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路浚：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一场远未完成的历史使命

本文是何新、萧功秦和徐友渔的比较研究的一个结论，要不要发，笔者思考了一些时日。本文的言说，对于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初过来的学人不会感到困惑，而对于在经历了20世纪1980年代启蒙主义与199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的对立与转换的年轻一代的学人来说，会有不少困惑的。何新、萧功秦和徐友渔等三人同属于“文革老三届”那代人，但却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研究上，走向了三条不同的学术进路。在笔者看来，不管他们的思想观点走向如何，他们事实上已在当代中国社会历史走向的坐标系中留下了坐标点。问题的关键是，历史早已穿越这些（包括他们三人以前的先行者）坐标点，但，现代国家的形成，仍然是一场远未完成的历史使命。因此，将他们三人的思想观点当作一个历史现象来研究（从个体与历史互动的视角，既关注整体又关注整体之下潜存的个体）是有意义的。因为社会、人文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只有在前人艰辛的肩膀上才能攀上险峰。

一

历史前进到1980年代，学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已不再是1960年代的“四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了，而增加到第五个现代化，即“人的现代化”。当然， “人的现代化”并不是1980年代在中国的一个突发异想――几乎是近现代中国的一个永恒的主题。这可以从19世纪末中国学人们带着激情迎接20世纪的到来的言论中可以读到这一历史信息。当时许多刊物直接就叫做《二十世纪》、《新世纪》、《二十世纪大舞台》，有识之士曾发出千古问询：新世纪中华民族希望在那里？结论是，人！实现人的现代化（提高人的素质）。这是一个用不着去考证的问题。

因此，在契入这篇文章主题之前，有以下三点先提醒博友们：

第一，“人的现代化”并不是人们在1980年代第一次提出，而是重新提出。在先锋思想家们那里，针对着“以经济为中心”而提出的“人的现代化”包括制度现代化与“物”的现代化的矛盾自我同一问题。更多的是对于“人的现代化” 与“物”的现代化的程序性目的性的思考。而在当时，“人的现代化”是以国家现代化为载体的。

第二，1980年代“全盘西化”的语境，在官方词汇中是个“贬义词”，意指“资产阶级自由化”； 但在“现代化”研究的多数学人看来，“全盘西化”是个“褒义词”，他们的思想倾向是，“全盘西化”对应着反对与批判传统文化，“全盘西化”在当时几乎没有1990年代的后现代或反现代意义上内容。

第三，1980年代的学人们的思想观点在“五个现代化”基础上有一个现代国家这一共同学术指向。在8963+1之前，他们就存有分歧，在8963+1之后，他们走向分裂。

为便于言说，本文尽可能锁定1980年代“全盘西化”的语境下的那代学人们的心路历程，而1990年代具有后现代或反现代意义上内容的“全盘西化”的语境下的另一代学人们的心路历程，则放在在下一文中再叙述。

二

对于“人的现代化” 与“物”的现代化这一矛盾自我同一体的程序性目的性的思考，仿佛是上苍冥冥之中对人类命运的一个安排。在前面的《从牛顿的世界观说到现代化的发展的新史观问题》一文中讲到，1972年，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丹尼斯-米都斯领导的一个十七人小组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一份题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以及1981年，美国的杰里米-里夫金与特德-霍华德联著了《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一书。可以理解为西方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已从“物质”的世界图景重新“反思” “人的现代化”问题与“物”的现代化这一矛盾自我同一体。而在中国，1971年“九一三” 事件（林彪是个圣象制造者又是圣象砸碎者）是一个转折点，“文革老三届”整体的“一” 之下潜存思想种子开始萌动，各种手抄本、沙龙活动以地下的形式开始登台。今天再回往这段历史，可以把1971年“九一三” 事件看作是中国的“文革老三届”中们从“精神” 的世界图景“反思” 以国家现代化为载体的“五个现代化”问题的开端。

促成这一变动的另一社会大环境是，可以借用上海知识界“三剑客”之一朱学勤在1990年代为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而讲到的“68年人”的说法。1968年确实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头。此前，“红卫兵”一直是“文革”的“摧枯拉朽”、“横扫”、“炮轰”的主力，“谁主沉浮”的“主”，但到这一年，他们总算“闲”下来了。如何处置人数巨大的“红卫兵”――知识青年就成了当局的一块心病。此前的1967年下半年北京、上海已开始揪“五-一六分子（红卫兵变味的称谓）”，从1968年春季开始，全国各地大规模进行的“三查”运动，即清理阶级队伍，继而工宣队进校，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使“红卫兵”如同退潮和涨潮几乎同样快的速度被剔除出中国的政治生活。历史已经走到这么一步：借着“红卫兵”之手，击垮了“资产阶级司令部”，也就是打倒了一批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之后，另一批新的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已结成“神圣同盟”崛起于北京紫禁城了。而到了1968年的“红卫兵”――知识青年，已经不是一段时间在电影、电视、小说中描述的打砸抢那一类人了。他们中有一批人开始怀疑与思考了。从1969年开始就是他们的上山下乡的“历史”了――从此开始，使他们的思考更有了历史与现实的意义。

直到今天，人们对于“红卫兵”――知识青年最早开始怀疑与思考的那批人往往关注的是思想变动的整体动态，而较少关注在整体动态之下的个体与历史的互动以及产生思想的原因与机制。因此，在说何新、萧功秦和徐友渔之前，我们来先说一下杨小凯、张木生、遇罗克三个背罪而坐牢的人吧，虽然他们都够不上朱学勤在1990年代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标准。

