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平：论官场机会主义背后的结构性危机

摘要 官场机会主义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流弊，它“居无定所”，行无常态，视规则为腐儒，以结果判良差。官场机会主义依靠制度空档进行博弈，利用投机心理进行算计，采取关系打点门路，依据私利选择路径。在当今社会，制度缺漏是官场机会主义的体制根源，物欲追求是官场机会主义的重要动因，思想偏见是官场机会主义的文化基因，认识畸变是官场机会主义的心理诱因，封建残余是官场机会主义的历史根源。

关键词 官场机会主义 制度 文化

官场机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伴生物，物质追求刺激着它，政治欲望激励着它，社会陋俗助推着它，传统文化固化着它，心理因素诱导着它。即使到了今天，官场机会主义并没有因为制度的刚性诉求而被根除，反而在现实生活中演绎出新的形式。

物欲膨胀：官场机会主义的重要动因

如果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变量参数、博弈形式、成本核算都影响着官场机会主义行为的策略选择，其行为中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用是跨越制度边界的重要动力，它不仅在“风险厌恶”的基础上追求“效用最大化”，也在“风险偏好”的基础上追求成本最小化。

“趋利避害”是官场机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趋利避害”是官场机会主义的关键词，利益的获得及多寡、制度的约束及效果、行为的选择及实施等都是官场机会主义的基本参数。马克思说过：“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官场机会主义者的一举一动更多的是为了利益。在涉及利益分配时，哈丁认为：“如果我是狭隘理性的，只有在你所获得的福利不会潜在性地影响我能获得的福利时，我才对其毫不在乎。”②此句话语中既包含权力意识，又有机会主义取向。因为资源有限，社会成员不可能得到完全一样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关怀，物质利益的多寡，社会关怀的良差，会造成一些官员对社会的不平感和心理的失落感，继而以机会主义思维争取自己的利益。

利益博弈是官场机会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对于官场机会主义主体而言，尽管它竭力想得到额外的收益，却不能明目张胆地公开抢夺。这就决定了官场机会主义者利用已有资源决定具体行为，或攀附权势获得牟利机会，或付出资源获得升迁机会，均是蝇营狗苟、投机觅寻。博弈形式可能平静也可能激烈，博弈的结果可能是双赢的，可能是单赢的（或单输的），也可能是零和的。但是，对官场机会主义者来说，“偷鸡不成蚀把米”的游戏他们不愿意干，于是巧伪多生，矜威纵虐，以致贪黩是务，无视民瘼，他们博弈的结果总是“对局者双赢，老百姓买单”。因此，官场机会主义以其圆滑的处世、熟练的技巧、“安全”的结局，获得很多官员的钟情和青睐，并演变成一种流线型的阻力很小的形体。那些赞同和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官员，心理都有一个“小九九”，为了获取额外利益，要算计一下可能的机会然后才会投入，要选择一下合适的对象然后才能下饵。显然，官场机会主义下的利益博弈结果是一种劣平衡状态。

潜规则是官场机会主义的主要获利法则。潜规则是行为主体为了顺利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的一种心照不宣的形式，一旦正式规则消歇，潜规则就会悄然出场。潜规则在官场大量存在，可以由单人操纵，也可以由“单位”集体操纵。在一些官员看来，潜规则可以盘活人脉，“绝处逢生”，可以“一本万利”，“平抑差别”。这是一种默认的准则，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期待，这种作用存续数千年，自古及今，迢迢暗递，它总是在历史的记忆和现实的表达中共生共处，并成就了许多“进趋世利，苟容偷合”的官场宵小。为了从合作、协调和交易中获利，行为人会在量度习俗、选择行为、权衡利弊和优化资源分配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活动方式。在官场机会主义推动下，潜规则成为社会的“通用货币”，一些人的强权心态也加剧了官场机会主义，他们按照“丛林法则”，把那些从传统社会继承下来的潜规则发挥得淋漓尽致，造成“原则斗不过潜规则”的现象。通常情况下，官场机会主义者会构造一个利益链，处在利益链上的官员其利益是根据“贡献”大小分摊的。这个过程中，利己主义是行为主体的决策动因，讨价还价是行为主体追求最高期望值的主要方式，满意程度是行为主体对决策结果的自我衡量。依此看来，官场机会主义和潜规则的肆行是当事各方合纵连横的结果，它通过不同形式的“脏脸博弈”，运用类似的知识场景和运作模式，用利益链条将那些官员串为一体，而在“利益链”和“关系网”背后暗含着有关部门的结构性危机，一旦链条断裂、关系中断，可能会造成有关部门或阶层的大地震。

