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利：我记忆中的北大老师们

世异时移，北大早已不复旧识的北大。我试图在回忆中拼接、复原“过去好时光”，因为我知道，失去了的一切，只属于那个激情年代，和当年那些怀有理想和热情的人们，而那个年代，已经永远成为过去，成为一个依稀的旧梦、一段遥不可及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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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足开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在北京站停了下来。下了车，不晓得如何出的站，又像清楚、又像迷糊地上了一辆接新生的大巴。街上华灯初起，车子在浓稠的夜色中穿城而过。走着走着，房屋少起来，两排高大的白杨树突然映入眼帘。再走，街上差不多没有什么行人，净是婆娑的树影了。“北大到了!”不知是谁猛不丁地喊了一声。车子在离南门稍远处停住不动，大家都往下搬行李。我掐了一下自己，似乎还没有从梦里醒来。

初进燕园的感觉是懵懂的。我深深吸一口气，觉得周遭的一切竟有几分迷离惝恍，仿佛也在做梦。路灯忽明忽暗地亮着，发出不真实的灰蒙蒙的光芒。一位八五级学兄在前面引路，我糊里胡涂地跟着。穿过几幢古旧的灰楼，一拐弯，便看见三十二楼。楼前有一块草地，疏疏落落种了几株柿子树。门洞里黑的，至于怎么上的四楼，和怎么进的宿舍，似乎一点也不记得。只记得放下行李的时候，一位同学用山东话问我，你睡俺的上铺，中不?我连忙用湖南话答道：好咧，好咧!其实，宿舍里一共六张床位，已只剩一张空床了。

酣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去了三角地的“北新商店”。除了牙刷牙膏该买，还特意多买了一条毛巾，顺便在附近的裁缝铺缝了一个饭兜。我决定和那些高年级同学一样，无论是上课，自习，听讲座，甚至看电影，走到哪里都拎个饭兜，稀里哗啦叮叮当当，仿佛奏乐似的。

四年的北大生活，就在这清脆的叮当声中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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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楼前面那两排银杏树，冷不防换上了秋妆。结束一个月的军训，再回到北大来，风中已然有些深秋的寒意。走在阳光斑斓的林荫道上，踩着满地沙沙的黄叶去教室，有一点点新鲜，有一点点兴奋，有一点点期待。

大学一年级的课程以公共必修课居多，除了公共英语外，尚有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军事理论等。英语老师何卫圆脸肥身，黑边圆框眼镜架在饱满的鼻梁上，衣履整洁，不苟言笑，俨然一位英伦绅士。教“中国通史”的岳庆平看上去瘦骨嶙嶙，有一张清癯的脸庞，高高的颧骨和深深下陷的眼窝，一介文弱书生模样。教“中国革命史”的陈坡总是精神亢奋，兴致高昂，浑身像装有弹簧，有使不完的能量，在课堂上永远语挟风雷慷慨陈辞永远口若悬河滔滔而下。教“马哲”的林娅五十多岁，又矮又胖又黑，脖子短而粗。“军事理论”老师由国防大学一位英俊的教官充任，上课时一身戎装，十分威武。

在我的印象中，我们中文系有一大部分公共必修课都是与历史、考古及哲学系合上，在大阶梯教室上课。大课的好处在于：一方面方便逃课，另一方面则避免让老师感到尴尬。以我所知，公共必修课虽名曰“必修课”，却多数不被学生重视，逃课几乎是家常便饭。留在教室的同学，则必定利用这段时间做点什么，文学专业的学生埋头读小说，汉语专业的学生钻研索绪尔，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温习十三经注疏。当然，亦不乏趴在桌子上睡觉、为下一堂课养精蓄锐的。好在当时北大“自由宽松”的气氛犹浓，老师大都宅心仁厚，一向遵循“来者不拒，去者不留”的原则和精神，平日压根不点名，一般只在开始一两堂课时例行公事，为的是认识学生，考勤倒在其次了。

北大学生逃课是有传统的。周作人当年北大开课，最后只剩三个学生。有一次这三个学生也逃课，周先生只好颓然而返。常听人说，逃课是另一种形式的选课。这诚然是不错的。但是，并不能藉此推断逃课是成为一个好学生的必要前提。据我所知，高年级同学很少有逃课记录，因为根据个人志趣选修课程，对所授课业有浓厚的兴趣，必引以为乐，岂有逃课之理。

董桥先生说，人生一辈子有缘遇到两三位值得敬爱的老师，当也无憾了。何其荣幸，我在北大遇见了许多学识和人品都很好的老师，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如今二十多年已经过去，回想当年，有那么多我所仰慕的前辈学者为我们授课，确是福份。

我在中文系学的是文学专业，语言学的课程并不多，只有“古代汉语”和“语法修辞”两门。教“古代汉语”的张联荣先生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一身整整齐齐的中山装，十足老派知识分子的装束。无论多热，风纪扣都扣得严丝合缝，从黑框眼镜后面透出的目光永远是严肃的。他讲课很细致，也很有耐心。一个普通汉字，经他逐本溯源，竟生出几多趣味。他提出自己的见解，也征引王力先生、杨伯峻先生等前辈学者的论点。听他讲课永远是紧张的，不容任何一点点一丝丝分神。相较之下，教“语法修辞”的苏培成先生则要随意、洒脱得多。他风趣，也很健谈。他的普通话咬字清晰，跟电影对白一样字正腔圆，南方学生听了颇感亲切。他无所不知，对语言学之外的诸多领域均有涉猎。上课时经常稍不留神就离题甚远了，所谈论的话题除中文系掌故逸事外，亦兼及时事热点、世相百态、娱乐八卦等等，不胜枚举。无论有趣之事可憎之事，都讲得头头是道，绘声绘色。记得有一回，他在讲台上一番高谈阔论之后，突然意识到课程的内容一点都没讲，于是赶紧打开讲义准备言归正传，而这时下课铃声响了。

