人的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戕害吧，许宝强对于当今世界正甚嚣尘上的发展主义思潮有着特别的反抗。延续着沃勒斯坦的思考，他质问：发展是什么？究竟为谁或为什么要发展？经济增长是否就等于改善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社群所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对于改善人的生活状况而言，除现代化和工业化之外，有没有另类的发展（或不发展）的可能？在《资本主义不是什么》看来，发展主义如果不是灾难，至少也是一种“幻象”或者“迷思”。因为在用以衡量发展与否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地区生产总值（GDP）、经济增长率里，什么被统计什么不在统计之列，各占怎样的比例，先在地就是一种政治，由于统计和货币对人类生活的异化，“贫穷”和“落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负资产”等意识被建构并且膨胀开来，羡慕与自卑、鄙视和区隔由是而生，而“丰富多彩的人类需求和自然生态”，更被“约化成单一的面向，仅以经济指标来衡量”。极而言之，许宝强延引了萨林斯（Sahlins）在《原初丰裕社会》中的研究思想，指出在原初社会的采猎民族，多余的资产只能是他们迁徙和流动的负累，而他们的生活并不见得十分贫乏，闲暇、自然的阳光雨露，非基因食品，以及自由的流动，不是今天的人们梦寐以求的么？“以无穷欲望和物质资财匮乏来衡量的‘贫穷’，只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他的研究也因此而挑战和颠覆了所谓“经济增长总比不增长好，增长快总比增长慢好”的发展“常识”。

在拆解了常识中的若干观念之后，许宝强指出，资本主义是什么呢？一种言说。一种被建构出来的措辞。“一个文化大计，一个企图使现实世界符合‘私有产权’、‘自由市场’、‘经济理性’等抽象模型的文化计划。”（前言）一种便利于利益阶层宰制广大社会的意识形态。但这样简单、化约式的观念不是天外来客，它是如何产生并建立起霸权地位的呢？在许宝强看来，“将私有产权、自由市场、经济理性、工业化道路等同于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看成“一个不证自明、自有永有的实体，有固定的意思反映固定的现实”，这样单一、同质化的想像“并不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专利”，“以反‘自由市场’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亦把‘自由市场’模型作为分析和批评的起点”。在这两方面的话语和想像里，都不存在“集体中的私有、自由的计划、反自由的市场、自私的平均主义和非极大化的理性等等可能性”。因此是鼓吹和批判的双方“合谋”，以固定的概念指称复杂多样的现实，然后将这些概念内化，以内化而建构出来的意识形态作为衡量和改造世界的标准造成了今天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迷思”。（前言）他看见“部分由于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强大影响，部分因为学科分隔的专业规训”，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巨大缝隙造成了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界这种“经济”而“懒惰”的思维困境，他看见了这样的语言和措辞的局限，因此要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专业限制里走出，引入文化研究的关怀和视野，与“在地”的人生关怀连接，与化约的、单一的概念思维斗争。其实又何止于在香港语境下的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呢？在当代中国社会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想像里，在真诚而严肃的知识群体的思想讨论中，民主与自由的先后，国家干预的进入与退出，第三条道路的有无及其可能与否，不同样都面临着囿于这种语言和概念陷阱的危险吗？

许宝强要批判的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单一、化约、固定的压迫性理解，要剔除的是市场和金钱对于人的异化，他只是拆解了所谓资本主义神话的概念把戏，但对于活生生的集市交换，作为中介的货币贸易带给人的自由和解放，他都是乐于接受并且身体力行的。他思想的锋芒不只是对着资本主义，更试图打掉教导化马克思主义的若干不食人间烟火的僵化因子。他其实谨记的是鲁迅的告诫，“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经济权是重要的。他试图解决娜拉走后怎么样的问题，并以此来应对被概念化的东欧和中国历史实践中的对个人性的压抑以及社会主义的失败。因此，在许宝强的思想图谱里，资本、市场、商品、私产、消费、效率、管理、成本核算、利润、权威等等并不是与今天的资本主义相伴而生的洪水猛兽，并不是天然地与友情、互助、合作、信任、自主、民主、本土、社区、好玩等等相对立而存在的，前者可以为后者所用。他指出“资本主义不是什么”是为了打开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想像，使之成为一具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更为开放的“身体”，使之变得不那么有破坏性，甚至是生产性的，从而让更多更“好玩”的抗争策略随之产生。在这种“拿来主义”的思想策略下，另类货币和贸易的展开，合作社等另类产权的出现就是对具有解放潜能的“资本主义”（因而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主义）说“要”，而不仅仅是对压抑性的资本主义、僵化的社会主义说“不”。在他的概念里，原初部落的自由游猎，封建时代耕读渔樵的自给自足，资本主义的市场和私有者之间的交换，社会主义的互助合作和公共的生产和需求，多样而丰富地糅合在一起，这样一个合乎人性的、合理而“好玩”的生活图景不是没有可能，也不是没有出现，这样的社会图景不是什么需要寻找的第三或第N条道路，它只是被强势的资本主义想像所遮蔽，被我们日常生活中化约的言辞所忽略，它期待着我们打开想像的思维，穿透并展开新的言说！

