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今天我们如何爱国？

国家是什么

戴志勇：近来，中国海周围纠纷不断，尤其中日之间情势一度紧张，国民的爱国情绪高涨。你怎么看待爱国主义？

许纪霖：按照洛克的观点，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是必要的恶，是实现个人权利的工具，没有内在价值，如何限制统治者的权力才是重要的事。古典自由主义者很少研究国家的意义，很少谈爱国主义，甚至认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两个病灶。

然而，我对爱国运动怀有同情性的理解。我们要思考的是，国民有爱国的义务吗？

近一百年前的民国之初，在陈独秀和李大钊之间，曾经发生过一场争论。陈独秀憎恨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在《甲寅》杂志发表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轰动一时。他认为，国家只是人民福利的工具，对于残害人民的国家，没有什么爱可言。李大钊随之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他从陈独秀激愤的厌世之论中，看到了他对国家的挚爱之情。的确，一个常常批评国家的人，往往是爱得真切而生恨，而真正的不爱，乃是冷漠。陈独秀的问题是将政府与国家混淆起来，而在李大钊看来，国家不是袁世凯可以代表的，是属于所有国民的共同体，所谓的自觉之心，乃是一种“改进立国之精神”，为“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

因此，要回答要不要爱国，首先要将什么是国家搞清楚。国家（nation-state）是一个近代的概念，中国历史传统里面有“家国天下”，但那个“国”不是近代的国家，指的是一家一姓之王朝，是私也，只有天下才是公。今天，我们常常将政府与国家混为一谈，乃是王朝就是“国”的传统观念的残余。中国人很难想象一个既非天下、又在政府之上的国家，那样一个抽象的共同体。如果一定要在古代概念之中寻找的话，“社稷”比较接近，但内涵远远不及近代的国家那般丰富，带有原始的氏族共同体意味。

如今世人经常在祖国与政府的层面上讨论爱国，要么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五千年历史，要么爱党爱政府，独独缺乏对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

那么，民族国家共同体究竟是什么？简单地说，它具有双重性质，一个是民族的，指的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就是国家共同体的国族表现形式；另一个是政治的，指的是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政治共同体。国族和国家这两个共同体的建构在中国至今没有完成，因此才有什么是民族、什么是国家、要不要爱国等诸般争论。

戴志勇：民族国家是近代的产物，它和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什么关系？

许纪霖：民族主义本身也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个人与近代民族国家是在启蒙运动当中同时被发现和建构的，正是启蒙运动将个人从中世纪的家庭、封建共同体中解放出来，改造为与国家同构的具有同一性的国民。现代的个人虽然是自主的、理性的、自由的主体，但他不可能脱离具体的历史共同体而孤独存在，现代社会越是将个人抛到无依无靠的原子化荒漠，人们就越是要寻找自己的家园，寻找可以认同的归属感。而国家，正是与这种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有关。

德国近代的文化民族主义鼻祖赫尔德说过一句话：“乡愁，是一种最高贵的痛苦。”何处是故乡？在国内，可能是指你出生成长的老家，而到了国外，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了。祖国（country）这个概念要比国家广泛，它是一个个人无法选择的、自然的文化地理共同体，生于斯长于斯，是身体和心灵的故乡，与家族、个人的集体记忆有关。台湾的舞台剧《宝岛一村》中，打动观众的是一群客居台湾的大陆老兵半个世纪的思乡情怀。这个乡愁所怀恋的未必与政治有关，乃是非常具体的大山河川、衣食住行、风土人情，是海峡两岸乃至全球华人共同拥有的大中华情结，这是一个天然浑成、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中国”。

现代的国家虽然也像祖国那样是一个文化历史共同体，但国家不是天然的，而是如同本尼迪克・安德森所说是想象的产物，或者像安东尼・斯密斯认为的那样是重新建构的。

国家不仅有政权建构（state―making），而且有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一个炎黄子孙的寻根，也许只需要到“文化中国”那里，但一个中国国民的归属感，仅仅有祖国是不够的，还需要到民族国家共同体那里去寻找自己的价值皈依和政治认同。

中华民族是什么，中国是什么

戴志勇：汉、藏、蒙、满、回等也叫民族，中华民族也叫民族。他们是什么关系？需要怎么构建我们的民族共同体？

许纪霖：我有一个基本的看法，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国族，其建族的历史使命依然没有完成。为什么？在这里，我们要将中华民族与华夏-汉民族区别开来。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在意识当中常常会不自觉地将二者简单等同。费孝通先生曾经将中华民族视为多元一体，一体指的是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而多元则是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汉族虽然占国族人口的90%，但是否形成了国族认同，不是由主流民族说了算，而是要看少数民族认不认同。

国族建构如何实现？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尊重多元，寻求一体。所谓尊重多元，指的是要尊重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不同的宗教与文化，赋予他们以平等的文化尊严。不要老是想着汉民族的中原文化如何伟大，如何去同化和融合异族。从历史经验来看，汉民族可以成功地同化没有高级文化背景的地方族群，但很难完全融合有着制度化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藏传佛教、伊斯兰教与儒家一样，都是古老的轴心文明，经济再发展、世俗化再深入，由高级宗教所塑造的心灵秩序是很难改变的，甚至当物欲主义、消费主义占据主流之后，会刺激出宗教复兴的报复性反弹。

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炎黄子孙也好，儒家文化也好，都不能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的一体基础，所谓寻求一体，乃是一种建立在“宪法爱国主义”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认同。

