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路浚：巨国效应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左与右：五十步与百步之间（四十）

2011年7月，“人民论坛”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了《第一言论――关于中国焦点问题的战略思考》一书。党国英先生在书中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党国英在文中写道：中国改革的使命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总结已完成过渡的国家历史经验，改革的难题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处理好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央地与方关系以及劳动与资本关系。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可以简单理解为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近现代化的过程。在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清王朝（1840――1911）、中华民国（1912――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三个时期的国家与中央政府，都在围绕着复兴国家与实现工业化这一时代的宏观走向，企图在农业文明 对接工业文明的过程中，锻造一个伟大的国家以承载社会的历史大变迁，也企图驾驭社会锻造一个对接传与近现代的有机有效的社会载体。直到今天，中国近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因此，党国英的“三大难题”的说法是有现实意义的。在前面的系列文章中，已多多少少涉及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直到今天基本上没点到中央与地方关系，在这里补上这一论题。

在这篇文章的题目中有“巨国效应”四个字，国际上通常把拥有2000万人口以上的国家列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像山东、广东、四川和河南这样的人口大省，可以轻易地进入世界人口前十的国家当中，从这一点衡量，拥有13亿多人口的中国，简直就是一个超级巨国。“巨国效应”指的就是中国既具有许多别国不具备的长处和力量，也面临着许多特殊的问题和困难。谈中央与地方关系不能不考虑这个“巨国效应”问题。

一

在近现代化的过程的“三大难题”中，国家与社会关系、劳动与资本关系是在近现代化的过程中凸现的两大关系，而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一个穿越历史时空的关系。对于劳动与资本关系是在近现代化的过程中凸现的关系较易理解，因为，古典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已离不开谈论劳动与资本关系，从而开创了近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对于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一个穿越历史时空的关系，只要看一下1990年代中期辛向阳先生的《大国诸侯――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之结》一书 （55万字多，到1996年已二版三次印刷，《国是论衡》百卷之一）就明白了。难理解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怎么会是在近现代化的过程中凸现的关系。在这里作点解释。

在文（二十八）中写道，国家与社会是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原始时代的社会，是没有国家的社会。在人类思想史的早期，人们往往把国家与社会等同起来。直到中世纪末期，城邦是西方世界的主要政治组织形式，公元15世纪前后，相邻的城邦联合在一起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在西方，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 城邦”） 是“同等的人们” 为了“达到最优良的生活” 而结成的联盟，是一种以实现“最高的善” 为目的“最高而包含最广” 的社团。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也把国家看成是“自由的人民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建立的完善的联盟”。 直到启蒙时代，不少思想家，也不对国家与社会明确加以区分。他们通常把国家的起源和社会的起源看作是一回事。在西方，对国家与社会作有意识区分是近代以来的事。随着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国家制度” 与“社会制度” 之间的区别愈来愈明显。在不少国家，当国家制度还是专制主义的时候，社会制度已在慢慢改变，产生了与私人企业制度相联系的种种自由。这时，人们就愈来愈明确地意识到当“国家”还是旧的时候，“社会” 却大踏步地前进了！在西方，通过近代以来工业革命的洗脑，形成了国家与社会各自清晰的边界与程序。

在文（二十八）中还写道，孔子毕生精力为“吾其为东周乎！”――把西周的制度传播到东周来！东方中国五百年的春秋战国，在天命神论堆积深厚的土壤上发现了一个争霸天下的国家，并且用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取代根据血缘确立父权的宗法制度造成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的基本体制；正是这个国家的发现，造就东方中国二千余年的新传统（此前二千余年即从夏朝到春秋战国为旧传统，中央与地方关系由简单到复杂，由松散变得紧密，再由紧密趋向松散），而在这个新传统中，国家与社会是混沌的“一”。在中国，早先国家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分封分权制，但自公元前3世纪起走上专制一尊中央集权制二千余年。在中国，朕即国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形而上的价值观会体系与形而下的运行层次，都将国家与社会界定为万万人之上之朕――之“我的”。 在中国，自公元前3世纪起走上专制一尊中央集权制二千余年的历史中，虽然有过三国五代十国等的动乱混战分裂而造成的国家、社会、人生的冲突与危机，但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 的糊的边界一直没有被撕开。从运行程序看，自秦以后，专制一尊中央集权制为常规。他若封建余波，郡县封建并行，封建势力复辟等，皆为变相。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势力，中唐藩镇的跋扈，元、清两朝实行的种族压迫等，都未能动摇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专制一尊中央集权制运行体制。

这个简单的中西比较可以引出东方中国与西方的分叉发展点。在西方，通过近代以来工业革命的洗脑，形成了国家与社会各自清晰的边界与程序，也正是在这一过程走向“公民社会”与“宪政民主”――这过程有阵痛，也有坎坷。我们却是“最近”才发现除了劳动与资本关系以外，还有国家与社会关系。而将国家与社会关系界定为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三大难题”之一，就隐含着一个深刻的问题――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为民当家作主” 的传统国家――在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 以及国家所有始终统治民间所有的公有制基础上的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就是近现代以至于当代中国的历史大惯性。而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就必须找到同历史大惯性相匹配的发展能力或综合力量，否则现代社会也会发生癌变；在寻求国家与社会协调性努力时，要充分考虑到，现代中国“社会”过去时态：社会是以 以家庭理念、血缘关系为基础结合起来的，不仅不同于现代契约社会关系，甚至比欧洲中世纪封建城邦制的契约性都差，且国家与社会混沌的“一”。如果我们对此没有足够的意识，那么，在传统和现实的负面因素作用下，或许会建构起一个“国家”与“社会”过分“协调”的类似“拉美式”的“现代”体制？！

