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论谷书堂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探索

[编者按]在中国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中国经济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是到了好好反思和总结的时候了。然而，该项工作从何着手，对中国经济学理论界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本刊以为，了解中国经济改革前、改革中经济学理论动态的变化及其与经济改革实践的结合，是时下中国经济学理论界的当务之急。鉴于此，本刊从本期开始开辟“名家学术思想”专栏，陆续刊发有关研究名家学术思想的文章。

第一个推出的是入选《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的名家谷书堂教授的学术思想。谷教授是我国著名理论经济学家，全国高校领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军人物之一。历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等职。长期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在商品经济、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等方面有诸多建树。

本文作者常修泽教授，1979年初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直接在谷教授指导下从事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研究。期间,参与了谷书堂教授主持的国家“六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依据研究”，出版专著《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特别1990 年在《经济研究》合作发表长篇论文《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论纲》，产生很大社会影响。常修泽教授后来在人的发展理论、广义产权理论和中国转型理论的研究成就与此理论基础有直接关系。在长期学术研究中，常修泽教授对谷书堂教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有比较深切的了解，也掌握不少第一手资料。现将这篇学术思想研究论文在本期刊发,作为本栏的开篇。

[摘要] 文章认为，谷书堂是中国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较早的学者之一，其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分为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90年代三个阶段。关于物质利益和劳动谋生手段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原因、商品经济是中性生产方式、商品经济与公有制双向调整论是谷书堂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基础。

谷书堂教授在长期学术研究中，一直潜心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尤其在商品经济理论、价值规律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等方面有诸多建树。其中对于商品经济理论的探索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笔者在北京听到不少学者说，商品价值理论是谷书堂教授的“招牌菜”之一。如果把他的理论体系比作“大厦”的话，可以说，商品价值理论是大厦的“基石”之一。正是由于他系统提出并论证的价值理论、商品经济理论以及物质利益理论,使其较早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

笔者于1974年9月进入由教育部主办的南开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进修班学习，有幸遇谷书堂老师主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典著作课”（这是他自1964年被迫离开讲坛达十年之后第一次复出(1964年,在当时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谷书堂先生遭遇了1959年“反右倾”后的又一次厄运，被宣布为“三不准”，即“不许上讲台，不许发表文章，不许做讲演和报告”，达十年之久 。)，但尚未落实政策）。学习期间，谷老师私下向笔者谈了经典著作中的“内在矛盾”之处，当时他的比喻是“一根两苗”。所谓“一根”，是指“劳动谋生手段论”。谷认为，从这“一条根”上，本应当长出两个“苗”：一个是按劳分配，一个是商品经济。但是，经典作家为什么只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按劳分配，而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呢？这是一个矛盾。谷老师的这番话，使笔者内心深处受到极大的触动，促使自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毕业后，笔者随即参加了谷老师在天津市主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班”（编写政治经济学）。在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谷老师结合编书，系统阐述了他对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看法，并提及了他在1956年与魏埙教授一起出版《价值规律及其在资本主义各个阶段上的作用》的情况，使笔者对其思路有更多的了解。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谷书堂从经济系调到经济研究所，主持全面工作。笔者也随即于1979年初正式调入经济研究所，直接在谷老师指导下作研究工作。笔者跟随老师从事的第一个研究课题，就是他主持的国家“六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依据研究”，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此后，长期跟随老师在这一领域探索（包括1989年“六四”后，协助老师完成长篇论文《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论纲》，等等）。所以，对谷老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有比较深切的了解，也掌握一些第一手资料。

现根据三十年来的亲身经历和掌握的史料，并上溯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谷老师的其他学术论著，将谷书堂教授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探索过程及其深层理论思考论述如下。

一、20世纪50年代谷书堂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探讨

20世纪50年代，当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在中国尚未得到应有承认时，谷书堂就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探讨。纵观50年代的探讨，有三件大事需要提出（以三篇论著为代表）。

第一件事：1956年出版《价值规律及其在资本主义各个阶段上的作用》一书

谷书堂教授曾说，他“对商品经济的关注最早可追溯到1954年，是由于在教学中碰到了垄断价格这个困扰的难题引起的。出于对马列主义的崇拜和信仰，对商品经济的研究最初是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始的。”

1955年，在南开大学学术讨论会上，谷书堂与魏埙先生一起发表了《价值法则在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各个阶段中的作用及其表现形式》一文，提出了“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的观点。这是谷书堂与魏埙的成名之作，魏埙先生时年36岁,谷书堂先生小于魏先生6岁，恰好“而立之年”。

