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礼庭：也谈“公平与效率”」正文
也谈“公平与效率”
――兼论“后发优势”的必要前提
前言
本文是我在九年前2005年写的文章，现在看来，至今仍然具有参考价值，因此我借爱思想网址把它重新发表，希望读者批判指正！
最近舆论界对“公平与效率”的主题争论热烈，既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论点，也有损害公平，必然影响效率的论点。我们在此提出公平和效率的最佳组合的衡量标准就是社会总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必须把有效促进每个人的劳动技能的提高和有效激励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和能动性的发挥，并达到最佳状态作为根本准则。这一原则也应该是帕累多最优的前提条件。
（一）、“每个人”和“一切人”，或者说大多数国民的劳动能力和劳动积极性、能动性的不断提高是社会经济效率的最主要来源。
“ 人”不但是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革的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的主体，也是它的出发点，更是它的最终目的。生产力、社会财富和经济效率是人创造的，也是为人享用的。如果说社会公平的砝码能够影响效率的话，也是通过对大多数人的劳动能力的提高和劳动积极性、能动性的激励来实现的。因此我们的注意力不能放在生产力和物质财富上，而必须集中在“人”的因素上。不应该放在公平是否会影响效率，而应该着重分析目前我国收入差距是否影响了大多数劳动者和他们的后代的劳动能力的提高，是否制约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和能动性的提高。因为这是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如果从这一观点切入主题，就不难得出兼顾公平是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主要问题。
（1）、帕累多收入分配理论的前提是市场体系具有充分的、有效的调节机制。
目前“效率优先”论的主要论点是：只要经济增长是符合帕累多效率的，就没有坏处。没错，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产生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而且市场会有效地调节收入差距，而且不管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的高低，收入分配曲线都是一样的。因此得出必须效率优先，有了效率才有能力兼顾公平的结论。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这一帕累多定律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在健全的市场体制中，市场的调节机制必须是充分有效的，必须在过程上和机会上是公平的。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目前我国的市场环境，如果我们的分析是公正的、科学的，那么我们不得不得出目前我国的市场环境是扭曲的，市场经济的最大原则――公平竞争正经常地、大量地受到绝对的权力和以权谋私的腐败的侵害。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无论是假冒伪劣、行政审批、金融坏帐、证券非法操作、严重矿难、国企改资、宏观调控、甚至在公开的项目招标、商业营销中，到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暗箱操作，到处可见以权谋私的不公平竞争。而以权谋私的腐败不仅仅是公共资源流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从根本上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如果没有完善的游戏规则，即如果没有程序上的公平，就不可能有充分的、健全的市场调节功能，那么我们也就根本无法奢谈帕累多收入定律，也不可能有帕累多最优状态。它们不能用来分析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现状。
（2）、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之大已经达到了严重制约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劳动能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制约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和能动性的发挥。
我们手中没有确切的资料说明我国的基尼系数到底是多少，有的报道是0.4以上，也有的报道是已经达到0.6以上，但不管是0.4还是0.6，正因为经济中的腐败是根本无法统计的，所以在我们的统计资料中肯定不包括公务员和国企干部的合法不合理的各种待遇和灰色收入，比如：明文规定的工资、补贴、津贴、汽车、住房等待遇是否合理，甚至公车私用、住房超编、公款吃喝旅游等等。如果我们再加上无法统计的腐败收入的话，那么我们的基尼系数实际上肯定大得惊人。这可以从大陆华人在世界各地一掷千金的消费现象中可以反映出统计资料背后的真实情况。
其次，与绝对的权力的疯狂的掠夺成对比的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另一主体，有效的、真正代表劳工的工会的缺失，使我国劳工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绝对的、严重的不公平地位。这是因为我国宪政规定不允许劳工自由组建工会，而官方认可的唯一的工会又处于绝对的权力的控制之下，因此它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代表官方利益和屈从权力的淫威，而无法真正代表劳工利益，而目前社会上的大量对劳工的无理欠薪就是这一观点的最好证明。（连欠薪问题都无法解决，还奢谈什么“介入劳资工资谈判”。）而真是由于这一主体缺失，使广大劳工根本无法与资方和官方（国企）公平竞争。从而严重影响了劳工利益。更有甚者，当劳工的利益受到非法侵害时，既由于无力承担巨大的诉讼成本而打无法官司，也往往因为权力和资本的非法操作，使他们根本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我们的宪政强调的是“私产入宪”，而不是“人权入宪”。我们在此进一步设想，如果绝对权力的腐败和血腥的资本相结合的话，那么我们又怎么来保护和保证广大劳工的真正利益呢？难道我们共和国的总理一个人真能为全部劳工讨回应得工资吗？
