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路浚：民主在中国：呼唤合法性的政治独立派

1980年代的人们还远未挣到人的基本权利――人们将政治改革、现代化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从内在逻辑判断上来加以理解和接受时代总趋势。199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主义的手术刀却开始指向人的基本权利、民主与现代化，这些，对于向往人的基本权利、人性之美、民主与现代化的“文革老三届”与“后文革族”这两代人来说，无疑是历史与心灵的双重苦难。因此，本文的言说，暂且回避20世纪1980年代启蒙主义与199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主义的对立与转换这一话题。只是从浪漫主义、理智主义和现实主义三条不同的民主与现代化的思考与学术进路以及从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的视角，坚守文本、思想、事实和历史的底线，思考什么样的民主及其理论促使“后文革族”在1980年代走向历史前台的相关问题。

一

萧功秦的《家史中的百年史》开头有一句西谚：“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是左派，就是没有良心，一个人三十岁以后还是左派，就是没有头脑”。笔者将这句话转引过来的意蕴是，任何一个有良心又有头脑的人，他的人生必经浪漫主义、理智主义和现实主义三个不同的历程。或者说，人们内心世界始终存在着浪漫、理智和现实的搏斗。只有从这一视角，才能走进具有历史与心灵的双重苦难的“文革老三届”与“后文革族”这两代人的内心世界。

行文之前，先分别对浪漫主义、理智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一界定。

浪漫主义，就是乐观主义，只考虑自己主观上的追求，不考虑外部的制约条件，企图一个冲刺就达到理想的终极目标。这条进路较少考虑民主与现代化是一个建设、积累的过程，过于激烈的变动，既不利于现代化的建设，也不利于民主的建设。如，1967年6月、7月、8月期间，连“最高统帅”的统治基础曾受到过动摇。当然，这条浪漫主义进路是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最高统帅”煽动起来的。“文革”初期，马克思的“怀疑一切”的格言曾经在红卫兵和造反派中风行一时。同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当时的号令也给他们指出了方向。“最高统帅”在1966年6月1日的批示中称，北大某某等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关于“文革”的决定宣布：“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 1966年11月3日，“最高副统帅”《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与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几乎从1967年下半年北京、上海已开始揪“五-一六分子（红卫兵变味的称谓）”开始，已有不少人认识人到，“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 “文革”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过是发动“罢官运动”、“揪人运动”而已。而从1968年开始，在经历了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后，“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的多数人进到1980年代，已磨灭了心中的浪漫主义。

理智主义，就是悲观主义，或无能为力论者。有的人坚持阶级论，认为现在的政权掌握在“新阶级”的手中，他们的本质就是要剥削人民、压迫人民，因而不可能与虎谋皮，搞什么改革。有些人信奉一种体制决定论，认为我们只要不彻底告别现行体制，就只会被体制所改变，而根本不可能改变体制。当然，也有持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他们认为，民主制度是持有民主理想的人奋斗的结果，而不是某种非人的力量所决定的结果。他们当然是理想主义者！？

现实主义，就是先求生存再谋发展者。有的改头换面，洗刷历史，“投降”于现实。也有“投机”于现实者。当然，也有持积极的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民主与现代化是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在争取实现每一项民主制度与权利的奋斗中取得的哪怕是微小的进展都会成为后人的历史财富。他们同样也是理想主义者！？

在社会历史走向的真实的物理空间而非几何空间，就历史事件而言，是近大远小的，而就改变社会历史走向的动力而言，起初看上去都并不那么耀眼，因此，本文言说的浪漫主义、理智主义和现实主义是理想主义者的浪漫主义、理智主义和现实主义。因为，如果不是理想主义者，无论是“文革老三届”还是“后文革族”中的人，就不存在历史与心灵的双重苦难的内心世界！？

将“文革老三届”与“后文革族”中的一批人以理想主义为标志，将他们单列出来，是本文思考的一个思维支点与线路。除了区分他们同时代人的浪漫主义、理智主义和现实主义以外，还要特别注意从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来把握他们的历史命运。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的运行体制，无论思想文化还是科学技术都要围绕国家（皇权）实现其统一统治的中轴转动，是一个君（统治者）利用臣（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作工具，统治民的三重结构的社会。社会结构可以简化为“君――臣――民”。 历史上的知识分子的作用象先秦提倡学术、汉博士保存古典。学而优则士，这是知识分子对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的最重要用，也是知识分子的理想。当然也有怕惹祸害的韬晦派、喜说空话的虚浮派等豪无用处有些甚至是桎梏人性的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无用之用的知识分子――历代统治者，没有不想着籍知识分子来粉饰太平，知识分子在这当儿有大作用的。历朝历代，知识分子对统治者的态度都有以下几类：央求统治阶级垂顾、无耻的谄媚、效死力、不合作、反抗等。几千来，从主流上讲，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以天下为己任，包括以前李大钊也说过“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等等。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对社会、对民族的一种道义。当然这种道义某种程度上跟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学而优则仕。近代以来，至少从康有为梁启超那代人开始，知识分子笫一次“想”以独立的身份承担起“国家” 和“民族” 的事业，其动力就来源于传统中国的历史大惯性。到了“五四” 时期，似乎形成了“国家――知识分子――民间” 结构。在传统中国的“君――臣――民” 结构中，臣与民 任何一方都不是君臣民三足鼎立的一足。“五四”以来的“国家――知识分子――民间” 结构也不可能有三足鼎立的一足。从这个意义说，“国家――知识分子――民间” 结构就是一个“君――臣――民” 结构的“影子”结构。在这个“影子”结构中，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三条进退之路：学而优则仕被体制吸收进入“庙堂”；被体制边缘化处于“江湖”； “处江湖之远”而同“庙堂” 进行抗争。三条进退之路归并为处于“庙堂”与“江湖”之循环中。本文所说的“文革老三届”与“后文革族”中的理想主义者，就是“处江湖之远”的行走在同“庙堂” 进行抗争之路上那些人。只有这些人才是执政者的挑战者！？

