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允星：论“泡沫政治”的形成及其后果」正文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话题是“泡沫经济”现象，它指的是资产价值超越实体经济，社会资金过度集中于某一部门、同一商品且反复转手炒卖而导致该部门短期内扭曲膨胀，而生产部门因缺乏足够资金而长期衰退，极易丧失持续发展能力这样一种宏观经济状态；泡沫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经常会由于支撑投机活动的市场预期或者神话的破灭，而导致资产价值迅速下跌。与此类似，“泡沫政治”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它主要体现为特定国家政权为了维持自身的稳定，主动或被迫地将政治资源集中运用于意识形态和政法领域，从而逐渐形成“政治高于一切”、“稳定压倒一切”的执政理念；在这套政治理念的实践过程中，国家和社会看似“繁荣昌盛”，政治形态和谐稳定，而实际却是民众怨声载道、离心离德，政府内部派系林立、政治投机思想盛行，整个社会都在一种“潜规则”的支配下微妙地延续生存，成为一个随时可能发生擦枪走火的“药桶”，只要出现一个足以挑明事实的“孩童”，皇帝的新装随即可以被证实“根本不存在”，从而导致整个政治话语的崩溃。
从中国历史上看，“泡沫政治”的形成有两个前提：其一是执政者通过暴力获取政权并希望维持自身在政治权力方面的垄断地位；其二是对自身的统治合法性缺乏信心，急需通过意识形态和政治压迫满足自身的安全感需要。因此，在“泡沫政治”形成的初期，知识分子经常被作为政治打压的重点对象，因为统治者会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他们的“脊梁”被打断，才能对其他社会大众产生示范效应；明清两朝在立国初期无不对有骨气的读书人进行了残酷的打击，这种做法对中国国民性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可参阅：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待这一步工作完成，执政者自然会从大众思想和行动两个层面着手进行全面的改造和控制，前者体现为“愚民教育“，后者体现为对违规者的“严刑峻法”式处置，此即为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儒表法理”二重性之体现。这二者的结合则通过另外一个机制加以实现，一般来说是先通过“营造”某种社会文化（比如官崇拜、金钱崇拜），从而激发出人们的一种“欲望”，然后告诫大家“如何来现实”这种欲望，引导人们沿着自己需要的方向塑造自己的思想形态，而对那些异类分子给于处罚或“冷落”，如此运作一段时间后，统治者所需要的一套政治思想和理念就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而最终的结果就是，那些深谙其中（潜）规则并获得机遇的人成为了“人上人”，而广大的民众则日益“犬儒化”为兼具可怜虫与“潜在暴徒”双层人格的啊Q，那些虽懂得其中原委却不甘同流合污者只能被边缘化为“隐居者”或特殊时期的殉道者，由此，“泡沫政治”也就已经宣告生成，其正式运作之后的政治与社会后果具有十分值得玩味的诸多特征，颇为有必要逐一斟酌。
首先，“泡沫政治”容易生产出十分精致的政治“治理术”，但又经常走向极端从而演变为一种政治笑柄。孔飞力先生的《叫魂》一书就生动地展现了清代乾隆年间发生的一场政治闹剧，事情本来起源于民间的一种“琐碎巫术”，但是在某种谣言传播机制的作用下，发展成为重大的刑事和政治案件，惊动北京朝廷之后更是显现出了一种“泡沫政治”的运作模式，但最终却以“基本可以结案”而不了了之。这场政治闹剧一方面体现了大清王朝精致的政治治理术，它以“稳定压倒正义”的方式对整个社会实现了超级控制，但是也因此而导致政治问题的“虚拟化”和想象式运作，很多的社会资源随之而白白浪费。
其次，在“泡沫政治”的运作之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于互不信任状态，甚至会出现“互害型社会”形态（张鸣语），浙江温岭的医生被杀事件是一个鲜明的例证，看似简单的医患关系，实则社会体制的内在作用必然导致的结果。同时，很多人都会患上了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即犯罪的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于他人。网上流传这么一个微博――“航班延误了，打空姐；看不起病，砍医生；恨贪官，却到幼儿园砍杀儿童；恨政府，却跑去烧公共汽车；恨日本，就砸同胞的日系车；这个国家的人不是愚昧到无可救药，而是每次都挑软柿子捏，向无辜更弱势的人开刀…”，生动展现了这种社会后果。
再次，由于经济和社会都处于一种被政治规则“殖民”的状态，很多的社会不公正现象都容易被无意识地提升到“政治”的高度，从而形成对现有体制合法性的质疑，因此严峻化的“泡沫政治”很容易滋生广泛的“民粹主义”，导致平民与精英的整体性对立，随之形成革命思潮，而这又很容易制造出新的历史“恶性循环”，即暴民和寡头的相互继替。而与此同时，在“泡沫政治”的惯性力作用下，统治者喜好制造“莺歌燕舞”的场面，以粉饰太平，彰显自己的功德，而且越是危机四伏，他们越倾向于制造出这种假象，以获取心灵的安慰，这又很可能因为刺激了大众的敏感神经而制造出新的社会对立。
最后，因为“泡沫政治”具有很强的自我“维持和复制”能力，沉重的历史包袱足以让其继承人深陷前人遗留下来的诸多困扰；而与此同时，由于政治与社会的基础性秩序被破坏，对这个体制的任何“简单修补”工作已经无济于事，因为“新问题”滋生的速度经常会远远超过“旧问题”解决的速度。因此，对于“泡沫政治”而言，普通意义上的“改革”已经是无济于事，所谓“疾病还需猛药治”，但是当权者深处政治漩涡之中，很难有魄力主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所以取得改革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泡沫政治”在多数情况下都是自行“崩解”，因为“安全阀”机制（科塞语）的困乏，它难以进行能量的自我“释放”。
总而言之，“泡沫政治”是一种比“泡沫经济”更为可怕的社会“病症”，它不仅隐含着某种事物突然“贬值”的危险，而且会连带产生“负值”，即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不仅仅是“归零”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泡沫经济”一旦崩溃，其最主要的结果就是财富的大量缩水，但经过较短时间的调整，生产能力往往就能恢复正常水平；而若是一个“泡沫政治型”的政权出现变故，随之带来的结果却是十分复杂的，社会动荡、民心不稳只是最简单的表现，还有可能导致因“积怨”而带来相互残杀，甚至整个社会结构的大洗牌，不经过较长时间的调整，是根本不可能恢复到正常政治秩序的。更为关键的一点是，没有参杂“泡沫政治”的“泡沫经济”是相对容易获得治理方法的，而“泡沫政治”却经常会裹挟“泡沫经济”而出现，因此其影响也更为深厚，治理的难度系数也显得高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