除了“古代汉语”和“语法修辞”，大一上学期还有一门专业必修课“民间文学”。中文系有许多很有趣的老师，教“民间文学”的段宝林先生是其中一位。他脸庞黧黑，中等身材，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卡其布中山装，戴一副眼镜，左边口袋里永远插一支钢笔，胳膊底下夹一个破旧的人造革公文包。他的普通话带很浓的江苏口音，讲课时双手喜欢比划，严肃的神情里多了几分天真俏皮的可爱之处。他讲课不急不慌，轻声细语。讲得最有趣的自然是女娲补天后羿射日，还有梁祝白蛇传孟姜女牛郎织女，还有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趣味性”固然是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加之他又掉了一颗门牙，说话难免漏风，因此经常惹得全堂哄笑。见同学们笑，他一头雾水，不明就里，便停下来跟大家一起笑。等笑完了，再继续上课。这样的情形，实在太欢乐了，用一句歇后语形容，叫“电线杆上挂邮箱--高兴(信)”，或者叫“肚脐眼插钥匙--开心”，让人禁不住想起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不过，同学们印象最深的还是他那辆破旧不堪的自行车，看上去似乎颇有些年头了，锈迹斑斑自不必说，还缺胳膊少腿。到了三教，随手往墙边一扔，也不上锁。说来奇怪，他骑着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居然没有被偷!

“文学作品赏析”是大一下学期的必修课，由几位老师分别讲授。说来惭愧，具体有哪几位老师，什么作品，究竟讲了些什么，我已记不确切了，惟独对袁行霈先生的课至今仍记忆犹新。当年的袁先生白发皤然，风神潇散，颇有几分魏晋风度。那是一份从骨子里透出的儒雅。讲台上一站，便把同学们给镇住了。“文学作品赏析”课只上一个学期，算起来，他统共给我们上课，也就八次，赏析了四首作品：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姜夔的《暗香》、《疏影》、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每讲解一首诗，必先以极富磁性的嗓音吟哦一遍，声情并茂，抑扬顿挫，令人心神为之一爽，有如沐春风之感。听他的课，确然是一件赏心乐事。他有一手好板书，一律竖行右起，气势格外飘逸，所谓“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是也。一堂课下来，黑板上便是一篇优秀的书法作品。对同学们而言，在听觉之外自然又多了一份视觉享受。最后一节课，他讲完《过洞庭》之后兴致大好，用张孝祥和杜甫的诗句集成一联：“表里俱澄澈，心迹喜双清”。吟毕，顺手拿起粉笔疾书于黑板上。私心以为，此联足见先生通脱、澄明之胸襟，想必也包涵了他对同学的某种期许。二十几年了，我至今仍记得他在黑板上笔走龙蛇的背影。

孙玉石先生当时是系主任，专治现代文学，以“《野草》研究”闻名学界。我依稀记得他也给我们上过“文学作品赏析”课，讲授现代散文、诗歌。他个子不高，双目有神，不苟言笑，乍看严肃得要命。时间长了，才发觉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厉。他上课细密，严谨，不着一句废话，因而最为货真价实。大四上学期，因对“九叶诗派”有些兴趣，我又选修了他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文学作品赏析”讲到中途，他突然接到通知去日本公干，便请他的导师王瑶先生代上了两节课。

很久以前听高年级同学谈起过王瑶先生，曾师从朱自清、闻一多，十足的传奇人物。我入北大时，老先生年事已高，很少给本科生上课，所以对他的印象仅止于那本《中国新文学史稿》。许是亲炙大师的兴奋，那天同学们都早早端坐在教室里。我恰好坐在靠窗的座位，忽见一老者骑着自行车飞奔而来，在一教门前稳稳当当地停住。几分钟后，同学们便看见王瑶先生叼着烟斗，气定神闲地步入教室。他朝台下略略扫一眼，表情清淡，几乎没有任何开场白，便立即切入正题。那天讲的是《野草》中的“过客”的形象，没带讲稿，也极少板书，天马行空，说到哪儿算哪儿。当时老先生身体尚十分硬朗，谈笑风生的，站着上完了两节课，想不到两年之后就突然听到他辞世的消息，令人唏嘘不已。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必修课，从大二开始，一共上了四学期，授课老师也有四位，真算得一门不折不扣的“重头课”了。四位授课老师根据各人的学术专长，每人讲授一学期。吕乃岩先生讲先秦两汉，葛晓音老师讲魏晋南北朝，周先慎先生讲唐宋，沈天佑先生讲元明清。据我观察，大凡治文学史者，浸淫原典史料愈久，愈易涵养某种特殊的精神气质。许是受研究对象影响所致，四人不但性情各异，趣味亦不同。吕乃岩朴质像古诗十九首，葛晓音人淡如菊像陶诗，周先慎雅致像宋词，沈天佑不拘小节像明清话本。联想到之前听过袁行霈先生的课，之后，在临近毕业时曾以同乡后进的身份前往陈贻先生位于朗润园的府中请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先生，饱满的面孔，淳朴而温厚。二位先生都以治中国古典诗歌而闻名，治学的重心当然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