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思莉・虎克：中国新左派的崛起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绍光（Wang Shaoguang）一脸欣悦地斜靠在椅子里，表示中国正处在一个"引爆点（tipping point）"[1]上。"我称之为'大转变（great transformation）'，" 他解释说，"除了经济政策外，中国如今第一次有了社会政策。"他说，因为社会和经济是深深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在经济改革之前并没有必要拥有一个独立的社会政策。

对王绍光来说，这个转变尽管迟来许久，但仍是个好消息。这位思路清晰的前耶鲁大学教授是一个被称为"新左派（new left）"的中国知识分子松散群体的一员，他们的矛头指向收入增长不均，并认为国家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该揉入实施财富再分配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而这一政策目前恰恰开始出现。

社会政策的趋向同中央政府权力的复兴也是联系在一起的。1995年，政府税收在GDP份额中的比例跌到9.9%的最低点。在经过一番协商努力，改进税收收缴之后，去年这一比例达到18.1%，大抵等于1987年的水平。当然，同期的实际GDP已经翻了两番，表明政府有大量财力可用于加强军事、投资基础设施，以及在社会福利方面增加开支。

财力的复原同王绍光对当前转变的诊断相一致。"在社会主义时代，经济和社会是嵌在一起的，后来彼此剥离，如今正重新嵌到一起，"他说，"在卫生保健和教育领域，尤其可见。"他解释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那段快速经济改革时期，政府从诸如卫生保健和教育这些领域的撤出导致了巨大的不公平，现在就要开始填补这些不公。

中国政策的变化记录证实了这一观察。全国人大开会之前于2月27日公布的年度立法计划这样说："由于当前中国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同等对待，未来几年内将会有更多涉及社会议题的法律出台。"此外，3月5日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大的公开演讲中指出，去年政府用于教育和卫生保健领域的支出分别比上一年增加了39.4%和 65.4%。

但这种转变超越了单单只是在穷人身上花钱。这从对已困扰全国人大多年的《物权法（Property Law）》的争论中可以明显看出来。在今年完成相当大的修改之前，该立法一再被搁置，6次未能在每年一度的大会上通过，开创了中国立法史上的一项记录。尽管如此，这项法律仍存有争议，因为它将个人拥有土地的权利写入了一个基于公有制原则的国家的法典之中。而且在社会上，对自由企业的热衷似乎也已达到了顶峰。

自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并加快了改革进程以来，实用主义一直主导着议事日程。共产党上层内部的斗争发生在彼此竞争的庇护网之间，而不是不同的政策派别之间。因此，虽然如今的领导层仍由技术官僚主导，但意识形态正有限地东山再起就尤为引人注目。

这场争论不仅充斥于全国人大的各个楼层，也席卷了中国的知识界：如何成功地将开放市场同本国的共产主义传统协调起来？援用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标语来消除矛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Rise of a Movement

一项"运动"的崛起

在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掌权5年里，新左派已经为这个纷乱不断的社会开出了一系列药方。尽管其名称是一种误称--在中国，对"左"和"右"的理解与欧洲或美国完全不同――该术语通常指代的是那些反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希望增加社会福利、要求更多的民主参与（但没有正式的选举民主），以及支持更加自负的外交政策的人们。

"它的基本特点包括：关注穷人以及社会下层，并对失控的发展不满，"纽约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张旭东（Zhang Xudong）说。张也被视为新左派，他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还提到，暴发户的崛起、官员腐败、污染以及"对乡村的破坏"也是这一群体的主要关切。

新左派已经谈论这些话题多时，但近年来中国环境和乡村地区的急剧恶化将这些话题抛到了全国的聚光灯下。据报道，2004年发生了超过7万起农村骚乱事件，其中许多是由于腐败官员非法征用土地，而且，由于体力强壮的男女移居城市就业，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继续老化。

日益严峻的形势无疑是对新左派的一份宣传。王绍光教授表示，六、七年前，中国大学几乎完全被自由主义者把持，但现在情况不再如此了。"为什么？因为社会变化了。人们考虑起那些以前不曾考虑的问题。"其他人形容新左派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但是新左派的术语本身是有问题的。一些贴有这一标签的人害怕被与那些诚心希望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老左派（old left）"强硬派联想到一起。"一开始，我自己不用'新左派'这个词，它是其他人用来批评我的一个用词，"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汪晖（Wang Hui）如此说，他还是颇有影响力的《读书》月刊的共同编辑。

在知识分子对这一标签态度保留的背后，其原因涉及到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政治气候的地震式变迁。张旭东将新左派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开始出现时是纯学术性的，非常专门地指代那些研究美国或欧洲左翼知识分子的身居海外的中国学生。他们对自由市场经济化、私有化以及从福利国家往后退步非常不满。"

张说，在第二个阶段，这些学生回到中国，他们觉得中国正在走其它国家已经经历过的"资本主义化"的同样道路，他们对改革方向提出尖锐批评。结果，"他们在国内受到很深的猜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正在加快其经济改革步伐，邓小平提出了非常著名的口号：共产党必须防右，更要防"左"。

然而，随着中国的经济繁荣和社会更加阶层化，这些猜疑都过去了。"眼下，最近的一个阶段，新左派已经成了基础相当广泛的社会运动。可能称之为'运动'有点夸大其词，但无疑这是志同道合者的一个发展趋势，"张说。