最后，目前我国大多数劳工的实际收入和实际工作时间，不但严重地影响了他们自己接受再教育的权利，而且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后代受教育的权利，这不但因为高额的、不合理的基础教育的费用，还因为不合理的户籍管制，使他们在城市中受到阶级和地区歧视。所有上述情况如果得不到改变，那么将从根本上长期 地制约我国大多数人的劳动能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也将成为我国“后发优势”根本障碍。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除了资金和固定资产的有效促进之外，更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的提高。如果教育和再教育这一最基本的权利得不到保证的话，那么还奢谈什么“效率优先”，哪里还有效率可谈？因为任何效率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必定是靠人创造的，在大多数人的劳动能力和劳动积极性、能动性受到伤害的前提下，哪来的效率呢？我们且不分析我国每年7%―8%的递增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只能说，如果仅仅靠外延扩大再生产和高消耗、低效率、严重损害环境、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所产生的效益，再不能真正起到提高大多数国民的劳动能力和激励他们的劳动积极性、能动性的话，那么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国民经济的高效、持续发展将受到根本制约。更不可能有“后发优势”。如果目前我们能够在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方案上提高在全民基础教育和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方面的投入，那么我们就能从全面提高全体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劳动积极性来切入主题，通过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来提高经济效率，因为全体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的提高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最主要、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这也正是为什么北欧高福利国家能够长期保持高增长率的真实原因。
（二）、收入差距不合理对我国经济发展在其他方面的影响。
（1）、收入差距不合理使我国消费需求严重不足。
凯恩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揭示：边际消费倾向是随着人们的收入不断提高而递减，因而社会总收入向少数人集中必然使社会总体消费水平递减。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社会福利严重不到位，致使大多数国民不敢放开享受应有的消费水平。如青年人大量储蓄为买房，中年人为子女教育而储蓄，老年人则为巨大的医疗费用而储蓄，所以大多数国民都严重地消费不足。而近十年的消费萎缩严重地制约了我国的经济发展。
（2）、收入差距不合理造成我国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
收入结构不合理必然造成消费结构的不合理，有购买力的高档消费品，如汽车、住房等已经基本饱和，而中低收入者的购买尚需积蓄财力，而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在城市已经饱和，但农村又没有消费能力，因而造成消费结构断链，从而通过供应结构影响到产业结构的及时调整。
其次，消费萎缩和内需不足又造成过分依赖出口，而出口的又都是低端产品，不但利润薄，而且能源和环境压力大，并必须进一步压低工资水平以吸引外资和扩大出口，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的主要条件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的升级换代，我国劳工的低收入造成的劳动能力低下，严重制约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另外过分依赖出口造成巨额顺差和大得不正常的外汇储备又面临美圆恶意贬值而受到损失。
（3）、收入结构不合理造成投资需求的严重不正常。
消费萎缩和内需不足使正常的投资预期不良而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投资数量，而大量的储蓄又由于金融业的以权谋私的腐败，一方面造成不正常的投资需求趁机而入，另一方面急需资金的中小民营企业受到贷款歧视。因此这种由收入结构造成的高储蓄倾向，进一步造成的金融危机，将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最大隐患。我们在此预言：如果说我国可能发生大规模经济危机的话，那么必定是由金融危机开始，其终极原因只能是由大量金融坏帐引起。
（三）、“兼顾公平”的具体措施。
兼顾公平的实质就是劫富济贫，目前我们必须从以下几点开始。
（1）、有效的兼顾公平的政策措施必然地来自于对现实引起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的科学的、客观的分析。新左派指责是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引起了收入差距拉大，因为市场经济必然引起二极分化，而新自由主义认为正是市场经济不充分才引起贫富不均，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改革，认为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和提高经济效率才能有能力兼顾公平，认为正因为目前国企的“所有者缺位”引起的低效率，所以必须进行民营化和私有化，并认为必须以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来指导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