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当代十贤”论中国模式与价值选择

马国川编著《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当代十贤访谈录》（中信出版社2013年4月），是他反复采访十位年逾八旬的历史老人的文字记录，其中涉及到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如何认识所谓的中国模式以及如何选择中国未来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路径？

一、资中筠的“道统”担当

该书中的十位老人，都在民国时期接受过奉孙中山为“国父”、奉“三民主义”为国教的所谓“公民教育”。关于这一点，资中筠女士介绍说：“小学是有公民教育课的，从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教起，就是基本的社会公德。高年级还有小学生的自治组织‘童子军’，轮流值班做服务性工作，还有‘日行一善’，等等。”

像这样仅仅等同于“社会公德”的所谓“公民教育”，其实是严重败坏公民意识的奴化或半奴化教育。真正的“公民教育”应该教给在校学生的最为基本的公民常识，首先是人类共同体最为核心的价值要素--第一层级的主体个人自由自治、财产私有；第二层级的当事双方意思自治、契约平等；第三层级的民间社会一人一票、民主授权；第四层级的政治制度宪政限权、治官安民；第五层级的国际社会博爱大同、自由交往；第六层级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态平衡--以及这六个层级的价值要素之间层级分明、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内在逻辑。就资中筠来说，正是民国时期的教育失败，直接导致她丧失自我的随波逐流：“如果我先在国内，一定参加‘鸣放’，我很可能变成右派，因为我对党是无所保留的。假如没参加‘鸣放’，‘反右’运动中留在国内，我又很可能变成积极分子，批判别人。因为那个时候自己没有脑子，只知道紧跟。”

1985年，茅于轼从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美国研究所，当时的所长是李慎之。同样是在这一年，资中筠应聘到美国研究所担任副所长。1988年，资中筠担任所长，1996年辞职退休。资中筠认为，这是她开始解放思想也就是“越想越明白”的一段时光：“慢慢看透了体制，也明白了中国到底应该走怎么样的一条道路。”

关于所谓“中国模式”和“国学热”，资中筠在访谈录《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中分析说：在经济实力增强之后，国学也热起来，好像这样就爱国了。其实，现在“国学热”受到鼓励是为了抵制普世价值。一百年来都是这样，每当改革到攻坚的关键时刻，老一套就又回来。接受了船坚炮利，接受了科技，接受了企业管理，包括某些生活方式都可以接受，但是需要向民主自由改革的时候，“国粹派”就出来了，反市场经济的民粹主义也出来了，他们说，我们国家原来就是很好的啊，甚至有人说自古以来就没有落后过！

谈到中国人以及中国社会的未来路径，资中筠给出的是一剂担当“道统”的“启蒙”药方：“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好先摆脱当‘帝王师’的梦想，既然左右不了政治，就离远点儿，别掺和了，更加独立地去好好考虑一些问题。……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例如我自己就经历过长期自我启蒙，在这过程中也受到过许多人的启发。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对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与‘西化’或外部压力无关。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但是每个人都要扎扎实实地去做，现在空间还是有的，有多少空间利用多少空间，尽人事听天命。现在毕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已经思想多元化了，有好多亮点，能够看到这里那里经常出现一些好文章和思想，问题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亮点连成一片？这就是启蒙。所以，现在是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的时候了。”

在录入《资中筠自选集o士人风骨》一书的《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中，资中筠对于所谓“道统”另有解释：“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事实上，资中筠的如此表述不过是解放了一个祈盼仰望“明君”的所谓“颂圣文化”的小枷锁，却依然保留了一个被她称之为“道统”的大镣铐。道理很简单，生活在以人为本的全球化、信息化的现代人类共同体的主体个人，所信仰的层级分明、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自由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博爱大同、自然和谐的价值要素和价值谱系；是无论如何不可以用中国传统的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为“存天理，灭人欲”的神圣偶像的“道统”思维，也就是自以为身份特殊并且绝对正确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天理人欲、成王败寇、非此即彼、单边片面、是非分明的点线思维；来加以限定牢笼的。相对于主体个人不可替代的自由自治和人类共同体不可替代的博爱大同来说，资中筠所谓的“民族精神”与她明确反对的“国粹”、“国学”及“中国模式”一样，只是一种可以被主体个人自由替代、自主置换的狭隘片面的集体意识，并不具备人类共同体中普遍适用并且不可替代的永恒价值，完全没有高调“振兴”的正当必要性。

二、李泽厚、秦晓论中国模式

在该书的全部篇章中，最具有思想含金量的并不是十位老人的访谈内容，而是年轻一代的秦晓在访谈录《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性》中，与李泽厚、马国川的相关讨论。

为了成功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执政当局曾经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标语口号，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对于人类共同体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的认同接受。但是，随之而来的关于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总结，却又隆重推出了所谓的“中国模式”。用出身于红色家庭的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秦晓的话说：所谓“中国模式”论是有特定含义和价值取向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特色”或“中国元素”。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即实现现代化转型的道路和方式都具有自身的特色和元素，这种差异是基于普遍性而言的，特殊性不是对普遍性的否定，普遍性也不排斥特殊性。而“中国模式”论所表现出的价值观是以民族主义和阶级属性拒绝和解构普世价值和人类文明。

