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澍之：收入不均等对人力资本的影响

编者按：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但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与此同时，我国的教育发展、居民健康水平也存在地区和城乡之间的差距，劳动力迁移受到收入、制度等方面的制约，而这些因素与人力资本投资密切相关。

本文以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分别阐述收入分配不均如何对教育型人力资本、健康型人力资本和劳动力迁移产生影响，并提出应当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加大对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投入、健全劳动力市场等政策建议，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前瞻性的指导作用。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居民收入不均等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据估计，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基尼系数仅为0．3，到2008年已高达0．47。收入不均等不断扩大对我国人力资本形成进而对经济社会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已成为学术界广泛讨论的热点问题。

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

人力资本存量得以累积的源泉是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两种形式是教育投资和医疗卫生保健投资，此外还有技能培训投资和劳动力流动投资等。

人力资本投资最主要的形式之一是教育投资，即家庭（个人）、政府和社会对教育的投入。教育投资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教育可以促使人们自我激励和自我强化，同时还可以促进人全面发展，提高综合素质。在当代，教育投资已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最关键的投入要素。许多国家都纷纷把科技和教育作为基本建设优先投资领域，对国民经济中教育投资与物质生产投资的比例进行重大调整。

教育投资是一个长期的、连续的行为，其收益表现出很强的时滞性和间接性。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时一般难以感受到教育带来的收益，往往要在漫长的学习过程结束，并进入经济领域后才能将教育收益转化为现实收益。这种投入的长期性和收益的时滞性往往使一部分人（尤其是农村居民）忽视教育投资的重要性，不愿意进行教育投资，这也是各国强制实施义务教育制度的原因。

人力资本投资的另外一种重要形式是医疗保健投资，亦称健康投资。它是为了防病治病，恢复和保护人们最基本、最普遍的社会活动能力、劳动生产能力而耗费的卫生资源。医疗保健投资效率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以既定的投资即医疗服务价格，获得更多更好的医疗服务。目前我国的医疗卫生保健投资主要形式是身体机能健康投资，包括由医院、卫生院、诊所、康复中心等提供的临床服务的正规医疗卫生机构投资及由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饮食安全、传染病防御、环境保护、计划生育等非临床服务的社会公共卫生服务。

技能培训投资是指投资者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特定职业活动而进行的用于提高个人专业技能、熟练程度和创新能力的一种针对自身的投资行为。技能培训的收益具有外部性，一方面，通过技能培训，劳动者可以更好地完成任务并从事更有获利性的工作，增加个人经济收入；另一方面，通过技能培训，员工的责任心和归属感都能得到增强，从而使企业更具凝聚力，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综合实力，增加企业竞争力，最终提高企业经济收益。这也正是大多数企业对其员工进行培训的原因。

劳动力流动投资指的是人力资本所有者为了使自身人力资本效用最大化而在地域间迁徙形成的投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规模庞大的“民工潮”现象。劳动力在地域间流动不仅可以提高自身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增加劳动者个人收入，还能够优化地区间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使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都能得到最有利的人力资源支持。同时，劳动力流动投资还能缓解就业矛盾，增强地区间文化交流，促进各地区之间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收入不均等与教育型人力资本

教育经费包括与居民收入相关的教育税费、学杂费、捐集资助学等。虽然我国教育经费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年度上呈上升趋势，但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却在逐年下降。

通过比较2009年各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家庭纯收入可以发现，东部的人均收入明显高于中西部，并且人均收入越高的地区，对教育的投入也越多。此外，政府对城市的教育投资远远大于对农村的教育投资。2008年我国农村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和职业院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分别为2640．82元、3390．10元、2648．05元、3977．59元和4827．81元，而城市的分别为2787．57元、3644．98元、3334．46元、7608．01元和11659．42元。农村各个层次的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都比城市的要少，尤其是职业院校的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相差1倍多。从而可以得出结论：居民收入越高，支出的教育费用就越多，这在东部与中西部的对比上尤为明显。

收入不均等导致不同地区教育的取向不同。东部居民收入最高，居民对教育的期望往往是完成高等教育或职业技能学习，认为受教育不是目的而是发展自己和提高自己的手段。中部地区居民收入较东部低，对教育的期望是完成高中或初级职业技能学习，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或在城市家庭才会希望完成高等教育。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最为落后、义务教育水平最低、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较大，该地区的重点仍然是普及、巩固义务教育和成人扫盲工作。当然东、中、西部也有相同之处，即三个地区都有相对收入较高的家庭或个人，他们对教育的要求比较高，更倾向于选择名校深造；各个地区也有贫困家庭和个人，连基本的教育经费也难以支付。这两类家庭与个人在东、中、西部所占比例各有不同。

此外，收入不均等会导致教育资源的配置在教育层次、城乡、地区以及行业之间不均衡。

我国的义务教育阶段以政府投入为主，非义务教育阶段采取多元投入。财政投入在义务教育、高中和中等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都存在差异。我国学生数量呈“金字塔”型分布，但是生均投入却是“倒金字塔”型结构。从预算内生均教育经费看，2009年该费用从小学到普通高等教育逐级递增，分别为小学743．70元、初中831．59元、高中1161．98元、中等职业学校1164．43元、高等学校3802．49元，差距不合理扩大。高等教育确实需要相对较高的投入密集度，但如果差距过大，资源配置很不合理，容易导致教育资源配置的扭曲，最终影响整个教育水平的提高。这种过于重视高等教育却忽视义务教育的投入结构，直接影响我国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水平的提高。

