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改革红利与国运嬗变

摧毁晚清改革、终结了清政权267年寿命的，正是原本令其长寿的改革基因。

长寿基因变异为夺命基因，症结就在于改革红利的释放极端不公平。清代的五个阶段改革，至少证明了一点：改革红利能惠及整个体制或者大多数人时，改革就成为长寿基因;反之，如果改革红利只能惠及一小部分人群，并且将大多数人作为改革的垫脚石和沉没成本，则改革就必然成为夺命基因。一旦红利异化为“黑利”，社会将被撕裂，政权的大限也就不远了。

改革红利与国运的关系，其实一直都是串联起中国历史的潜在主线索。

千古犹行秦王政。自秦代以来，对中国历史上12个统一王朝的粗陋切片分析，至少在统计意义上，显示改革红利与国运存在着某种正相关关系。

在这12个王朝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清代，原因有二：

一、这个王朝在晚期开始所经历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至今仍未终结，我们当下所经历的冲击、应对、变革，或许可以从晚清所经历的类似冲击、应对、变革中，发掘出更多的可资镜鉴之处;

二、这个在1644年以异文化、异种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居然延续了足足267年。

摆脱成王败寇和阶级斗争这两个惯性思维，放弃将失败的前朝脸谱式地妖魔化为笨蛋(所谓“愚昧颟顸”)与坏蛋(所谓“反动腐朽”)的宣传式历史判断，我们就能发现，造就清政权长寿的基因，正是其入关之后不断与时俱进的改革、不断积累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红利。

这些改革红利，在巩固执政合法性、扩大执政基础、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成为清政权的巨大“正资产”。

同样的，也是因为改革红利释放的进退失据，令晚清的最后一轮改革超速失控，既得利益集团既直接绑架了改革，也间接绑架了革命，改革红利反而成为“负资产”、甚至“黑利”，最后颠覆了改革、颠覆了政权、也颠覆了社会。

从清代267年历史看，改革作为最大的红利，其对国运的要害在于：

一、红利的获取，其代价是什么?谁来承受成本?

二、红利的分配，其准则是什么?谁来享受收益?

这两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比增进红利总量更为关键。也正是根基于这两个问题，改革的关键，正在于要时时警醒于“改革本身的改革”――不断地深化改革，才能创造“红利中的红利”――避免“红利”变成“黑利”。

越过长城后的定位转型

这场改革，是满清政权从“造反者”转型为“执政者”的关键改革;也是满清凭借枪杆子里出政权之外，能够迅速夺取并巩固全国胜利的三大法宝。

贯穿清代历史的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始于顺治朝、完成于康熙朝的一系列触及根本的政治变革，那就是：

通过科举扩大执政基础;

通过祭孔宣示普世价值;

通过祭朱承接中原道统与治统。

这场改革，对于满清政权来说，是一次深刻的定位转型，是从“造反者”转型为“执政者”的关键改革;也是满清凭借枪杆子里出政权之外，能够迅速夺取并巩固全国胜利的三大法宝。

入关次年(1645年，顺治二年)，这个血腥的政权就延续了明代的科举制度，以图用“开科取士”这种“不劳兵之法”，令“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心自息”，通过给中原精英继续提供进入、并分享政权的途径，换取他们的忠诚，通过扩大执政基础而获取更高的执政合法性，从“一小撮”的“类兄弟会”团体，扩大为能被全体精英接受、接受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参政议政的执政团体。

同时，新政权也在列祖列宗的旗帜之外，扛起了孔子这面更为伟大的旗帜。册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尊奉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最高领导人顺治及多尔衮亲诣孔庙致祭。从顺治二年到顺治八年(1651年)，短短6年内，清帝国最高当局祭孔14次，其密度远超之前的历朝历代。到了康熙朝，更是为帝王祭孔树立了典范，“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仪范”，“朕今亲诣行礼，务极尊崇至圣，异于前代”。这种对圣人旗帜的继承和高举，显然要比打倒孔家店、自己另搞一套更为合理和高效。

