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党的理论指导和执政依据需要新思维

从共识网读到该网编辑对陈启懋题为《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访谈(见共识网2014年2月14日思想文化栏），觉得这个访谈把现在人们关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大都涉及到了，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陈先生观点鲜明、阐述深刻，厘清了长期以来影响国人思维的不少模糊认识。同时，我也由此引出一些联想，觉得长期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对党的理论指导和执政依据的传统表述与阐述有明显欠缺，需要作一些新的认识和诠释，需要有一种新思维。

不宜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

陈先生在访谈伊始就谈道：“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苏联。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我们接受的是列宁主义。当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列宁主义，后来变成了斯大林主义。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回事。”这段简洁明了的话，对长期以来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混为一体的模糊认识无疑是一副清醒剂。陈先生的这些看法，好多年前就有学者谈到过，认为列宁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可惜主流意识形态不仅至今没有正视二者的区别，往往将二者统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对它的诠释带有明显的斯大林色彩，把斯大林主义当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与马克思主义更是背道而驰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最早使用于列宁去世后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大会闭幕前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宣传活动提纲》中指出:“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自己党员的共同财产，“使每个共产党了解到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意义”。共产国际亦即苏共当时之所以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既是为了应对孟什维克批评列宁主义违背马克思主义、西欧一些工人政党认为列宁主义只适用于俄国等非议，更是为了统一共产国际所属各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其所强调的重心在列宁主义，目的在于实现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其前缀的“马克思主义”，意在表明列宁主义的正统传承，并非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坚持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1925 年3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共产国际所属各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纲》中明确强调:“共产国际各支部在当今时代只有站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因此，共产国际在五大以后的十来年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经常被“列宁主义”所代替。直到1938年斯大林主导的《联共(布) 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才比较普遍地使用起来，但对其内容和观点的阐述已经斯大林化了，成了斯大林主义的代名词。1949年以后的相当长时期里，我国有关领导机关将《联共(布) 党史简明教程》作为党员和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教材，所学到的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这种学习主宰了那个时期乃至此后很长时间里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绵延不绝、至今犹存。

陈先生谈到：“按照斯大林的说法，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列宁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早期和中期的许多学说和理论，包括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而且还有很多发展。”“但是，列宁主义也有一些不符合甚至于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比如说，马克思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高度发展，建立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成熟，才能实行社会主义。但是列宁恰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到政权的情况下，可以先对生产关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先搞社会主义，再发展生产力。这跟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冲突的。”“再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信条是人类解放，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人类自由发展，而且把它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标志。而列宁恰不重视人的自由”，“还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讲过这样的话。”至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根据欧美资本主义发展新情况，对其原来所坚持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思想的调整和发展，列宁则更是视而不见、置之不顾。

我国三十多年来在改革开放实践向纵深推进中所遇到的思想阻力，相当程度上来自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负面思想观念的影响和阻滞。比如，1980、1990年代交替之际改革实践进程大倒退，国有企业改革举步维艰、难以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至今迟滞不前，就与“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主要特征”、“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主要形式”、“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等斯大林主义、列宁主义观念的影响和阻滞有直接关系。

陈先生说：“现在的改革可能面临两个困境，一个是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一个是来自意识形态的阻挠。当改革触犯到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时，他们就会高举着意识形态旗帜，说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我觉得还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用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来分析问题，衡量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只有思想上弄清楚了，解放了，才能正确处理、解决当前的问题。”我很赞成陈先生这个分析和见解。进一步说，如果作为党的理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竟然成为特殊利益集团诘问、责难和阻挠改革开放实践进程的挡箭牌了，那就必须对这种理论指导和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进行改造，使其像“凤凰涅磐”一样重获新生。具体来说，就是要将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负面内容从党的指导思想中剔除出去，促使党的根本理论指导回归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和源头。为此，在主流意识形态对党的理论指导的表述中，不宜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了，应以“马克思主义”取而代之。