国家不仅是一个实现个人权利的工具，它是有内在价值的，是一个价值共同体。如果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比如日本，这比较好办，民族的文化价值可以与国家的政治价值合二为一。但对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来说，能够实现同一性的只能是公共政治文化，而这同一性，又是建立在不同的宗教和文明对于政治价值的“重叠共识”基础之上。一个中国人，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可以有双重的价值认同，一重是受到充分尊重的、没有被压抑的对自身宗教和族群的文化认同，另一重是对国家公共价值的政治认同。当然，这一国家的公共价值不应该是外在的、强制性的，而是各民族都愿意接受的、内在于全体公民的意志与生命之中的政治价值，它不关乎日常生活伦理，只涉及最基本、最核心的政治正当，并且被写进宪法，成为立国之本，公民之核心价值。这一核心价值可能比较薄，不足以立身，但足以立国建族，焕发起公民的爱国主义激情。这就是“宪法爱国主义”。

戴志勇：国家建构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体系？

许纪霖：宪法爱国主义只是价值的灵魂，这个灵魂还要有一个制度的肉身，这就是现代法治体制。

现代政治秩序有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统治的合法性，另一个是政府如何治理。现代的法治体制一方面是为统治提供合法性，另外一方面也是一种有序的、理性化的治理模式。宪法的确能够有效地限制国家权力，但限权本身不是目的，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组织、落实和实施国家权力。有一些人以为这样做，权力不那么好使了，甚至国家能力会大大削弱。事实上，恰恰相反，宪法的确要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但规范了的权力要比为所欲为的权力更有统治力和执行力。

最近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文版出版，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福山认为，现代政治秩序有三个要素：国家能力、法治和责任制政府。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具有国家能力的文明，有一套理性化的官僚系统和精英选拔机制。中国今天在经济上的崛起，国家能力发挥了非常核心的作用。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从古到今，在世界上都是一流的。儒家提供了合法性，法家和黄老之学提供了治理术，这种一流的国家能力几乎没有中断，一直持续到了1949年之后。国家能力超强，既能大善，也能大恶，它可以创造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也会制造“大跃进”“文革”的历史错误。国家建构如今所遭遇的瓶颈，就是法治和责任制政府的欠缺。这都是现代法治体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爱国：外争主权，内求善治

戴志勇：当人们说爱国时，爱的到底是什么？

许纪霖：所谓爱国，爱的应该是那个人民主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共同体。而现代民族国家，与传统的帝国相比，对外有明确的国家主权意识。帝国只有中心与边陲之分，没有法权意义上的领土、疆域和人民。中原王朝要的只是周边藩属对本朝的臣服和朝贡，不会在意一块地方究竟是谁的领土。有时候为了显示皇恩浩荡，永结友好，还有将本来是自己统治的疆域送人的例子。但这种帝国的战略思维，到彻底进入民族主义的今天行不通了。主权至上，寸土必争，连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恐怕也是某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无法接受的。

今天的国家主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特别在“80后”年轻人那里。参加“保钓”游行的，不能说都是被动员的、被组织的。不少参加者，平时对社会不公、官员腐败深恶痛绝，但是涉及国家领土纠纷，会坚定地站出来捍卫国家的利益。

从1999年抗议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2006年反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2008年奥运会火炬传递事件到2012年的保钓游行，十几年来中国发生了四次全国性的民族主义大狂潮，相信以后还会有，而且可能更频繁。

我们要理解和认同国人的这种爱国热情，它公开表达了公民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意愿和权利，而不是仅仅听任政府的决定。这种政治的表达，如果引导得当，可以转换为建构理想政治、理想国家的正面动力。事实上，激进的与温和的、健康的与病态的各种思潮的话语权争夺，不仅会出现在网络里，也会显现在街头。改革派不要自弃阵地，以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有负面作用为理由，拒绝了之。

戴志勇：这是对外。政府往往是国家的具体代表。对内来说，公民有批评政府的权利。

许纪霖：中国古代没有国家，只有王朝，王朝代表国家。“家国天下”之中，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无关，没有发展出现代的以人民为核心的国家共同体观念。这一观念沿用至今，成为民众与统治者的共识，不仅政府以国家自居，而且一般民众也将国家直接等同于统治者和政府。

政府不等于国家，政府只是国家的主权代表者。但国家在主权政府之上，国家属于全体人民。当政府的决策有悖国家公共利益的时候，公民有“公民不服从”的自然权利，他们有权利站出来批评政府。

国家的人格象征是什么呢？

在君主立宪制国家，国家的象征是国王，首相才代表政府。国王不直接参与政府治理，他是国家的权威象征，超越于各党派、各利益集团之上，是公共利益的人格化。

而在总统制国家，总统具有双重性，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这个时候，国家的人格象征更多地表现为国父级的开国元老，比如华盛顿之于美国，戴高乐之于法国。

国家的象征还有一系列非人格化的符号系统：宪法、国歌、国旗、国徽、国庆等等，尤其是宪法，是国家认同的价值所在，是“宪法爱国主义”忠诚的核心所在。然而，中国自从辛亥革命打倒皇帝之后，国家不再有区别于政府的人格象征，而宪法、国旗、国歌等象征系统也很弱，国庆也从一个庄严的国家节日变成全民乐乐呵呵的世俗假期。于是，中国这个民族国家共同体就容易被政府代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