转年，即1956年，以此文为基础，谷书堂与魏埙先生一起出版了题为《价值规律及其在资本主义各个阶段上的作用》的著作。（魏为第一作者，谷为第二作者，是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学科两位学术带头人合作的理论结晶。魏埙、谷书堂：《价值规律及其在资本主义各个阶段上的作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这本著作，从新中国经济史的角度分析，魏、谷的论作是具有创新意义的。但如果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则需要提及一段往事。据笔者掌握的史料，安徽师范大学学者孙膺武先生曾在1949年4月《文汇报》撰文，论述关于“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的观点。1983年2月在厦门举办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这也是笔者担任讲师后，第一次出席全国性学术讨论会）期间，主办单位举办了《资本论》研究成果展览，笔者曾亲眼看到过孙膺武先生的这篇论文，并且有幸与孙先生作过交流。但是，因1949年4月，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全国尚未建立统一政权，兵荒马乱，加之孙膺武先生的文章很短，未能充分展开论述，故未能引起学术界重视。孙膺武先生对此是认同的。

今天看，谷书堂与魏埙在《价值规律及其在资本主义各个阶段上的作用》中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依据的。但可贵的是，他并没拘泥于一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词句，而是能够抓住其要害和本质。他认为，商品生产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而是人们之间的一种经济联系形式；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交换；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对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这些观点为他以后关于商品经济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正是基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对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的认知，他们提出了“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的理论观点。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提出“共同决定论”是有突破意义的，它实际上指向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向苏联实行后引入中国的传统计划的挑战（或许谷书堂当时并未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否则不会在1963年曾出现过思想反复）。因为强调“共同决定”，必然意味着供求两种因素在价值决定中起同等作用，这就揭示了价值形成的“黑匣子”，其逻辑结果必然要求由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转化（多年后即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青年学者鲜明地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命题）。

可以说，1956年出版的《价值规律及其在资本主义各个阶段上的作用》一书，是谷书堂研究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奠基之作。

第二件事：1958年在《学术月刊》发表《答王章耀、萨公强两同志》

“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这一观点提出后，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实际上，对此书可能会引起的争议，魏、谷是有思想准备的。正如他们自己所言，“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我们提出的另一方面的理解……这个问题是值得争论的，因为它实质上反映了对价值规律这一范畴的理解。不久以前展开的关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作用的讨论中，就曾出现过对价值规律本身理解上的分歧。”（见魏埙、谷书堂：《答王章耀、萨公强两同志》，《学术月刊》1958年第2期。）

争论很快展开。吴树青等论者撰文赞成，王章耀、萨公强“两同志”等论者表示质疑。应该说，当时讨论的气氛还是比较活跃的。针对王章耀、萨公强“两同志”等的质疑，谷书堂与魏埙联合发表了《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答王章耀、萨公强两同志》（载《学术月刊》1958年第2期）。文中,谷、魏首先指出，“这一提法并不是我们新的创造，而是马克思早已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的，只是通常不为人们所注意罢了。或者虽然有人可能已注意到，但由于体会不同，从而也可能产生意见的分歧”。

为了阐述清楚起见，他们大量摘引了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有关论述部分，然后得出基本结论：“某种商品生产的劳动总耗费是否符合社会再生产所要求的社会劳动在各个部门的比例分割也应视为价值规律的要求或‘社会必要劳动’的含义，是商品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必然结果。”(《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答王章耀、萨公强两同志》，载《学术月刊》1958年第2期)。

在这里，作者坚持了“价值规律的要求或社会必要劳动的含义”、特别是“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共同决定价值”的“共同决定论”的观点，并强调这是“商品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必然结果”，这些观点是有创新性的。当然，作者这里讲的 “商品生产”、“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等，还是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所指的“商品生产”、“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其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所区别。

第三件事：1959年在《经济研究》发表《谈谈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经济研究》是国内经济学界的权威刊物。谷书堂于1959年在《经济研究》第3期发表的《谈谈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有代表性的。这是一篇专门讨论“商品生产”的论文。可以看出50年代谷书堂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探讨的曲折性和矛盾性。

实事求是的说，在50年代，特别是在1959年(“大跃进”第二年)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谷书堂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思想的研究是受到时代局限的。这在此文中就有所反映。

此文结论是：“从以上的分析出发，可以看出在我国目前只有在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为了进行交换的那一部分生产才是真正的商品生产，从而在两种所有制之间进行交换的产品不论生活资料还是生产资料都是商品。至于在国营企业内部或公社内部进行调拨的生产资料和一部分消费品，则不能视为商品。因为这些产品的生产即（既）不是为了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