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华：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30年前(1978年2月28日)我们怀着憧憬与梦想，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了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度过了我们人生历程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26年前(1982年1月12日)，我们带着收获与成熟，离开了母校，奔向祖国各地，展开理想的翅膀，开始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篇章。

今天，如同“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入学三十周年庆典通知”中所说：“我们中间有共和国的栋梁，有学界泰斗，有睿智的立法者，也有严明的执法者，有声誉显赫的企业领导人，还有经验老道、判断精准的优秀律师！真可谓是群星闪烁，光照神州。”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不竭的动力源泉！

中国最大的班？

我们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是一个富有感情的班级，也是一个充满友谊的集体。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大学中最大的班级：我们班共有83位同学，而现在大学中的班级，一般都在30人到50人之间，也有一些大的班级，有60人的。但拥有83名同学的班级，可能就是空前绝后的了。担任过我们班级的班主任和辅导员，以及给我们讲过课的老师也有30余位。他们中有叶元生、孙国华、沙建孙、朱启超、杨敦先、刘家兴、王国枢、罗祥文、王勇飞、杨紫煊、王德意、沈宗灵、龚祥瑞、张国华、李志敏，等等。

我们83位同学中，有4年学习中长期担任班支部书记的林以翠(因为这个名字太像女士的名字了，陪同领导一起出差实在是不方便，故后来在领导的要求下，改名“林栋梁”，取“国家之栋梁”之意)、班长刘和海(当时来读书时，已经有了三个儿子。班里还有一位有三个儿子的同学是冯殿美)、学习委员傅长禄、生活委员赵国玲，有聪明绝伦、风流倜傥的谢思敏、谢维宪、刘凤鸣、陶景洲、杜春、赵汝琨、李洪海、徐杰等，有江南才子陈兴良，有“江苏二顾”顾功耘、顾雪挺，有侃大山超人、给大家带来无穷欢乐的丛培国，有苦行僧姜明安，有边走路边背英语的李克强，有运动健将兰晓梅、刘德权，有公安局长袁塞路，有学习4年打了4年武术的张恒山，有关心同学细致周到的李华云、牛嘉，有每周必定给其女友一封情书的丘征元，有喜结连理相亲相爱终生不渝的王志勇、李俊玲夫妇，有班级的小妹妹、当时才17岁的宋健，有外慧、内秀、形象美的严冶、翟建萍、苏岩，还有当时男生在私下里都公认的长得最美的“漂亮姐”王燕，等等。

下面十六则小故事，只是我对当时的老师和同学的一点零星回忆，也许能够让大家对我们当时大学4年生活有一点更为真实地了解。当然，由于时间久远，回忆错了的地方，请各位相涉的老师和同学原谅。

从北大荒来的辅导员叶元生老师

叶元生老师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位北大法律系老师。1978年2月28日，经过28个小时的火车折腾，我于凌晨3点多到达了北京火车站，出了车站，看到了对着出口处的北京大学接待新生的摊位，上面一条横幅，写着“欢迎新同学”字样，下面有几张桌子，几位老师和同学正忙碌着。我登记好自己的名字，就被安排进入停在边上的大客车，往北京大学赶。到了学校，迎接我的就是叶元生老师。

接下来的情况，凡经历过新生报到的人都很熟悉了。同学之间的介绍，和教师的见面，入学教育等，然后就开始了紧张地学习。而在这过程中，叶元生老师就忙里忙外，为我们每一个同学、尤其是外地来的同学做着琐碎的、但对刚到北京生活的同学来说又是非常重要的服务工作。叶老师当时扎着两根小辫子，穿着一身旧军装，有时腰里还束着一条皮带，风风火火，动作麻利，效率很高。一看就知道她是从北大荒出来的知青。

叶老师其实年龄也和我们差不多，但看起来比我们成熟得多，对于我们这些学生，就像姐姐对待弟弟、妹妹一样地亲热和周到。时隔30年，给我印象还非常深的一件事，就是在我生病之后她对我的照顾。由于不适应北方的饮食，我进校一个月，就得了急性肠胃炎。这种病，看病吃药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注意饮食、休息调养。但在当时的北大学生食堂，没有这种条件。因为我们的早饭是棒子面粥(玉米粥)，中午很少米饭，大部分是馒头，经常则是由玉米做的窝窝头。这对我这个从小吃惯了米饭和大米粥的南方人来说，的确是很痛苦的事，对病情的好转也是很不利的。

