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允星：罪犯是如何制造的？

韩德强先生是我曾经关注过的一位当代中国学者，他的一些演讲曾经很吸引我，其政治思想自然是我比较熟悉的。由于自己的思想后来发生了重大转型，韩先生的高论很少再引起我的关注，如今又在多家大型网站上看到了他的《法治制造的罪犯》一文，耐心阅读之余，深感有必要仔细梳理其中的思想线索，并针对其核心思想提出一些商榷性意见。

一、万恶的“西方民主神话”？

在《法治制造的罪犯》一文中，韩德强以“一位正厅级干部刘耘辞职”为切入点而展开论述，随即转入对西方“民主神话”的大力驳斥。他认为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在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过程中都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中国在民国时期的战乱，当今很多亚非拉国家的经济低迷和政治动荡等；而且即使是法国、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也因为接受了民主制度而制造出诸多的麻烦，“就德国来说，民主的魏玛共和国时期，通货恶性膨胀，失业率高达30%以上，政局动荡不安，这才促成了希特勒独裁政权的形成；而就是在这个独裁者任上，德国消灭了失业，普及了大众汽车，征服了法国”。因为明了这些历史事实，韩德强才提出专制是一种相对更好的选择，尽管它也会存在着一些问题，“中央集权体制就是这样令人困惑：没有它，往往就会国土分裂，社会动荡，甚至军阀割据，战争不断；而有了它，统一与和平之下，往往又腐败丛生，潜规则流行。”它甚至煞有介事地总结到：“历史的逻辑却是，民利和民意常常都是相互冲突的，一旦完全释放出来，就像打开潘多拉魔盒一样，通向分裂和战争……文化大革命最深刻的教训很可能就在这里”，所以民主是“万恶”的！

关于民主制度的优劣，全球政治学界讨论颇多，从洛克、洪堡、边沁、密尔到萨托利、阿伦特、罗尔斯、亨廷顿，这些学术巨匠无不提出了很多发人深省的见解，韩德强似乎对此全部视而不见，而是单刀直入地进入自己的叙述逻辑。关于西方民主制度的问题，最著名的论据应该就是上个世纪初期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思潮的兴起，汉娜.阿伦特对此曾经有系统的阐述，其核心的结论就在于“它源自民主制度的能力缺陷”，但是她并没有就此得出韩德强的“专制优越于民主”之观点。其实很显然，专制和民主都有其“软肋”，民主制度的最大软肋就是可能难以防范“专制”的兴起，而专制则是制造人间惨剧的直接操作者，这似乎已经被当作了一个政治学的“常识”，而韩德强则反其道而行之，拼命论证专制的短期正面效应，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奇怪剪切”而得出了一种惊世骇俗的另外观点。随便举例来进行审视――民主制度比专制更容易制造战乱吗？19世纪以来的两次世界大战是民主政府发动的？不正是韩德强推崇的希特勒野心膨胀的结果吗？若蒙古帝国的统治者掌握了当今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科技，当时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恐怕韩先生也不敢设想！卡尔.波兰尼笔下的“百年和平”难道是专制建设出来的？不知道韩先生是否做过专门的“统计”来用数据证明民主国家发生战乱的概率大大超过专制国家？若没有的话，又是如何透过复杂无比的“历史长河”来得出自己的结论？若一种政治观点连最起码的历史常识都不尊重，我不知道其表达的底气又在哪里，但是韩德强似乎还很自信！

二、中国“德治社会”的美好想象？

在批判了西方民主的种种“不是”之后，韩德强又顺势提出了所谓的替代选择，那就是中国的“德治社会”，它区别于民主和法制社会的基本运作逻辑，“中国政治思想认为，治理国家并不难。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令而不行。居高位者道德高尚，则政治清明，人心向善，社会风气淳朴。反之，则只能是消耗越来越高的社会成本，制造越来越多的问题，社会还会越来越不公平。至于少数人不服教化，好吃懒做，偷盗杀人，才用法律惩戒。且，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的还在于教化”。显然，这就是韩德强所推崇的理想社会，他认为不仅中国需要“重拾”这种政治理想，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需要到中国来取经，他说到：“西方文化不但害了中国，而且也让西方人族群分裂、阶级分裂、家庭分裂、人格分裂，出路就只能是在东方。出路还只能在于回归性善论，回归中国政治思想”。就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深刻感受到韩先生的伟大“抱负”，他可谓中国新时代的“辜鸿铭”，一种中华传统文化的“自恋主义”心态由此暴露无疑，而且显得十分洒脱。

问题的核心在于，韩德强所推崇的这种“德治社会”是否真的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或曾经出现过？若它仅仅是中国古代文人“意淫式”的一种空想，我们如何可能做到“向历史回归”呢？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形态，已经有太多的历史学家给予了系统研究，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民国知识分子得出的结论已经是众所周知，“吃人”的礼教也不再是什么陌生的词汇，秦晖先生的《传统十论》一书提出了诸多的新见解，“儒表法里”社会的概括已经有很强的历史穿透力。即使是十分留恋中国传统文化的各色新儒家思想者，似乎也没有像韩德强这样大肆地“美化”中国传统社会形态，不知道，并不专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他是如何判断中国传统的“德治社会”是如此美好呢？其信誓旦旦的论据何在？也许韩先生还会论证到：即使过去不能实现的理想也可以进行当下的试验！而我坚持认为，“道德理想主义”的治国方针已经在“文革”为代表的一系列政治试验中被证伪，人类社会不能再重蹈那样的覆辙。

