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兴元：亚洲经济增长的未来在于贸易自由化

亚洲地区约占世界人口的60%，属于全球人口最大的洲。其当前的GDP规模从名义美元价格来看仅次于欧洲，从购买力平价来看则占据全球各大洲之首。亚洲地区也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了最大的贡献。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到2050年，亚洲地区的GDP规模将占到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大概50%。

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大人口国家。两者也是全球经济的发动机。中国2016年的GDP增速虽然较过去低，但达到了6.7%。印度也较上年低，但也达到了6.6%。如果按照美元现价计算，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印度虽然在GDP规模上还远远落后于中国，但是这两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和潜在经济体量均不可估量。

（一）

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而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最大数量的工程师、技工和熟练工人，最大数量的年新增专利数量。

经济学之父亚当 ・斯密曾经在《国富论》里指出，分工的深度取决于市场范围。中国和印度均是“巨国”，有着巨大的内部市场，有着各自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和行业内贸易优势，可以根据其自身的条件发挥“巨国效应”。

根据联合国2015年的预测，印度的人口将在2022年超越中国。印度的人口偏向年轻，可以获得长期巨大的“人口红利”。而中国则已经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截止到2014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1亿,占总人口的比例15.5%。到2035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人。试想一下，如果中印两国联手共享人口红利，形成经济共同体，情况为怎样？如果整个亚洲形成经济共同体，情况又为怎样？

经济学家杨格在上述斯密的论断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市场的规模是由分工决定的。贸易背后就是分工。贸易和分工相辅相成，有助于扩大市场的规模。中国和印度有着扩大分工、贸易和市场规模的基础。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耶克的话，交换秩序是一种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它是可以不断扩展的。它不仅利用了劳动分工，而且利用了知识分工。更有甚者，它带来了和平。欧洲经济一体化，就是人类历史上一大杰作。欧盟诸国通过推行经济一体化来实现欧洲的永久和平。德国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却被纳入到一体化进程之中。通过发展贸易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的做法来实现和平，这一理论被称为新功能主义理论。值得包括中印在内的亚洲国家学习和采用。

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关系发展一方面非常可喜，一方面令人嗟叹。可喜的是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令人嗟叹的是，贸易额实在太少，而且2016年相对于上一年属于负增长。201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大约折合36639亿美元（按平均汇率1美元等于6.6423元计算）。而中印两国之间的进出口总额仅仅达到711.8亿美元，略低于去年贸易额。2016年中国GDP11.128万亿美元，印度约1.81万亿美元（以彭博2016年均汇率计算），两国之间的进出口总额只占两国GDP之和的0.55%。这一数字与两个巨国的形象和地位很不相称。

而过去一个正常的经济共同体，如原欧盟15国，其共同体内国家间进出口贸易可占这些国家的GDP之和的57%。而我国的省级贸易依存度，即单单各省之间的产品输出额总和与各省的GDP之和的比例大概在41.5%以上。这里我们可以大致看到贸易保护、经济共同体与国内市场三者所对应的相关贸易伙伴间贸易额占其GDP总额比例的巨大差距，自然也看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害处。

（二）

中国有着印度需要的很多技术、设备和产品，同时也可为印度提供广阔市场。反之亦然。中国在能源技术、生物技术、高铁、电动汽车、制造业、装备业、光伏产业，航天技术，核能等多方面均有竞争优势。印度有其引以为豪的IT，还有富有竞争力的化工、制药行业，印度食品也为中国人所欢迎。印度作为文明古国，也是中国旅游业者向往之地。可以说两国之间互补互助的合作空间也很大。