看到这种情况，叶老师一方面安慰我，说她以前在北大荒时也得过胃病，这种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完全可以战胜它，以给我鼓励和勇气。另一方面，又说他先生是上海人，所以她也知道上海人不习惯吃棒子面粥和窝窝头，所以她就以辅导员的身份，积极去和校医院和食堂沟通，经常给我开病号饭，有了病号饭的条子，就可以在食堂里吃一些软的、容易消化的面条和大米粥。正是在叶老师的鼓励和照顾下，我的病情得以控制，身体状况有了一点起色。

这些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30年，有些情节可能叶老师本人也已经忘记了，但我无法忘却，永远铭记在心里。

书法家李志敏老师

李志敏老师，是我在北大求学期间受到最大影响、得到最多恩惠的一位老师。除了精通英、法、德、俄四国语言，撰写了《中国古代民法》这本经典的民法史作品，以及民法研究成果和婚姻法课程受到同学们热烈欢迎之外，他的书法、他的气质也深深地感动了我。

其实，李志敏老师的生活是非常不幸的。1954年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分配到了刚恢复成立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工作。刚开始想在民法专业上有所努力，他在《工人日报》工作的妻子孟昭蓉因心直口快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李老师受到了牵连，他虽仍在北大工作，但孟老师却被发配回河北唐山。更不幸的是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两个儿子全部遇难，只留下了一个女儿。所以，当我们入学时，李老师因为和妻子两地分居，学校分配不到房子，就只好住在集体宿舍里，和我们同在一幢楼里面。

在同学们的印象中，李老师是一个学问丰富、专业扎实、为人谦和、儒雅清高的学者，尤其是他的书法艺术，在当时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对我来说，除了这些之外，还几件小事使我对他的人格和品德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第一件事是我和两位师兄在李老师的指导下，于1978年底完成了《试析买卖婚姻》一文，适逢1979年北大举办五四科研节，我们就在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了这篇论文。结果有一些与会老师不同意我们的观点，对文章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我当时很紧张，会后我就问李老师该怎么办？李老师很从容地对我说，不用紧张，我们这篇论文资料翔实、逻辑严密、观点不极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的同志已经和他说了，这篇论文质量不错，可以在高水平的杂志上发表。

研讨会之后，我们将这篇文章投给了《法学研究》编辑部，过后不久，就接到了编辑部的通知，说文章写得很好，将在1980年第2期上刊出。这件小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认识到在学术研究上，不要怕争论，不要怕被人批评，要有一种自信心，要有自己的立场，不要轻易放弃自己花费了大量劳动而获得的观点和结论。

第二件事是过后不久，我自己在看书中有了一些感悟，完成了一篇小论文，让李老师帮我看一下，把把关。李老师看得很仔细，看完后就把我叫了去。看到他拿出改得面目全非的文章，我心里就有点发悚。果然，平时非常随和的他，这次非常严肃。他对我说，你已经写了不少文章，我也帮你改过许多次，但你有些错误老是改不过来。比如，的、得、地，这三字你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用得不正确；又如，“所谓”的意思就是“所说的”，后面不能再加“的”了，不能说成“所谓的”；还如，每一个小标题之间要有过渡，要有承上启下的关联词，每一个自然段之间应该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这样，写出的文章才有说服力。

当时，虽然面前没有镜子，但我自己感觉到脸上有点发烧，一定是胀得绯红。心想从小到大，还没有受到过这么严厉的批评。在回去的路上，我有点沮丧。但过后，我越想越感到李老师说的有道理，这次挨批有收获，对李老师也愈加敬重。当时李老师的批评，直到现在还让我受益良多。