制度罅漏：官场机会主义的体制因素

官场机会主义与制度罅漏有很大关系，在法制不完备的地方最容易滋生壮大，而且随着知识的增多和运作技能的提高，一些人通过体察“前车之鉴”、总结“成功秘诀”，把官场机会主义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一些地方、一些方面或一些场合，制度缺陷造成的权力部门化、权力利益化和权力板结化，为官场机会主义提供了很大的作用空间。

制度自身的空档。就制度问题而言，官场机会主义源于以下方面：一是制度盲区。通常情况下，制度总是有漏洞、有缺陷的，这种不完备性给官场机会主义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会先审视制度空档。如果有机可乘，那将是最好的门径，因为这样的情况下不需要违背法律法规就能达到目的。二是预定前提。先设计一系列前提，使条件正好适合某种状况，给自己的机会主义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三是辅助规则。在制度基础上，再外加一些条件，即所谓的“附则”。四是制度歧义。把制度中没有的含义捏造出来，名为创新，实则篡改，有时候干脆撇开制度另行一套。基于上述情况的官场机会主义，有显型表达也有隐型表达。显型的官场机会主义在现实生活中以公开形式表达出来，常常借集体之名而行。但由于官场机会主义背离制度，因此通常不能明目张胆地活动，而多以隐蔽的形式、秘密的手段、私下的交易等来实行。可见，制度覆盖不够造成广泛性不足，使那些没有享受到制度好处或对制度不满的官员产生机会主义念头；制度弹性不够，容易让人联想到制度的强制性，从心理上产生逆反情绪而诱发官场机会主义行为；制度预见性不足，会导致在突发性事件面前手忙脚乱，在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时仓促应付，很容易给官场机会主义提供机遇。

制度边界的移动。官场机会主义运作过程中，总是把制度边界模糊化，让自己看起来合情合理，实际上是用“异端思想”改造主流观念，表面上冠冕堂皇，骨子里却充满自利。在理论上，制度对每一个人的影响都是无差异的，这样，遵守制度的成本和收益也是成正比的，当行为主体违反制度谋求制度外的利益时，就可能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在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的边缘，可能会形成边界冲突，造成边界的模糊性和越界现象发生，在缺乏有效的控制和协调的情况下，一些官员会随机地选择自己的行为。而且，我们经常遇到多个行为边界交叉的情况，各个边界在内外利益的驱动下发生移动，当行为主体遵守由制度设定的边界时，他们可能会以默契的方式实现机会均衡。而当平衡被打破时，必有一方越过边界而引入制度外的措施，这是官场机会主义的诱因之一。不可否认，制度是以人为主体而建立起来的用以约束人的行为的规则体系，是为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的需求而设计的，也体现着人的精神领域的价值和观念，它的外在形式是秩序化的结构形式，它的内在含义是合理性的社会正义。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制度正义经常出现“功能衰弱”和“心力衰竭”等现象，内聚力减弱，规范力贬损，客观性不足，可操作性下降。不少情况下，制度内容没有较好地体现正义价值，也有可能在贯彻时被曲解。一旦这种被曲解的理念注入制度规则，就可能产生不同于制度本原的价值导向和行为选择。制度边界的移动造成一些官员原有观念中的行为边界、信仰边界、道德边界和利益边界发生变化，不少方面的界限甚至形同虚设，使他们可以“自由出入”、随心所欲。另一方面，这些官员的边界意识也是一个具有丰富层次和内涵的“色谱”，这个边界的扩张或压缩，边界的涵化和濡化，边界的交叉和重叠，都互相映照。他们在自己的实践中以新的认识和理解不断突破制度界限，以机会主义行为将制度的滞后特征暴露出来。