三、中国当下的社会腐败堕落源自哪里？

在论证了西方民主的“罪恶”和中国传统德治社会理想的“美好”之后，韩先生转回到对当下中国社会状况的分析，刘耘的那句名言“我们都是罪犯”自然被视为了对现实中国的最佳写照。无处不在的“潜规则”（吴思语）与“共同犯罪”有着一体两面的关系，韩德强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但是在无意识之间，他又将矛头指向了“西方”，他这样说到：“犯罪也可以看成是市场经济丛林法则的另一种形式，是一种派生出来的罪恶。原罪是市场竞争。原罪的原罪是人的攀比心、炫耀心、虚荣心”。也就是说，在韩德强看来，中国是因为引入西方的市场经济及其滋生的大众心态才出现了当下的问题，言外之意是：在没接触西方之前的中国是不存在这样的社会现实的。哦，这样的结论真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

历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当下中国的各种社会“潜规则”和政治腐败现象其实在古代中国早已出现，毛泽东精通“二十四史”方才打得“天下”，他所开创的共和国政治充满了中国传统政治权术的运作逻辑，至今方兴未艾；随便翻阅中国古代小说如《三国演绎》、《西游记》或《官场现形记》、《红楼梦》就可以领略中国传统社会规则的各种“精妙”。若韩先生非要把这些政治游戏的知识产权送给“西方”，老祖宗如何肯认？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政治逻辑恰恰和我们中国当下的情况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否则也不会有所谓的“中国模式”之说。说到丛林法则，西方民主法制国家主要体现在“商战”领域，公共政治领域是绝不接受这套规则的，倒是中国，由于社会经济领域悉数被“政治规则”所“殖民”，从而使得丛林法则横行无阻，社会道德崩塌，始有当今中国的社会堕落。这些本来并不算深刻的社会事实和形成逻辑，在韩德强先生这里如何被扭曲颠倒成这个样子？很明显，韩先生作文的风格就在于信马由缰，而不太讲究“实证”，不过能到此境界，也罕有人能敌了！

四、中国人应该如何面对现实？

沿着同样的分析思路，韩德强先生又明确提出：“只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型的政府，才有可能节制资本，理顺劳资矛盾，调节经济危机，保护本国产业的发展，支持技术创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曾经被列强统治的一盘散沙的国家，一个后发国家，更是只能靠强大的政府才能夺回国家主权，赶超先发国家。但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如果失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很容易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成就时，悄悄谋取自身利益，滋生腐败，甚至逐渐沦落为犯罪场。”这些道理已经被中国主流媒体宣传了无数次，并没有什么新意，所以他似乎为了体现自己的独到之处，继续论说到：“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成绩单就漂亮得多……即使还存在各种严重的问题，即使明天就发生重大的动荡，这份成绩单也已经值得尊重了”；所以可以说：“即使中国官场已经成了犯罪场，也得基本肯定这个滋生犯罪的中央集权体制，不能轻言改制……正如股市该取消，法治也该反思。在道德的引领下，法律起辅助性的惩戒作用，这是好法律。否则，以摧毁、践踏道德为乐事，对法治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步，就是设下陷阱让人跳，就是社会最大的祸害”。很明显，韩德强的这段论证就显得很有“新鲜色彩”了，取消股市、抵制法制的主张确实罕见！

从韩德强的这些论证当中不难总结出他的思维方式：正是因为中国没有彻底学习国外的民主法制而保持了中央集权体制，中国的经济才创造出这样的辉煌成就；即使因为中央集权而导致了诸多问题，我们也必须维持现状，若要继续学习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法制思想，中国的未来将变得更坏！从一般的学理探讨角度来说，对未来的任何预测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毕竟还是需要一些起码的依据，若某种预测所依据的历史事实本身就是“颠倒的”，那么这种预测还如何能够有说服力？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国当今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现存的问题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出现的，韩先生如何论证成就的取得是因为“中央集权”而存在的问题则源自“自由市场”和“法制思想”呢？难道你已经将“当今中国”作为一个生物体进行了“解剖”？通过化验得出以上的结论？可以说，即使是“鬼”也未必相信这个结论！很显然，这样的结论是他自己“想当然”提出的，他不喜欢“自由市场”和“法制”，自然就说问题和麻烦都是它们制造的，他欣赏“中央集权”，就说成就和业绩全是它的功劳；而这种荒唐的“切割术”除了沦为学术“笑柄”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五、错误的“人性恶”假设？

为了对自己的以上观点进行更深层次的论证，韩德强还企图从根本上提出西方民主法制社会的“总病根”，那就是普遍流行于西方国家的“人性恶”哲学观念。韩先生说到：“一旦人性论上接受了性恶论，想抗拒全盘西化，实在是难”。正因为中国人已经在认知上接受了西方的“人性恶”思想，所以才导致当下国人“有良知的成了西方的奴才，丧失良知的干脆昏天黑地搞权钱交易。这就是今日中国的主流社会心理”。很显然，在韩先生看来，中国因中了西方文化的毒害，才不自觉地丧失了“自我”，从而要么沦为他们的思想附庸，要么就堕落为彻底的“自私自利者”。这种思想分析套路颇有萨义德式“东方主义”的味道，若不仔细推敲，我们也许真的会误以为其中隐含着诸多的“智慧”，特别是这种认知方式经常会以“自我想象”为特长，容易迎合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的需要，且又很难通过实证研究加以检验，所以极易迷惑大众，从而成为少数政客通过“树立外部敌人”的方式来强化自身权威的最佳工具。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独裁国家无不以“此”来强化国民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敌意，从而换取维持独裁统治的“社会心理”资本，曾经的萨达姆、卡扎菲如此，当今的金正恩、阿萨德亦如此，我国的韩先生也许深知其中玄妙，自然不会放过这一点！

常识告诉我们，人性问题作为一个古老的哲学话题，很难真正分清其本源到底是“善”还是“恶”，中国的荀子和孟子不是早已开启了这个古老的争论了嘛？西方的文化渊流当中自然也会存在这样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