贸易蓬勃发展的背后是贸易双方存在巨大的相对优势。两国贸易之所以发生，不外乎是因为贸易双方存在各种相对优势。在各种贸易理论中，无论其指涉的是绝对优势，比较优势，要素禀赋优势，产业内贸易效应，都体现了两国可资利用的相对优势。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最初提出绝对贸易原理，其背后是贸易双方存在相对优势。根据绝对优势理论，当两个国家生产两种商品，要按各自的绝对优势进行专业生产分工并参与贸易，则两国都能从贸易中得到利益。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原理，其背后也是贸易双方存在相对优势。根据比较优势原理，两个国家分工专业化生产和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进口其处于比较劣势的商品，则两国都能从贸易中得到利益。

赫克歇尔和俄林后来提出与比较优势原理相关的要素禀赋论，其背后也是贸易双方存在相对优势。根据要素禀赋论，一国的比较优势产品是应出口的产品，是它需在生产上密集使用该国相对充裕而便宜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而进口的产品是它需在生产上密集使用该国相对稀缺而昂贵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这里可以拿中德外贸来举例说明。中国作为劳动丰富的国家，应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而进口资本密集型商品；相反，德国作为资本丰富的国家，应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这个理论似乎不能一下子用到中印贸易。但是这一理论本身也有其局限性。我们下面看看产业内贸易理论。

后来经济学家根据实证研究，提出了产业内贸易理论，其背后也是贸易双方在同一产业内仍然会各自有相对优势。按此，产业内贸易是相似产品双向流动的，既有出口，也有进口。而在产业间贸易中，同一产业产品基本上是单向流动，即要么进口，要么出口。因此产业内贸易又叫双向贸易。这一理论说明，即便是两个发展成都和经济实力相当的国家，也可以存在很多的产业间贸易。这一理论适用于中印关系。产业内贸易理论告诉我们，行业内贸易可以大量存在，其一大原因是跨国公司在其所属分支之间营造内部市场，另一个原因是很多贸易品其实都是差别产品，或者即便是同质产品，但在特定条件下，比如市场区位不同，市场时间不同。其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也告诉我们，从根本或者极端视角看，产品都是异质的。比如至少有一种属性上，任何产品都是异质的，这一属性就是，严格意义上讲各种产品或者所谓同种产品所处的地理位置均不同。此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主要研究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产业内贸易，其背后仍然是因为贸易双方存在相对优势。

（三）

无可讳言，目前中印贸易除了存在较大的互补性之外，也存在某种程度的替代性。最为明显的可能是中印两国在制造业、装备业、光伏产业、基础设施、高铁等方面。中国长期引入和消化西方技术和设备，在一些升级更新的技术和设备中增加了中国元素。这也解释了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部分技术和设备贸易上存在着较为激烈的竞争，尤其在南方国家。比如一些德国企业惊呼曾经弱不经风的中国企业正在“抢占”部分德国企业的传统市场和新市场。但是，即便在这些行业，无论是中印，还是中德之间的产业内贸易也可以不断增进，更不用提在其他互补性强的产业。

尽管中印之间的贸易总额仍然十分有限，而且2016年略有下降，但是中印贸易关系近年来总体上呈现了良性发展的势头，这是两国坚持利用相对优势、减少贸易障碍和推进自由贸易的结果。

有关贸易的价值，我国先哲孟子早在公元前300多年之前即有强调。《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中提及“通功易事”一词，揭示了市场交换的利益之所在：“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

孟子强调的是要通过交换剩余的粟和剩余的布来互通有无，用多余的物品（“羡”）换取和补充不足的物品，可达致交换者各自处境的改善。这种改善就是当今经济学家所称道的“帕累托改进”，也就是在没有人受损的情况下至少有一部分人的境地得到改进的状况。