说到这里，目的是想说，谈中央与地方关系，除了考虑“巨国效应”问题以外，还必须对“国家”与“社会”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否则，有可能象当下流行的，避开意识形态歧见较大的“政治权力所有制”而直接从意识形态障碍较小的行政改革入手，或提出兴省论、或提出缩省论、或提出虚省论。在前面几篇文章中，已经指出，当代中国除了历史大惯性使然外，还接受了近现代留给当代的最大的政治遗产――“政治权力绝对私有制”。显然，凡是避开意识形态歧见较大的“政治权力所有制”而直接契入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宪政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创新或市场化进程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构等等，并由此得出的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肯定行将不远。

二

这里，先回头来对“巨国效应”作点补充。

先从较易理解的经济视角来看，早在1970年代未1980年代初期，人们就明白，国家规模与一定收入水平的国内需求结构的关系不大，但国内市场广大可以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上实现规模经济，发展多样化的工业化。从制造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来看，1979年中国达35%，比低收入国家制造业比率（13%）高1.7倍，也远比中等收入国家的比率（25%）和工业市场经济国家的比率（27%）高。1977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包括建造业和基础设施）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4%。同期接近这样高比率的国家有西班牙（38.7%）、南斯拉夫（44.6%）、南朝鲜（33%）、墨西哥（35%）和阿根廷（43.2%）。当时这些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般都在1000美元以上（只有南朝鲜820美元，但西班牙已达3190美元，南斯拉夫和阿根廷都已接近2000美元），而中国只有200美元（1970年美元）。也就是说，中国比较早地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水平上实现了较高程度的工业化。在19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他曾来华讲学，其观战影响着原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小组那班年轻人）等人提出的“发展形式”理论，将研究领域延伸到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认为投资和储蓄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对于发展，重要的是经济转变，因而强调对结构变动的各种制约因素的分析，如收入水平、资源禀赋、人口规模、政府的政策和发展目标、国际资本、国际先进技术、国际贸易环境等，从而揭示了经济发展的“标准型式”和各自的不同特点。联合国曾经出过《世界各国工业化概况和趋向》（1980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研究的报告，根据对107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数据所作的统计分析，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65-1075美元（1970年美元）的阶段，是各国结构变化最迅速的时期。大国可以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就进入结构变动迅速的时期。这就是许多国家不可想象的“巨国效应”。当然，过去也有明显的短处：经济活动中的自组织能力太弱；在资源分配和利用方面严重的低效率；把80%人口（农民）隔绝工业化之外。正是这一短处使一个迅速推进工业化的中国，却没有带来与之相称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1960-1977年（其中有“十年文革”），中国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增长了14%（同期可比的有南朝鲜16.5%、泰国7.8%等），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7%（同期南朝鲜7.1%、泰国4.5%）。而这一短处不断积累，产生了当代中国制度与结构的巨大惯性。

上面讲的就是巨国的经济效应，下面讲巨国的政治效应。

在20世纪上半叶，既再现了春秋战国的一幕，又再现了地方割据势力（如刘秀丶袁绍等）与农民起义（如黄巢丶李自成等）一直是皇帝的克星的一幕；在20世纪下半叶，“苏东八国”倒旗，中国在经历“8963+1”后重铺轨道――从计划走向市场。按理，在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后，巨国的政治效应是一个易于理解的领域，实则成为一个最模糊的领域。这里需要由近及远地进行梳理。

“8963+1”后，跟着而来的是“苏东八国”解体倒旗。由改革所造成的巨变却导致了苏联和其他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崩溃，中国是否将会崩溃？是那个时候的西方学者和决策者关心的一个主要话题。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将会如苏联一样。历史的实际进程是，没有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快速地背离了之前经济秩序的制度核心而继续维持着统一。这对西方许多学者和决策者是一个讽刺，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巨国的政治效应内涵之一是：中国具有自觉维护民族国家的统一的向心力。

在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清王朝（1840――1911）、中华民国（1912――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三个时期的国家与中央政府，都在围绕着复兴国家与实现工业化这一时代的宏观走向，企图在农业文明 对接工业文明的过程中，锻造一个伟大的国家以承载社会的历史大变迁，也企图驾驭社会锻造一个对接传与近现代的有机有效的社会载体。正因为如此，尽管中国近现代化过程，既再现了春秋战国的一幕，又再现了地方割据势力（如刘秀丶袁绍等）与农民起义（如黄巢丶李自成等）一直是皇帝的克星的一幕，换了很多中央政府，但任何一届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央政府都高举民族国家统一这面旗帜！民国初年，军阀混乱，每个军阀虽拥兵自立，但他们都没有完全独立、分裂国家的企图，军阀混战，都是为了击倒对方，统一中国，成为新的统治者。

再说旧传统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春秋争霸，每一个霸主都没有单独孤立成立一个新国家的企图，都是为了再统一或恢复“周王朝”之天下，于是最终归秦。在新传统时期的三国鼎立，刘备建蜀国，曹操立魏国，孙权立吴国，都不是为了永久地与对方抗鼎，而是为了再统一对方而立国号，于是最终三分归晋；唐未藩镇割，但没有一个藩镇企图另立一个独立的新王朝或新政权，即使与中央政论尖锐对抗的藩镇，也表示在名义上接受唐王朝的统治，不与唐王朝分治。在新传统时期，从秦王武帝到唐宗宋祖，从成吉思思汗到康、乾，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分裂都不是为了成立单独的民族国家而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