在秦晓看来，当今中国正在深刻地经历着一场社会转型，未来中国要构建的是现代性社会。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中国的现代性转向起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直到今天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从实现路径上讲，由于初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后发国家不可能重复先驱国家走过的路，只能另辟蹊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的指向与现代性社会目标的偏离或背离。“一些人宣扬的‘中国特殊论’和‘中国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秦晓把“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笼统地罗列为“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足以证明他与所谓“当代十贤”一样，对于以人为本的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的核心价值六要素--主体个人的自由自治、当事双方的契约平等、民间社会的民主授权、政治制度的宪政限权、国际社会的博爱大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之间层级分明、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内在逻辑，缺乏准确理解和完整把握。尽管如此，留学经商的人生经历，历练成就了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常识理性和价值判断。至少在对于所谓“中国模式”立场坚定、不折不扣的洞察批判方面，秦晓的话语表达是该书中习惯甚至陶醉于坐而论道、纸上谈兵的十位老人，所不能企及的。

李泽厚在此前的访谈《如果不改革，中国会慢慢烂下去》中表示说：“现在我不赞成再搞一次启蒙运动，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了，只要上面不要管得那么死，就行了。管那么死干什么？”在这次访谈中，李泽厚却又自我矫正道：“社会革命不可取。应该逐步改良，逐步放开。针对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性的创造’，我提出‘转换性的创造’，主张不必彻底破坏，迅速改变，而可以逐步‘转换’，或旧瓶新酒，或即旧立新，使旧形式逐渐转成新形式。这是我二十多年的一贯主张。我仍然赞赏康德的政治哲学：遵守法律，告别革命，追求笔的自由，反对枪的自由。至于你说的‘思想革命’，其实大家很清楚，老实说，只要政府放开管制，松绑，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马上就起来了。启蒙应该搞，因为现在有些人不是启蒙，而是‘蒙启’，把已经启蒙的东西再‘蒙’起来。不过，我还是希望更多推动制度变革。我认为，有三点必须做，第一要党内民主，第二舆论监督，第三独立审判，检察也要独立。中国太大，情况复杂，这些可以慢慢做，渐进，累积。”

李泽厚所谓的“党内民主”、“告别革命”，其实就是江平所谓的“在目前的体制内来进行”的“民主进程”。这种擅自划定民主边界和革命权限，任意剥夺党外人士正当权利的身份歧视；归根结底源自于中国传统的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为“存天理，灭人欲”的神圣偶像的“道统”思维；也就是自以为身份特殊并且绝对正确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天理人欲、成王败寇、非此即彼、单边片面、是非分明的点线思维。但是，自以为是身份特殊并且绝对正确的“道统”中人的哲学家李泽厚，与法学家江平一样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威和经济实力左右执政当局的言论管控及改革进程；甚至于连所谓“第一要党内民主，第二舆论监督，第三独立审判，检察也要独立”，也是李泽厚单边片面、纸上谈兵、痴人说梦的一厢情愿想当然。

关于中国模式，李泽厚解释说：“中国如果能够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过去的社会，也不同于现在资本主义的新路，那么会对人类作出贡献。但是这样的第三条道路，到现在还没有看到。相反，具有封建特色的官本位盛行，政府权力过大。一些人认为，现在就存在‘中国模式’，好像中国一切都很好，政治上这样一种控制也很好。这是错误的，会起到误导作用。”

据李泽厚介绍，在现代化暴露出来一些问题之后，西方知识界提出了现代性问题，试图以现代性超越现代化。特别是学院左派反对启蒙理性、普世价值这些现代化赖以进行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即所谓的“反现代的现代性”。新左派把这一套搬用到中国，成为今日学界亮点，吸引了好些年轻学生。“我颇不以为然。我认为，中国要搞出中国自己的现代性，但不是‘反现代的现代性’，而是建立在现代化基础上既吸取、继承启蒙理性、普世价值，而又融入中国传统元素（如‘情本体’）的现代性。不能因为现代化暴露出的问题而否定现代化，否定全球化，否定启蒙理性和普世价值。”

这里所谓的“封建特色的官本位”，显然是李泽厚对于中国历史的常识性误读。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皇权本位的郡县制之后，中国社会就已经丧失了分封领地、分割皇权的“封建特色”。在以人为本的自由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博爱大同、自然和谐，已经成为普世常识的情况下，李泽厚竟然还要在本体论意义上把人类与低级灵长类动物和部分非灵长类动物所共同的情感本能，自欺欺人地标榜为中国特色的“情本体”，他的哲学研究的浅薄庸俗、价值混乱可想而知。

在过去的20多年里，李泽厚违背文明常识，闭门造车地创造了许多诸如“封建特色的官本位”、“情本体”之类似是而非的伪学术概念，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了误导读者的恶劣影响。他在访谈中颇为独到地谈到当下中国的政学两界普遍存在着把已经启蒙的东西再“蒙”起来的“蒙启”现象；而在事实上，他自己一再鼓吹的所谓“党内民主”、“告别革命”，恰恰是这种“蒙启”现象中最为反文明、反常识的经典案例。

三、余英时与许倬云的价值混乱

在《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当代十贤访谈录》中，收录有马国川与余英时的访谈录《回首辛亥革命，重建价值观念》。余英时在访谈过程中给出的重建价值观念的路径药方是：“我没有资格建议应选什么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