记得奥巴马总统几年前到处兜售“平衡贸易”说，特朗普总统要求“公平贸易”，他们试图以此逼迫中国政府就范。当时“平衡贸易”指的是要求中国减少出口，增加进口。特朗普的“公平贸易”政策似乎更多的是要打开更大的中国市场和减少来自中国的进口两者并举来实现贸易平衡。不过，贸易只要是相互情愿，都从来是平衡的。首先，即便中国累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这些钱也必然是需要用于消费或者投资，而不能闲置缩水。其次，中国换回的每一美元外汇，其汇率都是经过具体贸易双方和两国同意的。再次，根据奥地利学派米塞斯的主观价值论，贸易双方之所以同意贸易，是因为各自感到贸易之后的状态均比贸易之前要好。因此，两厢情愿的贸易双方只有共赢，没有输家。由此看来，以贸易“不平衡”或者“不公正”指责贸易伙伴既无必要，也无道理。

中印贸易关系或者亚洲内部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也是如此，两厢情愿的贸易只有赢家，没有输家。越是减少贸易壁垒，双赢越大。越是增加贸易壁垒，双边损失越大。好几年前，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发表了对中欧关系措辞激烈的演讲,称中国贸易壁垒使欧洲每年损失200亿欧元。中国商务部回应称,中国出口遭受外国贸易壁垒的损失也非常大,称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导致我国出口行业直接损失758亿美元。其实，两大经济体之间均多多少少存在着贸易壁垒。这两边的说词均不无道理。怎么办？办法就是减少贸易壁垒，促进更自由的贸易，甚至自由贸易。

目前推进贸易自由化方面存在四个方面的做法：一是促进WTO框架内的更自由的贸易。二是通过经济贸易的区域一体化，三是促进双边贸易自由化，四是单边贸易自由化，比如单方面降低关税或者消除非关税贸易壁垒。根据上述逻辑，中印两国或者亚洲内部各国可以在这四个层面上同时推进贸易自由化。其实最简单、最有效的、最大化贸易利益的做法是单边贸易自由化，其原因就在于它最简单、最有效和最大地促进了贸易。贸易基于两厢情愿，对所有贸易伙伴均有利，当然也对主动推行单边贸易自由化的一方也有利。

中国的经验说明，贸易可以强国，拒绝贸易则是保护落后。中国成为贸易大国之路可以成为印度和其他一些较为落后的亚洲国家可资借鉴的经验。中印政府应该拒绝美国政府的“平衡贸易”和“公平贸易”心态，而是成为力推自由贸易的典范。通过减少贸易壁垒、推进自由贸易来使得中印和整个亚洲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总量和贸易关系发生螺旋式的上升。除了贸易政策本身之外，除了贸易政策本身之外，其它很多因素会对中印双边贸易形成障碍。一是地缘政治和军事纠纷。中印领导人应该会有足够的智慧克服这些障碍。中印边界纠纷很难解决，那就要尽量绕过。让学习欧洲解决战争问题的经验，即通过促进经济一体化来实现和平、避免战争。

这一点不仅适用于中印关系，也适用于中日关系、中韩关系、海峡两岸关系，及其背后的中美关系。二是中印之间或者整个亚洲内部贸易之间的贸易结算。这些国家当中，无论那边出现顺差或者逆差均不重要，计价货币可以采用这些国家自己的货币，国家之间可以通过货币互换协议来解决这些国家贸易当中的本国和伙伴国货币头寸不足的问题。三是贸易方式问题，现在中印贸易主要依赖于传统线下贸易。这个其实已经过时，最新的贸易业态已经是基于大数据的B2B电商平台模式，也就是所谓“新外贸”模式。这也是代表中国和全球贸易的未来走势。目前国内几家B2B电商平台模式中，只有阿里巴巴国际站正在引领这一趋势。中印两国若要扩大贸易，尤其是扩大印度对中国的出口，增进两国政府和这种新外贸电商平台公司的对话和合作似乎是一大捷径。

上述消除贸易障碍的方法同样适合于亚洲内部各国之间的贸易。总之，无论是中印两国关系的未来，还是亚洲的未来，均在于所有有关国家的政府携手合作，共同推进贸易自由化。单方面的贸易自由化，更是共同推进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表率之举，有益于所有贸易伙伴，而不是某种自我牺牲或者奉献。各国政府均应理解这一简单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