不过，在新左派拥护什么的问题上，仍有很大的不同看法。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区分是：有些思想家认为新左派是鼓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某种反对者，有些则视之为反对鼓吹个人自由的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的对立面。汪晖赞成前一种看法。"这不是同自由主义的争论，"他解释说，新左派吸收了包括自由主义传统在内的各种智力资源。在他看来，新左派事实上是在同新自由主义争论，他并且建议说使用"批判性知识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这个术语更为准确。

另一方面，王绍光则利用以塞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两种"自由"概念[2]来定义这些阵营："自由主义者鼓吹一种19世纪的自由--'免于……的自由（freedom from）'，而不是'做……的自由（freedom to）'。因此他们仅仅是想要摆脱政府控制或干涉的自由。"他认为新左派鼓吹的是另外一种自由。"不单只是免于政府的干涉，更是在健康、教育以及许多其他事务上享有平等机会的自由。"这个群体更有可能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门徒（student）。

沿着政治光谱更远一点，还有一些思想家介于新左派和如今很大程度上与新左派毫不相干的强硬派--或者说是老左派--之间。72岁的北大法学院教授巩献田（Gong Xiantian）便是一例，他的批评对延迟《物权法》通过是个很重要的因素。作为一名满腔热忱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形容中国当前的政治方向是终于厌倦了资本主义而准备"回到美好的旧时代"。

然而，很难说巩献田属于不相干者，这与左翼强硬派--有人形容他们年纪一把、早已边缘化、成天愤世嫉俗--不尽相同。他的争论要点在于私有产权是违反中国宪法的，中国是一个以集体所有制理念为基础的国家。并且当他大声讲出来时，中国领导人立马注意到了。"在2005年（8月），我（在网上）发表评论后，吴邦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很快召见了我，我们长谈一场，"他回忆说，"当年9月26日，他们发布了一项关于公有财产的声明，强调中国仍然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

由于此类反对，那份法律作了修改，以加强对公有财产的保护，还增加了一项条款，规定该法不得同宪法抵触。巩献田在接受采访时声称他已经看到了新的版本（当时并未公布），并对修改部分和草案予以支持，此前全国人大在一次闭门会议上对该法的第七版进行讨了论。

巩的经历表明共产主义信念仍然在中国的决策者中拥有深切的共鸣。然而，这样一个充满意识形态的争论只是一场意外而不是惯例。接受采访的大多数人都哀叹意识形态同政策决定越来越不相关。

"国家基本上是由一群工程师主导，他们是技术官僚阶级，"身为纽约大学文学教授的张旭东说。"大学生越来越少地热衷政治。"他失望地加了一句。

有些人视之为文化领导权的危机。"现在的领导人确实是正摸着石头过河，"北京大学的文学副教授韩毓海（Han Yuhai）引用邓小平关于渐进式改革的一句名言说道，"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领导人们都是低着头走路，因为他们在寻找躺在地上的金钱。"韩的学术工作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政治危机就在眼前--中国没有管治。经济是唯一的政府……金钱是唯一的意识形态。"

然而，当新左派对新自由主义不满时，他们并没有鼓吹回归中央计划经济。"他们并没有提倡直接回归毛时代的农村。相反，他们正倡导一个中间道路--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模式，英国式福利制度，或者美国'新政（New Deal）'模式，"张旭东说，一些新左派认为改革初期是有益的，但随着中国发展所付出的人权和环境方面的代价不断增加，收益就少了。"早期经济改革是一场正和游戏（positive-sum game）[3]，"王绍光说，"但到90年代末，经济改革已经成了零和游戏（zero-sum game）。"当国家迫使诸如卫生保健和教育这些部门变得更为市场化时，很多人被简简单单地抛弃了，也丧失了曾经享有的待遇。

汪晖对由于过度热衷开放市场而招致的问题的描述则吸收了自由主义传统："市场自由只有在政府控制下才可能。因此，它们从来不是无限制的。中国的问题在于我们的生活被控制得过严。我们需要更多的自治空间。我们不能让市场控制我们的生活。"它提倡实行更多的"经济民主"作为解决办法，比如说改善工人权利。

农村始终是新左派尤为关注的一块领域，他们视之为市场经济失败的最佳实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学家温铁军（Wen Tiejun）描述了他是如何察觉到中国改革掠夺了农村的劳力和资本，从而阻碍了必需的"三大生产力基本要素"--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谓的土地、劳力和资本。他认为中国是个典型的二元社会，城乡之间最大的差异必然要求针对乡村和城市采取不同的政策。

他认为改革的事与愿违，是因为决策者对待乡村的方式与对待城市过于类似。"农村工业化结合农村城镇化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方式，"他补充说，在80年代农村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城市，"（在农村地区）没有抗议，也没有社会冲突。80年代就是个黄金年代。社会冲突的出现是因为90年代我们没能找到一条与农村地区的现实相适应的道路。比如说，法律秩序的实行，这在农村事实上毫无作用。"

新左派将中国农村的不幸视为自身长久以来所坚持的立场的一种证实。在解释他的杂志如何有助于透露中国农村贫困时，汪晖面带微笑。"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