批判的理论和立场常常为人所诟病的地方在于只“破”不“立”，“开不出方案”，所以只能“在野”。《资本主义不是什么》的后半部就致力于对另类贸易、另类产权、另类发展经验的研究和总结，并试图“开”出一条“新”路。它将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批判与香港在地的社会实践扣连，“重思香港社会运动”，展现出了这种艰难的思想批判和社会重建可能。在香港这个贫富分化悬殊而且差距还在继续扩大的社会状况里，一些定位为草根阶层代言人的团体和传媒常常诉诸传统的“左派”语言，批评资本主义的破坏性面向，而无论那种语言还是不是奏效，其后果当然会容易地被吸纳掉。许宝强在报章上写了大量的文章，借助各种机缘和场合向社会发言，循循善诱地分析那些思维和语言的局限与危害。他善意地提请人们小心民粹政治，并且指出: “若这些激进评论不能找出方法，把民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跟建设性的社会计划连接起来，同时避免堕入只是专注‘本土’民众福祉的经济主义和民粹政治中，那么有关经济生活的翻译和表述将很容易地落入新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手中，为他们所垄断。”他一方面为这些组织提供思想上的资源，另一方面则从拉丁美洲、印度甚至欧洲的实践和理论思考中为他们提供实际的参考框架。他深入地研究了类似于英国的LETS、美国的HOURS、阿根廷的以物易物俱乐部和日本的生活俱乐部的另类货币贸易实践，看到了这些试图回复到丰富多元的贸易活动的文化和经济意义。它既是一种经济活动，有效地抗拒和抵制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出现而今愈发嚣张的大银行资本的金融膨胀和金融排拒活动，又是一种社会连接，呼应了绿色运动、妇运、社区重建等各类新的社会运动诉求，同时更是一种游戏，使商业活动也参与到了社群之间的互补互助人际关系的构建中，改变其单一的赚取利润的取向，改造了贸易的性质，因而是一种蕴涵了新的经济伦理、道德和人际关系的文化安排。他研究了一八九五年国际合作社同盟成立以来的历史，具体剖析了西班牙的蒙德拉贡合作社企业（Mondragon Corporacion Cooperativa）和全谷合作社（Wholly Grains）等案例，看到了这些合作社所面临的危机――无时无刻不受到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冲击，经常要面对解体或改变其宗旨的压力，也看到了这些合作社化解危机的多样性手法，更看到了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具体运作中所具有的革命性的意义。带着对这些实践的考察和反思，他亲自投身到香港湾仔社区集市的组织和社区货币“时分券”计划的设计和运作中，亲身体会到了另类贸易和另类货币对于改善民生之可为和文化意义。因此他坚决地指出: 资本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制度，也不是可以用三言两语概括的逻辑和社会关系，而是包含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和政治经济实践的历史流动过程，当中充满了权力的运作，也充满了反抗的可能。他实地考察了印度喀拉拉邦不需增长的发展经验。按照通行的GNP等数据统计衡量，喀拉拉邦的水平是十分低下的，是印度最“贫穷”的省份，经济长期没有增长，几近于零，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美国的九十分之一，中国香港的八十分之一，甚至也只有中国内地的二点六分之一，但喀拉拉邦的人均寿命、男女识字率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包括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对劳动市场的合理而有效的管理等基础设施和制度的建立，使得喀拉拉邦人民得到了一个物质需要基本解决、生活环境相对安全、个人的政治意愿及其在社群活动中的权利得到极大保障的生活环境。喀拉拉邦不发展和零增长的生活方式及其可能显然给了许宝强极大的启示。

“愈趋精细的学科分工是这文化大计之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学院的规训方式进一步规限了这些成为常识的意识形态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