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恂诚：中国经济史研究趋势谈

为《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10周年写稿还好象是不久前发生的事，却又在庆贺它创刊20周年了。这10年，是中国经济取得长足进步的10年，在这10年中，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10年前相比，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状况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这些变化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

首先是队伍的变化。在这10年中，老一辈的专家学者纷纷退休，有的已作古，中年学者则挑起了大梁。搞大兵团作战的条件越来越差，原因是绝大部分教学科研单位不会设置很多搞经济史的编制岗位。在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经济史作为二级学科，只是一个小学科，课时很少，甚至有边缘化的倾向，当然就不可能设置许多“闲人”。即使是已经很少了的编制，也不能保证“幸存者”们都有牢固的专业思想，其中经济学理论基础较好的人有可能发生“学术转型”，把精力转到容易拿到课题、板凳不十分冷的学科领域中去。而在历史学科中，经济史作为专门史中的一种，也不可能配备很多的人员。因此，除了个别单位，搞大课题就越来越难了。由于各个单位搞经济史的核心成员的减少，今后在课题设计时就必然会出现两种倾向：第一是单兵作战的专题研究可能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的主流，找比较小一点的专题，不追求轰轰烈烈的规模效应。这样，过去在团队作战时可能出现的搭便车现象会大大减少，过去挤在一趟人很多的车里，良莠的差别容易被掩盖，单兵作战就会淘汰不用功的人。人少了，但更精了。第二是单位之间的协作可能增加。有些有价值的课题，内在地决定了需要在各自领域有积累的学者之间的合作，单兵作战搞不了，而这类课题又可能是在学科建设中特别有价值的。这时就需要跨单位的协作。作为比较“冷”的学科来说，跨单位协作应成为一种资源共享的有效机制。

第二个变化是：会有更多的人关注当代经济史。中国经济史学界大抵是按照古代、近现代、当代这样的历史大阶段的划分来分别进行研究的，特别是近现代与当代之间，似乎颇难联系起来研究，其原因是1949年中国政治、社会的大改变。这似乎是一道坎。过去研究1949之前的人比较多，而研究1949年之后的人比较少。之所以比较少，大概是因为离得比较近，一下子不容易看得很清楚吧。史学家修前朝史容易，修当朝史难。而且，30年的计划经济，能谈的也不多。研究当代经济史的，无疑应以研究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为重点，而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时代的持续延伸，研究的条件逐渐完备起来。从1979年到2005年，时间已过了26年之多，而且每过一年，都会有新的变化，新的气象，新的发展。试想我们过去研究北洋政府时期经济史的，从1912年到1927年，前后总共才16年多一点，研究南京政府时期经济史的，抗战前也才10年时间。从1912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总共也是26年多一点的时间，我们似乎可以有发掘不完的新资料，层出不穷的新视角，探讨不完的新课题。也许是因为那个时代的第一手资料发掘不易，因而显得有价值罢。但比较容易得到的资料就并非没有价值。研究当代经济史，在资料方面的优势是无与伦比的。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们观念的进步，统计资料也越来越丰富和完善了。一些统计口径越来越注重规范，因而能与国际接轨，这样就更适宜于经济理论的运用和分析。可以断言，对当代经济史感兴趣的研究者，可能更多地会呈现一种“增量调整”态势：一部分是我们培养的经济史博士生，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学术兴趣在当代；另一部分则很可能是搞西方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他们希望通过研究历史来寻找学术的突破点。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大师，像诺思、福格尔、钱德勒、弗里德曼等人，都是在研究经济史的过程中修成正果的。中国的经济学家恐怕也会不由自主地去走这条路。因为我们发现，在西方经济学的引入过程中，它的原创性应表现在如何建立像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的经济增长模型，这不是简单地照搬就能解决问题的，更不是在一般的对策研究的层次上完成的，要原创，必须研究中国经济史。

第三个变化是：更多地以世界为背景来研究中国经济史。中国当代经济增长是世界各国经济增长中一个有代表性的个案，也给东亚经济增长加入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因此，研究当代中国经济史不能不与世界或东亚经济的整体增长相联系，寻找共同的规律、共同的问题和发展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关起门来就事论事地谈论中国经济增长，是谈不深、谈不透的。经济全球化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也改变着人们的观念。有些地区，各国间的经济和金融合作是过去的时代所无法想象的，如欧盟和欧洲中央银行。这类史无前例的大创新的手笔始于相关学者群长期的学术探索和呼吁。亚洲各国和地区之间也存在着经济和金融合作的巨大空间，这种合作同样需要学者们以原创性的理论来点破利害，引导共识。在这方面，经济史学家们应该是大有用武之地的。例如，国际上有人受欧元的启发，提出了“亚元”的概念。“亚元”在理论上是否能够成立，以及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成立，都是需要在研究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史和金融史的基础上才能作出回答的。

第四个变化是：更加注重原创性。严中平先生曾提出经济史研究的“四新”标准，即新资料、新方法、新观点、新问题。四新兼备是一种很高的境界，有一个新两个新的，大概也可以入流了。特别是新资料和新方法这二者，至少得一，才谈得上原创性。有的人把写文章和写书等同于研究，其实这里边是有区别的。当然，做研究必然会导致写文章和写书的结果，但反过来，写文章和写书未必就是做研究。把别人早已发掘出来并已运用在先的资料东拼西凑，把别人早已有的论点梳理一下，“整合”一番，便像模像样地制造出新的文章和书来。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有时编辑会乐意采用这样的文稿和书稿。因为这样经过整合的文稿和书稿，套路十足，有时在形式上比较完整，容易受不知内情的人们的青睐。而真正原创性的东西，受第一手资料的制约，反而可能在形式上并不完整，容易被挑出毛病来。新资料和新方法，说说容易做做难。一篇博士论文，是不是发掘了新资料，在工作量和研究境界上是有天壤之别的。研究是一个发掘材料、分析材料、寻找规律的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新材料和新方法，才会让我们找到别人还没有总结过的新规律。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也唯有如此，学术的价值才得以体现。随着这门学科向小而精的方向发展，人们对其成果的原创性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第五个变化是：研究人员知识结构的更新势在必行。采用新方法的前提之一是掌握新知识、新理论、新工具，这就要求我们更新知识，不断进取。西方货币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一门学科如果10年、20年不创新，这门学科的学术生命就死了。而要具备创新的能力，就必须不断地学习新理论，掌握新工具，使学科的研究领域向纵深发展，而不是原地踏步，或者低水平重复。过去，我们不大容易将计量经济学工具运用到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去，那是因为历史统计数据的欠缺、统计口径的不一致和统计数字的不可靠。当然，还是有一些人孜孜以求地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进展。在当代经济史的重要性提升之后，计量工具的运用就会变得容易得多。这时候的“瓶颈”就可能不是数字，而是我们的知识结构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把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定为经济史博士研究生的必修课，我认为是很必要的。他们需要掌握“十八般武艺”，以备研究课题需要时能够用得上。学生可能累一些，但这是终身受用的事。而我们这些作导师的，更应该在学习方面为学生作出表率。活到老，学到老。只有自己学习，才能对学生的创新抱支持态度。“六十岁学吹打”，也许学得不怎么地道，但事情往往并不在于最终的结果，而在于精神和过程。这应该是学者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