回归马克思，超越马克思

以1880年为界，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马克思主义以《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为代表，强调阶级斗争，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就欧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来看，这显然属于激进的空想，很不现实，经实践检验被证明不具有真理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期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的一些论述和恩格斯《1848-1850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及其他一些文章、信件为代表，在相当程度上放弃了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乃至共产主义理念（恩格斯当时就反对把“共产主义”写进工人阶级政党的党章），并根据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新变化和工人运动的新经验，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形式、策略、方针提出了新的指导思想。

尽管马克思主义依据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及时作了明显的自我调整，前后两个时期的内容和观点有较大差异，但一以贯之的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哲学，亦即马克思主义人学。恩格斯逝世前不久仍坚持《共产党宣言》对代替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形态的表述，认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理想追求和价值目标，只能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一个联合体”。还说，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表述了。

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现实、实践的人，注重研究人的本性、人的需要、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本质、人的自由、人的解放、人的个性、人的发展、人的创造。马克思曾从人的发展角度把人类社会演进形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大形态即最初形态(家长制、古代以及封建形态)的特点是人的依赖性；第二大形态(资本主义形态)的特点是人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是以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第三大形态（未来社会形态）的特点是自由个性，这种自由个性是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财富的基础上的。他们认为，为了促使人类社会由“第二大形态”向“第三大形态”演进，“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关系”。显然，我们所说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理论指导，既不是固守马克思主义前期的思想和观点，也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后期的思想和观点，而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价值观、方法论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各阶段所面临的重大的现实问题，确保中国社会朝着“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方向不断拓进。这就是说，我们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回归马克思”，使党的理论指导从根本上回归到马克思主义人的哲学上来，这是马克思主义闪耀着恒久真理之光、具有普世价值的精华之所在。

所谓“超越马克思”，主要包含两方面的要求：其一，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实践已经表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分析大都过时了，对未来社会形态的许多具体构想（比如消灭商品、货币，实行计划经济、按需分配等）大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对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比较分散，很容易被人误解（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基本上是列宁概括出来的，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原有内容）。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原来的庞大理论体系中，凡是经实践检验被证明是片面性、局限性乃至错误的内容，有多少就应该否定多少。其二，马克思主义人学是实践的哲学、革命的哲学、自由的哲学，是价值论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其根本目的是要使人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全新的人”、“自为的人”、充分发展了人的本性的“丰富的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创造全新的社会条件，克服各种异化，使得每个人都能充分、全面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实现自我的同时为社会做出贡献，使人逐步成为自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自己的主人。马克思主义人学具有普遍的真理性，但其理论指导价值的实践体现，有赖于对一定时空范畴内诸种主客观条件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

科学发展观将“以人为本”作为“核心”，开启了党的理论指导“回归马克思、超越马克思”的有益尝试，但主流意识形态将“以人为本”中的“人”主要诠释为传统意义上宏观、抽象的“人民”，这和马克思主义所说“人”的内涵似有明显差异，尚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再则，按照近十几年来主流意识形态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方式，新任党的领袖的理论认识将要连续不断地后缀到党的指导思想里来。这不仅不利于党的理论指导的严肃性、科学性和稳定性，而且其具体用语也势必越拉越冗长。因此，基于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社会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要求，将党的理论指导表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比较适宜，用不着在“马克思主义”后面再连续不断地后缀那么多词语了。当然，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容各有不同。只有能够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能够引领中国社会向着“自由人联合体”目标不断前进的理论，才有资格被冠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称号。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业已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和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过，主流意识形态现在对这个理论体系基本内容的概括和阐述，同“以人为本”的核心要求还有较大距离，需要进一步调整和校正，需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

陈先生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总体来说”“很好”，特别是突出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重点，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必须冲破在相当一些领域垄断资源配置的权贵集团的阻挠和抵抗。具体来说，主要得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政府要把原来掌控的资源配置权交出来，今后对经济主要是进行宏观调控、依法监管，并做好有关服务工作”；二是根本改变国有企业对大量资源的控制，取消他们实际上享受的很多特殊待遇，使其成为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的市场主体；三是敦促地方政府乃至村委会把掌控集体所有制土地所得到的利益让渡给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