二

在“文革”的浪漫主义时代，象杨小凯一样的闯进价值世界的那批理想主义者的青年（他们不过是对这个世界应该怎样作出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的选择，还没有挺进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的层次，或者说，他的思想仅仅穿行在价值世界中，还没有挺进到“真理” 世界中），心中充满着激进的左的理想――企图再现价值世界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批理想主义者的青年，大都会象杨小凯那样，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最后不会忘记这么一个句子：“最高统帅”思想万岁！无论是1966年8 月30日的北京大学的学生乔兼武和杜文革（肯定是因“文革”而改掉原名）的《给党中央毛产席国务院的公开信：造三个大反――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大字报，还是1966年10月17日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李文博的《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的大字报（他和其他同学还写过《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包括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２日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都有一个共同点：基于广大人民群众与新的官僚特权阶层的矛盾，用革命委员会取代党团组织，实行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也就是说，这些造反派最终造到取缔党团组织、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机关上了。这些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者第一次触动到“文革”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最敏感的神经，他们那里知道，“文革”的动机之一不过是发动“罢官运动”、“揪人运动”而已。当“文革”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完成了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后，等待这些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者的只能是被封杀的命运。

几乎所有的研究当代思想史的学人忘掉了一个铁定的事实：在“文革”的浪漫主义时代，对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者的“封杀”，不仅仅“封杀” 掉他们的理想，更为严重的是“封杀” 掉作为观念形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引导他们走巴黎公社的道路，又“封杀” 掉他们走巴黎公社的道路的理想，等于执政者不自觉地为日后“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播下的自由民主种子提供了田间土壤）――催生了作为观念形态的自由民主主义的历史的早日到来！？几乎同样是铁定的事实，这些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者，思想从穿行在价值世界，挺进到“真理” 世界以后，作为观念形态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头脑中的终点，自由民主主义却是头脑中的开端。而具有威慑力的是，当代中国作为观念形态的自由民主主义登上历史舞台时，不是从西方学来的，是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者们，在经历了人生的坎坷与曲折之后，从自身经验中悟出来的。也就是不同于先驱者梁启超、严复、孙中山、胡适那些人向西方学来的的自由民主理念。几乎可以说，他们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独立地重新发现了自由民主主义和宪政理念。

而从观念形态的历史进到现实形态的历史，执政者最大的挑战是，“文革老三届”这一代人，由于历史的现实拉大了他们同执政者的意识形态的距离，而对于成长于“文革”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后文革族”几乎远离了执政者的意识形态，而接受西方社会思潮潮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说得简单一点，至少自“1989年63+1”以来，执政者最大的挑战是从起初的左倾的理想主义者演变为自由民主主义者一直企图摆脱执政者的意识形态而重新铺路！？

有谁会想到，这是从1957年“封杀”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的修正主义运动开始，一步一步走过来造成今天这一被动的局面呢！？有谁会想到，这一被动的局面的背后就隐含着制度的巨大的漏洞！？

三

为加深对“文革老三届”以及“后文革族”的浪漫主义、理智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理解，需要对1957年的浪漫主义、理智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一简要回顾。

现在一般的说法是，1957年的整风运动，诱发知识界展开了一次批评监督执政党而“大鸣大放”的回应；随后中央扭转乾坤，发动一场空前规模的“反右派”斗争，把55万公民（据解密档案，一说3178470人）打成万劫不复的贱民、敌人；并划分了两个主体和性质有区别的阶段，前者带有争民主的宪政运动性质，后者则是这一民主运动的反动――为维护“党天下”和领袖专制而大规模镇压敢于挑战这种政治格局的爱国知识分子。

笔者以为，1957年的主流并没有深入到争民主的宪政运动性质。这个说法很可能是当今具有“宪政梦”的学人们对1957年的人为拔高！？

1980年6月，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决定，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仁炳等五人的右派分子身份不予改正。55万人或300万人中有多少“真右派”？如果按照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标准，“真右派”的人数是微乎其微的。即使“章罗联盟”的头子章伯钧和罗隆基，也没有“反共”即推翻共产党的胆识。如果按照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六条标准”， “真右派”的人数还真不少。笔者以为，认识1957年的简单方法是，可以将“右翼知识分子（“章罗联盟”等民主党派）”与延安过来的“左翼知识分子”归并到理智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阵营，而将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五一九运动”的参与者划入浪漫主义的阵营。看看他们究竟在诉求些什么。

概括地说，1957年的“右翼知识分子（“章罗联盟”等民主党派）”要求调整政府构成和执政模式；以丁玲为代表的延安过来的“左翼知识分子”及其他一些人的着眼点是维护人权，反对执政党及其官员对于人权的的肆意侵犯；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五一九运动”就是1957年的浪漫主义运动，他们受修正主义影响要求改变执政党的思想政治路线。

1957年的“右翼知识分子（“章罗联盟”等民主党派）”并没有“取（中共）而代之”的野心，他们的目标是联合执政，有职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