思想偏见：官场机会主义的文化基因

官场陋俗文化。官场机会主义是官场文化陋俗的积淀，“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其一经产生就会获得一种自身特有的规定，并对自身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往往并不会因为物质生产状况的变化而消失”。③官场文化陋俗是社会发展的逆动力，它将社会的行为积弊通过文化形式反映出来并在代际传承中发扬“光大”。列宁曾经形象地描述这种惯性：“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尸体是不能装进棺材、埋进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④这种惯常的流俗或流弊，在某一个地方消失后又在另一个地方复生，在一个时期弱化又在另一个地方流行。习以为常的行为让不少官员不再用社会的制度价值标准来审视它，而是把它看成实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良习俗的固定化和格式化，给一些人提供了行为借口和观念依托，使社会的旧有惯制得以贯彻延续。在他们陶醉于官场机会主义的成功喜悦时，也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贯彻着已有的不良习俗。制度价值与官场文化陋俗碰撞中，要么摧毁制度价值，要么消除文化陋俗，两种倾向和力量比照的结果，将是一方削弱和另一方的增强。传统陋俗文化中，有一种“朋党文化”，它使社会“动则争竞，争竞则朋党，朋党则污，污则臧否失实，真伪相冒”。传统陋俗文化中，还有一种卑鄙而随俗的乡愿文化，它“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挈，众皆悦之，自以为是”。“朋党文化”和“乡愿文化”具有圈子特征和地域特征，在思想上以自利为准则，在行为上以局部利益划界，都是官场机会主义的诱致因素。

不良行政文化。不良文化会给一些攻击制度体制之人提供思想动力，为官场机会主义行为提供激励和说辞。当一种场景与某些官员的福祉相背离时，这些官员会将不良价值纳入其中。这种文化理念在旧社会中代代传承，在现代社会中流播甚多，一些官员在耳濡目染中亲历其变化和影响，也加入机会主义行列。因此，不良行政文化与官场机会主义是一对姻亲，形成各种共栖团体或寄生团体，造成团体化的官场机会主义行为。权威式的行政文化与官场机会主义有诸多近义特征，它以高度集中和集权的形式演绎着自利观念和专断行为。这些机会主义式的行政文化将表面化的工作泛化为实质性的工作，使“应该的”和“事实的”行为之间产生极大落差，使行为上的自觉与自为受到许多限制，让一些官员感到“人在公门好修行”，利用自己的“合法获益权”争取更多的机会。还有一种不良文化，其行为选择不是以社会的共同利益为标准，而是以官场中不同圈子的局部利益为标准。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各种活动实际上是在“共同体”的名义下进行的，出了问题也是“共同体”的成员集体承担，由是增加了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依赖感”和“安全感”，一些“串案窝案”、“群体腐败”与此不无关系。

社会利己文化。利己思想虽然不能和陋俗文化等同，却给官场机会主义提供了一种依据。杨朱的“贵生”、“重己”和“为我”很看重个人的存在，但其纵欲主义观点对现代社会行为的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其后的趋利避害说、人性自私说和情欲说等，也将人的计算之心、逐利之情和骋欲之行表达出来。这种欲望一方面表达了个人的利益追求，另一方面助长了人的不良心智，它造成了低于伦理良知的庸俗社会关系取向，对社会制度及人的行为产生负面作用，它使政治制度之序列，社会关系之准则，个体言行之方式，都消融在官场机会主义的冰水中。利己文化严重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政治运行系统，无时无处不在通过信念力量维护旧的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并顽强地抵制着制度规范。为了私利，一些官员显现出“比而不周”之形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