先说杨小凯吧。2003年，7月7日清晨7时49分，这位被公认最有可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裔教授，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因肺癌医治无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家中平静离世，终年55岁。杨小凯带着坎坷的历史离开了人间，同时带走了他那可贵的批判精神。他坐过十年冤狱却自学成才；他没有上过大学却创立了国际性学派；他研究科学晚年却信奉基督。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２日，他写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认为民主政体应该是民选的），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第二把手在看到了《中国向何处去？》以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很快，他的文章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1968年1月24日晚上，有些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做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在接见中，某某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杨小凯）”与《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 某某还断言说:“他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几天以后他就被“钦点”抓进监狱，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不光使他自己身陷囹圄，而且也给他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

当年的杨小凯不到20岁哩！这不能不引起人们们去探究他的思想基始起点的问题。

按今人的眼光，当年的杨小凯不过是写了另一条“道路”――同样是激进的左的理想主义的大字报。他不过是对这个世界应该怎样作出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的选择，还没有挺进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的层次（按杨小凯自己的说法，这要等到坐牢以后）。用现在流行的语言说，他的思想仅仅穿行在价值世界中，还没有挺进到“真理” 世界中。

历史前进到1968年，象杨小凯一样的闯进价值世界的青年已有相当一批人了。如1968年秋天，20岁的张木生写出了5万字的文章《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在这篇文章里，张木生批判了斯大林体制，批判了学大寨的偏颇，并对当时中国的体制问题提出了质疑，虽然有些含蓄，并得出一个结论――“包产到户确实可以增产”。文章很快被油印传播，北京知青中刮起一阵“张木生旋风”。 他为此背罪而坐牢。张木生1965年由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高中毕业后即“文革”前就到内蒙古插队――上山下乡。因为有了“文革”前就上山下乡的经历，相比而言，张木生闯进的价值世界就比杨小凯现实得多了。

一个问题是，难道杨小凯、张木生等人天生就具有“胸怀全球、放眼中国”的对“中国问题”的宏大的言说能力吗？

非也。他们也同那个时代的许许多多青年一样，有一个家庭、学校、社会等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播下“种子”――后来，这颗“种子”在经风经雨后一点一点地发芽、一点一点地抽苗成长的过程。这些人大都从小立志做个“接班人”。杨小凯是高干子弟，他的父亲曾做过省委常委、组织部长。1959年，打倒“彭黄张周”，他父亲其实是其后的第五个人。而张木生的父亲曾经给周恩来、董必武当过秘书。“国家”，如同母亲，确确实实从小就存留于杨小凯、张木生这批青年人心中，长大后，他们仿佛都已作好一切为了“国家”的准备。

今天回过头来看，家庭、学校、社会等在他们那代人幼小的心灵中播下“种子”，确确实实成为那代人后来的社会实践的“种子”。同杨小凯、张木生家庭出身反差极大的遇罗克的事件同样也说明了这一点。北京人遇罗克，生前是北京人民机器厂学徒工，做过代课教师等多种临时工。他于1968年1月5日被捕，1970年3月5日和另19名政治死刑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大会上，被宣判死刑。他同杨小凯、张木生等人不同，他的思想不仅闯进到价值世界，而且挺进到“真理” 世界。他的父亲是水利工程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正因为如此，数次报考大学，虽然成绩超群，但都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在时间概念的准确性上，遇罗克的大量思考早在“文革”前就已暗暗形成，而杨小凯、张木生等人在“文革”中进行思考，1968年进入“禁区”。 1966年2月13日，遇罗克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反对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文革初期的“血统论”， 使得很多人仅仅因为出身的问题就受到残酷地迫害。遇罗克以他的《出身论》（在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刊载），直指这一影响着当时整个中国这种“血统”论调。他在文中指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在他的另一文章《谈鸿沟》中，他更是明确宣称“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文章的核心宗旨清晰明确，呼唤平等与尊严，吁求基本的人权。这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离经叛道的。在今天看来，遇罗克用有生的生命（只停留了28年）赢得了无生（永恒）的精神。遇罗克的思想境界在朱学勤所寻找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中有几个所能达到！？

青年人对理想主义的追求，几乎一个永恒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想一追求。这是因为人们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遇罗克如果能够幸存于人间，面对激流奔涌的1980年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只有上帝知道。而英年早逝的杨小凯早已投进上帝的怀胞，他选择远离在他青少年时代视同母亲一样的“国家”，是母亲一样的“国家”不要他，还是他再不认视同母亲一样的“国家”，只有上帝知道。而晚年的张木生执著于延安时代的毛、刘的“新民主主义”的“升级”，是否意味着他仍执著于青少年时代立志做个“接班人”的那份情怀，同样只有上帝知道。

因此，从发生学意义上去考察共和国前夕到整个1950年代出生的那代人的产生思想的原因与机制时，除了关注这一代人经历过的惊人的坎坷与曲折，承受过苦难的考验和风雨的打击外，还应特别关注因思想基始起点不同而引起的三条不同的思考与学术进路：一条是杨小凯、张木生等人的以“国家”为出发点与目的地作为思想基始起点；另一条是遇罗克等人的从社会底层的日常生活再现活生生的人们的苦难的社会的秩序作为思想基始起点；介于前述两条道路之间的“中间”地带的第三条思考与学术进路。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本文的言说思路很重要。如，在“文革”中艰苦自学的何新，1970年和1973年由于对“文革” 及江青发表“攻击”言论而两次被打为“反革命”， 挨过斗、坐过牢。但何新的父亲曾是1980年代主管意识形态与理论的中央首长的老部下，基于此，笔者将他划为杨小凯、张木生等人那条思考与学术进路。又如，萧功秦，1965年毕业于上海虹口中学高中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