入关前后的满清政权，还一改当年颁布“七大恨”时对明朝的敌视，而开始全面塑造自己作为明帝国、乃至中原历代“正朔”接班人的新形象。攻克北京后，多尔衮为崇祯皇帝隆重发丧;在清军南征江南的惨烈屠杀中，却极为严格地保护了南京城外的明孝陵，这成为日后有效的政战武器，便于在战争和屠杀之后收拾残局、重聚人心。后来，康熙皇帝多次至此祭奠明太祖，行三跪九叩大礼，宣示其江山其实夺自“戕厥君后”的李自成，而满清则是“为君父报仇”的义师。

科举、祭孔、祭朱，这场改革的成本极低，因此只有满清入关之前的一些既得利益者对此有反弹，但在康熙亲政之后，随着皇权的加强，这些改革得以圆满完成，并最终成为统治集团公认的治国准则。

这场宁静的政治改革，红利极其丰厚。通过这场改革，满清政权从关外时期的以“民族认同”为主，转变为入关之后的以“文化认同”为主。需要注意的是，这是执政者在军事占尽上风、即权威资源极其充沛的情况下开展的主动改革，从而迅速实现了从造反者、入侵者向执政者、道统代表者的转变。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新政权作为“入侵”的蛮夷，其合法性难以确立，但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新政权对圣人之制的遵循，能够迅速地获得民众的效忠;而在中国特色的地广人稠、民俗乃至语言各异的背景下，“文化认同”，远比“民族认同”更能转换为“政治认同”。(关于此次改革详情，参阅雪珥《寻找执政之基》一文，本报2012年5月7日。)

接班人产生机制的确立

公开立储的制度下，接班人明确，容易造成壁垒分明：接班人的利益最大化就是维稳、不出问题，这导致了接班人的行为准则是“不作为”。

清代第二阶段的改革，主要发生于第三代领导核心雍正的治下。

开国百年后的这一轮改革，焦点不再如第一阶段那般涉及政权合法性的建设，而是集中在完善和改良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技术”层面上。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举措，一是改革了接班人制度，将延续千年的嫡长子公开立储制度，改成了秘密建储制;二是建立了军机处，并在实际上取代了内阁，成为最高行政机构。

对于秘密建储制，康熙晚年实际上已经开始考量，其64岁那年(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在乾清宫东暖阁带病召开了“诸皇子，及满汉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参加的中央全会，近乎明确地宣告将进行秘密立储，以确保在确立接班人的同时、接班人不至于挑战现有领导核心的权威。但是，康熙并未设定非常时刻的信息发布程序，这一操作细节上的疏漏，令其在弥留之际的“仓猝之间”，根本难以有效发布接班人信息，这导致了对雍正即位合法性的种种猜疑。

雍正即位当年(1723年)，最先关注的就是这个问题。他在乾清宫西暖阁召开会议，正式宣示推行秘密建储制，这既是其担忧自身地位的一种自保，也是对康熙首倡秘密建储制的完善――操作细节上的漏洞得到了弥补，秘密建储的方式、非常时期接班人信息发布程序，都做了预案，并进行了公告。

康熙的“东暖阁会议”、雍正的“西暖阁会议”，将秘密建储确定为清帝国最高权力传承的主要方式，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被明文定位国策，“世世子孙所当遵守而弗变”。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最高权力接班人制度最为重大而深刻的一次改革，对改善权力传承的稳定性、优化接班人选拔和培养，都产生了相当正面的效果。

在传统的嫡长子公开立储的制度下，接班人明确，容易造成壁垒分明：接班人的利益最大化就是维稳、不出问题，这导致了接班人的行为准则是“不作为”，韬光养晦，但是，韬光养晦久了，即便原先还是有些本事的，也往往过了保质期，真的就成了草包和废物;而竞争者的利益最大化，就是先将接班人打倒，这导致了他们的行为准则是“先破坏、再建设”，甚至“只破坏、不建设”，这样的竞争是恶性的，其对政权根基的冲刷力很强。中国历史上，接班人几乎成为一种伤亡率极高的“职业”，就是因为其本身往往并非松柏之材，却不得不置身于风口浪尖之上。

推行秘密建储制度后，接班人不再明确，阵营也就模糊了。每一个成年的皇子，其名字都有可能被写在“正大光明”牌匾后的锦匣中，因此，在竞争的过程中，既不能“不作为”，又不能“乱作为”，纯粹破坏的就少，更多致力于建设才能更有机会。对于一个政权来说，这样的权力竞争秩序，无疑是良性得多了。

