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开明不开明就看能否容忍异见

“威权”这词，在当代大概不是一个太好的词，但是加上“开明”的前缀，就似乎可以接受。特别是在当下中国，我必须承认，适度的威权不但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可能是必要的，但前提是这个威权必须开明。

如何判断这个威权是否开明呢？我的观点是：不是看它是否反腐，而是看它能否容忍异见。

一、历史的经验

开明威权必须容忍异见，不是一个新鲜的定性。仅就中国历史而言，它也是一个有几千年时间长度的政治规则。在中国形成国家的最初时期，公权力开始向专制异化，但也要求倾听民间的批评意见。所谓官员采风、立诽谤木、登闻鼓，都是统治者向民间征集或者听取批评意见的制度化方式。即便公权力演变到与人民形成政治对立，也并不敢从理念上拒斥民间的批评。如3000年前的西周，就有召公谏厉王弥谤的典故，提出了“防民之口，甚至防川”的著名古训。而中国远古时代“天意自我民意，天听自我民听”的民本思想，也通过儒家的继承与确立，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主干。后人和历史判断一个时代统治是否开明，朝代是否盛世，主要是看它对言论自由规则的实现程度。

而反腐，则不是统治开明的标志。腐败就是公权力行使者以权谋私，自公权力异化后，所在必有。因此，最高统治者为了对自己统治的正统性和延续性负责，都要反腐。因此我们看中国历史，言论自由程度最高也就是公开立法不因言获罪的宋朝，未必反腐成就最大，却是中国史上政治最开明、社会最富有生机、经济发展最快的辉煌年代；而反腐最激烈最勇敢的明太祖、清雍正，却因言论控制严、文字狱多，并不被历史冠以开明之称。相反，历史上说一个年代最黑暗，往往是指它钳制言论，闭目塞听，甚至打压言论，而“因言获罪，最为政之不堪也”（语出《左传》，个别字可能有误）。这种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华、最具现代性的成果。

二、近代以来的文明进步

中国虽然有兼听则明传统，但越到晚近，专制越厉害，到了清朝，政治已经近乎野蛮。而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文明演进，最终从理论上和制度上完整而彻底地确立了言论自由的地位。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基于其基本权利，是一种天赋人权。而政府是人民有限授权下的一个公共管理者，它必须接受人民的选择与批评。从学者的论证，到欧美国家从制度上的保障，其间虽然经历了残酷的斗争，但最终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政治法则甚至是立国基础。在联合国1948年通过《人权宣言》和1966年通过《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言论自由作为人权和公民权利的一部分，已经成为一个普适价值与国际规则。中国1998年也签署了这一公约。

按照我肤浅的理解，所谓言论自由，是公民在基本生存权利也就是温饱权利和安全权利得到基本保障后，所应具有和要求实现的第二种基本权利，即政治权利。基本生存权利可以说是一种生物性、动物性需求的权利，而言论自由才是人的权利，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权利，换言之，是人类文明与野蛮的边界。由言论自由开始，公民才可以升华到其他政治权利，国家才可以构建民主政治制度。如果统治者只愿意承担对国民的温饱与安全义务，却不肯承认国民的言论自由权利，那就和养猪没有区别。而人不是猪，人有思想，要求说话，表达各种意见。同时，人和猪最重要的区别，是公民决定政府，指导政府，因此公民才是国家的所有者，而政府及其官员是公民意志的行使者。这里一是要看到言论自由的实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二是要明确言论自由不是政府的施舍，而是公民本身的权利，它高于政府的权力，三是言论自由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开始，也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反腐并不必然造成政治进步，而言论自由必然导向民主政治和法治。

三、中国当下的异见分类

所谓异见，即不同于统治当局的意见，或者说，它是政治当局不希望看到的一类意见，同时它基本是但不完全是一种批评意见。我将它分为六种：

1．民众对于现实的各种不满，包括了批评、嘲笑和咒骂。

2．对于当下事件和事件真相的报道，这种报道往往是有司隐瞒和歪曲的。

3．对历史真相的讨论与恢复，这种讨论与恢复对当局可能不利。

4．对于社会弊端和政府治理缺点的政策性建议，往往不涉及更根本的制度。

5．对于社会弊端和政府治理缺点的学理性分析，往往涉及更根本的政治制度。

6．对于社会重大制度的构想与设计，即一种政治纲领。

以上六种异见，从中国现实看，对第一种，当局往往是容忍的，特别是在网络上。这并不表明当局愿意看到它，只是由于现实政治格局和技术进步，当局要禁止它，代价过大。

第二种，当局基本不容忍，以各种限令来禁止，如媒体不许异地采访，网络门户不许做自有新闻，打击所谓的网络传谣，甚至以立法（如两高500条入罪）和司法（如以所谓的网络制造虚假信息来治罪）进行打击。

第三种，当局因事而异，如果不涉及重大历史真相，可以容忍，反之则不容忍。后者如对党史、国史中的重大事件，如果涉及当局统治的道德合法性，当局基本上采取不许讨论也不许说话的态度，哪怕在家庭中进行聚会，也要拘捕。

第四种，当局是容忍的，甚至有某种程度的保障，如主动就某方面工作征求意见，和按照社会意见进行治理改良。

第五种，当局是压制的，甚至是打击的。这种学术性的讨论和意见表达，基本上不被宣传，也不允许出版和传播。

第六种，当局是严厉打击的，往往以煽颠、寻衅滋事等罪名入罪。

四、习仲勋老先生是中共领导人宽容对待异见的楷模

在重视人民言论自由权利、听取人民不同意见甚至自己发表不同意见方面，习仲勋老先生是当代中共领导人的楷模。文革前后他就注意听取民主人士和各级干部的各种意见，在他复出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时，一位基层干部写信批评他的工作，他不但将这封信在广东报纸上公开发表，而且写了评论文章。在中央工作时，他对中央的某些重大决策，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不同意见。他在全国人大任职时，建议制定《保护不同意见法》。习仲勋老先生的民主思想和坦荡开阔胸怀，在今天有极其现实的政治意义。

五、中共中央的改革决定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需要落实

我们的国家，现在虽然执政当局否定宪政和普适价值，但还不否定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就是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这一点，在前不久公布的中共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有明确的规定。

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水平，首先就是要提高言论自由程度。当前中国言论自由的程度可以说不令人满意，甚至有所倒退，如果说得更严重些，是全面倒退。这方面的例子太多。而以构建和谐社会标举的胡温新政，之所以不但和谐不成，反而更加败坏，只重视了人人可以吃饭、忽视了人人可以说话，是很重要的一条。

反腐人民是赞成的，现在的中央的成绩也很大。但是正如前述，反腐即不是开明政治的标志，也不必然导向政治的进步，相反，它在必然形成更加的威权外，可能会造成官员的消极怠政。而言论自由已经是当代政治文明的基础，是中国政治面貌的标志。需要注意的是，在进一步集权的形势下，如果没有适当的民意制约和引导，这种威权会副作用很大。我前年说，人民“休戚与共”，但中共“生死与民”，即与人民的关系决定了我党的生死存亡。当然，我并不奢望言论自由一步到位，我只是希望，本党中央能够以开明开放的理念，对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予以更大的推动，起码对网络和民间的声音有更多的容忍。这一点，会被记入历史，而这种突击性反腐的成效，是一时的，你做得再好，能超过朱元璋？为政者，计利当计百年利，谋局当谋几世局。人民对新领导者的期待还在，也许这是本党的最后一次机会，我们不可玩忽、丢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