第三件事是一年以后，李老师编写了一本《马克思主义论婚姻家庭法》的著作，当时出版比较困难，他就让我在暑假回上海时，去上海一家著名的出版社问问，可否在该社出版。回到上海，我就去找了该社的一位编辑室主任。听说是北大来的学生，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当我说明来意，将李老师书稿的大纲和部分样章给他看时，他就问我这是否是国家或省部级课题，或是否有经费资助，李老师是否是教授等。我说这是李老师个人多年研究的成果，并不是国家和省部级课题，也没有经费的支持，李老师还没有评上教授。听到这些，他的态度明显变得有些冷淡。离开时，我就问了，你们的态度如何？书稿能否出版？他告诉我，他们还要商量商量。回家后我就马上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李老师，他说那就等一等吧。一直到暑假结束，我们仍然没有得到出版社方面的回复。

临回北京前一天，我又去了出版社，但没有能够见到这位主任，他手下的一位编辑出来接待，我对他说，如果你们确实对此选题不感兴趣，那就把大纲和样章还给我，我再交还给老师。他很客气地说，他们主任关照了，这个选题他们在考虑，并没有说不能出。这给了我一点安慰。回到北京后，我把情况详细告诉了李老师，他听后也很无奈，说，那我们就再等等吧。一个学期过去了，仍然没有什么消息。

过寒假回上海时，我又去了该出版社，这次仍然没有能够见到这位主任，但编辑告诉我一个好的信息，说主任在北京开会，李老师可以到主任住的宾馆去见他详细面谈。我马上将此消息告诉了李老师。那天晚上，李老师就按照约定的时间去了该主任住的宾馆，但宾馆的人说他出去了，李老师一直等到9点多，足足一个多小时，仍然没有见到这位主任的影子。第二天我和李老师通电话时，他没有多说什么，就告诉我不要再去出版社了，书稿就先放着吧。

这件事情对我刺激很大，当时我的一种很强烈的感受是，在中国，一名普通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是多么没有地位，在事业上要有所成就将有多么艰难。我想，今后如果想从事这一职业，那么就准备好坐冷板凳，被人折磨，以及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心态。也是从那时起，我对出版社的某些头头少了一些信任，多了几分警惕。

李老师对我的学业的帮助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但我却没有能够很好地回报他。1982年我考回到上海，在华东政法学院读外国法制史研究生期间，老师来过几次上海，有的是讲学，有的是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同行交流书法艺术。但我当时限于财力，都未能好好地款待老师。

1984年我作研究生毕业论文调研，到了北京，也去拜访过老师。老师还是如同我在北大读书时一样，对我进行辅导，帮助我收集资料，并亲自将其中的一些法语的资料翻译成中文，供我写论文时参考使用。回想起老师的这一切无私的行为，我都会感动的不能自制。

最令我痛心的是老师从发病到去世时间不长，而这一段时间，我正好在日本进修，等我1994年底回国时，老师已经仙逝西去，我未能见上老师最后一面，留下了终身的遗憾。我的这些情感，至今连在师母孟昭蓉老师面前都不敢说，因为怕她伤心。

今年刚好为了纪念我们北大法律系77级入学三十周年，同学们都说可以将这三十年来的一些最深的感受写出来，所以我就撰写了上述文字，以慰老师在天之灵。

善良腼腆的由嵘老师

由嵘老师，来自云南，1932年出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是外国法制史学界的元老，长期担任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的副会长。他为人善良、腼腆、坦诚、宽容，与世无争。我认识由老师是在听了他的《外国法制史》课程之后的事情。

我记得在第一节课上，由老师就带了一卷世界地图，在给我们讲解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时，由老师就以地图为中心，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发展，讲述法典的制定原因、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形象、生动，我们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我对外国法制史的兴趣，就是从听由老师的这门课开始的。考试的题目，是《罗马债法以及对中国的启示》，我写了有一万多字，这大概在同学中是算篇幅最长的了，虽然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自己主要是东拼西凑一些资料，并没有什么新的观点，但由老师给了我一个“优”，使我深受鼓舞，对外国法制史也更加喜欢了。

之后，我和由老师接触就很多了，也多次去他家请教问题。由老师的爱人李老师，在北大法律系图书馆工作，也是一个极其善良腼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