而对于现任的最高统治者来说，秘密立储可以让他避免过早对接班人的问题表态，得以有效避免或减弱体制内不同利益集团的争斗，他也可以长期观察每一个候选人，甚至凝聚所有候选人的力量并投放到国家和政权的建设上、而非内耗上。

政治是讲究实际的。只要“权力无限大”这个前提依然存在，选择接班人的关键，就并不在于采用秘密抑或公开方式，而是如何防止有限的体制内资源被消耗到无限的内耗之上，甚至最终危及政局和政权。立贤且秘密建储，这种看似弹性的暗箱操作，相比刚性的嫡长子公开继承，成本小、风险低、收益大，更能有效实现维稳和可持续发展。

这一改革红利，几乎没有任何明确的个人或群体为此付出代价，其维稳的好处却惠及整个同治集团乃至社会。(关于此次改革详情，可参阅雪珥《接班人》一文，本报2012年7月23日。)

精简、高效的新机构

军机处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精简、扁平的政府机构，这或许是这个改革的最大红利。“勤、速、密”三大工作作风，令军机处获得了极高的工作效率。

第二阶段改革的另一项重要政改举措，是雍正皇帝建立了军机处。

军机处最初的功能，是一个非正式的“中央军事领导小组”，但它迅速从“军委”转型为“政委”――取代了内阁而成为实际上的最高行政机构，成为“威命所寄”的权力核心。西方各国对此的翻译，倒也相当地与时俱进，从“OfficeofMilitarySecrets”(军事机密办公室)演变为“TheGrandCouncil”(大议会)，凸显当时西方对中国事务的熟悉程度。

军机处的设立，一方面是体制内权力博弈，包括皇权与相权博弈的需要――在代际权力移交不规范的影响下，雍正的合法性持续受到质疑和挑战，反对者们依托“议政王大臣会议”对其进行多方牵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雍正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已经程式化、官僚化的内阁系统，难以为其提供足够有力的执行力支撑，遑论更高层面的决策咨询和执行。

军机处继承了皇帝原先的秘书机构“南书房”的“三无”(无编制、无定员、无预算)特点，却直接从内阁中选拔人员，有效克服了“南书房”成员缺乏行政经验的缺点。有经验的行政精英的加入，令军机处得以兼起政务处的功能，这等于在保留常态政府(“内阁”)的同时，另加了一层“常务委员会”。

军机处的设立，在政制方面进行了权力制衡的有益尝试。

军机处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精简、扁平的政府机构，这或许是这个改革的最大红利：只有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两层，有官无吏，队伍极其精干，工作流程极其简捷，再加上明确要求的“勤、速、密”三大工作作风，令军机处获得了极高的工作效率。

美国学者白彬菊(BeatriceBartlett)认为，军机处实现了从“君主专政”向“大臣行政”、从“直接的君主个人专制”向“君臣联合行政”的转变;而军机处大臣们参与到皇帝的最高决策过程，实际上并非加强而是削弱了皇帝的独裁;他们对庞大帝国的海量信息进行筛选和处理，协助皇帝抓大放小，将有限的资源投放到最根本和主要的地方，是提升中央机枢决策效率的关键。

军机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效地提供了一个管理大国的中性的、非政治化的行政工具，既大大提高了行政的效率，又避免了其本身成为权争主角的历史怪圈，这一改革，如同第一阶段推行的“科举、祭孔、祭朱”一样，成本低、红利不仅丰厚而且惠及整个政权。这是中国政制上的一大创举，其在权力制衡与监督方面的诸多设计，迄今依然有着丰富的现实价值。(关于此次改革详情，可参阅雪珥《军机处：破解集权命题》一文，刊本报2012年10月22日)

治标的廉政风暴

这两项改革更像是应急式的维稳措施，通过在原则上的退让和技巧上的更新，起到了短时强心针的作用，却为今后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第二阶段中涉及经济和民生方面的重大变革并影响整个清代的，就是“摊丁入亩”和“耗羡归公”。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推出“永不加赋”的惠民政策，却因执行中的操作细节，而遭到严重异化。“永不加赋”所确定的定额税，需层层分摊，最后具体落实到每家每户。作为“分子”的税赋是固定的，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