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使不同地区和城乡之间的学校教育投入存在明显差距。我国城乡间、地区间对教育的投入差距明显，以湖南为例，长沙、株洲、湘潭等市属于相对发达的地区，而张家界、吉首则相对落后。经济发达地区的财力相对充足，能够通过提供较好的待遇来吸引人才、优化学校教学资源，保障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

行业收入差距会影响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我国行业间特别是垄断行业与传统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浙江省2009年金融业的平均收入为101015元，而批发与零售业的平均收入为24529元。行业收入差距使社会认知将学校设置的专业划分成热门、冷门和一般专业，学校根据社会需求状况向热门专业倾斜。此外，热门专业更能吸引社会投入，相应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设施等都能够不断地优化提高。而冷门专业主要依赖政府，由于教学设施和师资力量的更新速度跟不上，开展教学和研究的基础较弱，最终限制教育水平的提高。

收入不均等与健康型人力资本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收入不平等对个人健康状况的影响，90年代有关健康决定的收入差距假说逐步形成。这一假说认为，对个人健康状况产生影响的不仅包括个人收入水平或社会平均收入，而且包括社会的收入差距。

关于收入不均等影响健康状况的作用机理，不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不相同。主要观点有：基于社会心理的解释，该观点认为，收入不均会给下层人群造成心理压力。收入不均会对社会环境造成影响，而社会环境的改变会给个人带来心理变化 （包括失望、失控与缺少自尊等），个人的这些变化又会对健康造成影响。如个人社会地位的丧失会直接导致健康恶化。

基于物质资源的解释的观点则认为，收入不均往往与贫困相联系，且二者正相关，即：收入不均等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其贫困率也较高。这意味着人们获取的物质资源较少，而社会在物质、卫生等方面的投资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

另外，还有基于健康投资价值的解释。MichaelGrossman（1972）指出，健康既是一种消费品，又是一种投资品。作为投资品，健康投入的多少决定人力可获得的人力资本的多少。如果人们将收入中的一部分用于医疗保健支出，那么人们不仅可以保持自己的健康状态，还能通过增加用于工作的时间、提高工作效率来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也就是说，对健康的投资收益可以增加收入并改进福利。他还认为收入对健康也有影响：收入的增加能提高对健康的投资，从而促进健康水平。在健康水平处于较低位置时，人们会降低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这又会造成收入的减少，收入的减少又进一步制约健康水平，进而形成“健康水平低下→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收入减少→健康再度恶化”的恶性循环。

收入不均等与劳动力迁移

关于收入不均等影响劳动力迁移的作用机理，不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不相同，主要观点包括：

（1）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居民消费结构和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例如：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从1985年的53．3％下降到2009年36．3％，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从1985年的57．8％下降到2009年的43．1％，二者的差距已经由1985年的4．5个百分点拉大到2009年的6．8个百分点。这种源于收入差距扩大的巨大消费结构和水平差距致使收入差距对劳动力流动的推拉作用非常明显。

（2）由于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存在差距，所以收入水平较低的地区（如农村、西部地区）与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如城镇、东部地区）在服务于生产、消费的公共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比较明显。无论从生产还是消费的角度来看，高收入居民都较低收入居民享受了更多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益性服务的福利。比如城镇的道路、公共交通、通讯、水电设施及公共娱乐与休闲设施等，都为城镇居民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生产和消费环境以及比较完善的基础性消费设施；然而在农村地区，包括用于生产和消费的水利设施、电力设施、通讯设备、道路、公共交通及其他公共娱乐性设施建设明显滞后。这种部分源于收入差距拉大导致的高低收入人群之间在生产性和消费性公共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使得收入差距对劳动力流动的推、拉作用得以体现。

（3）高、低收入人群在享受的社会保障和教育水平方面差距突出。在高收入地区（如东部地区、城镇），国家已经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与此同时对教育的投入较大，教育事业发展比较快；而在低收入地区（如西部地区、农村），国家对社会保障和教育的投入仍显不足，二者的发展也不尽如人意。比如在农村，尽管近年来农村医疗保障改革不断推进，但是这一新生事物本身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与农村居民的实际要求也有较大距离；就教育方面而言，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教育事业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农村地区在教育环境、居民受教育程度等方面都与城镇相差较大。居民享受的社会保障可以算作广义的居民收入的组成部分，居民在享受的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他们的实际收入差距，加强了收入差距对劳动力流动的推、拉作用；居民在教育水平方面的差异必将在将来他们取得的收入水平中得以体现，所以，居民过去和现在的教育水平方面的差异必将导致收入差距对劳动力流动的推、拉作用在将来的延伸。

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我国人口迁移呈现出以下特点：迁移的主体以青壮年为主、以省内迁移为主、性别对迁移的影响不显著、务工经商是跨省迁移的主要原因。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净迁出人口最多的为安徽省715万人，净迁入人口最多的为广东省2104万人。我国迁入人口最多的地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发达地区，而迁出人口最主要的来源地不是西部地区而是中部地区。可能理由是：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影响，中部地区劳动力相对西部地区劳动力而言，接受了更多的正规教育，并积累了更高的人力资本，更能适应迁入地（如东南沿海等地区）对人力资本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