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君：全面改革的成败取决于人民群众能否真正当家作主

内容提要：“前改革”何以引发腐败泛滥成灾，既得利益集团崛起？“新政反腐”何以治标不治本？“全面改革”何以举步维艰？原因在于我国现存的政治体制不科学，缺少权力制衡有机机制。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力被“精英们”“代表”了去，仅处在理想层面上的“民本”政治体制已演化为现实中的“官本”，反腐与改革至今尚未触动体制弊端。

正确认识社会矛盾运动规律的非线性存在，变线性机械因果思维为非线性动态关系思维；遵循民主政治规律，变“精英”“代表”人民执政，为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变“他组织”的“行政反腐”，为“自组织”的“权力制衡”；彻底扭转“一把手遮天”下的“官本政治”取代“人民当家作主”的“民本政治”，“潜规则”取代“显规则”，“既得利益集团”左右“执政党”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颠倒乾坤。

为避免重蹈“前改革”失利的覆辙，为避免“大部制改革”“简政放权”等改革在换汤不换药的无奈中不了了之；要走出反腐困境，打破改革坚冰，我们必须先着手进行以夯实人大“民本”政治权力根基，开启由人大掌印的权力制衡有机机制；让人大接管纪检委、审计署、反贪局，增派人民群众代表到各级党政部门参政议政监政，并赋予“人大”独立的弹劾权、罢免权；真刀实枪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构建一个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的科学的民本的政治体制。

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互为重心的因果关系，依靠人民群众的正能量，斩断特权黑手，开展市场竞争，打破行业垄断，消除行业暴利，让垄断行业吐出更多的利润，逼仄瓦解利益集团，监督政府退出市场，让市场规律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占主导地位，从体制机制的根源上解决权力腐败下的分配不公问题。

为避免重蹈“前苏联”改革失败的覆辙，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制度自信，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走以“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为科学内涵的中国政治发展道路。

一、种种社会现象所暴露出的政治体制弊端

“前改革”之所以引发腐败成风，既得利益集团崛起，“新政反腐”之所以治标不治本，“全面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原因在我国现存的政治体制不科学，缺少权力制衡有机机制。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力，被“精英们”“代表”了去，仅处在理想层面上的“民本”政治体制，在“一把手遮天”下已演化为现实中的“官本”。

1、“前改革”之所以引发腐败成风，既得利益集团崛起，原因在于为经济体制改革起着保驾护航作用的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未动

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孤军深入,而起着保驾护航作用的政治体制改革却迟迟未动。 权贵（贪官污吏）们凭借手中的权力，利用现行政治经济体制缺欠法制不完善，监管与执法不得力的漏洞，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以权谋私。官吏以权寻租营私，老板用钱收买官权取利，致使相互结成了以权力为杠杆以金钱为纽带，权力与金钱相结盟的利益共同体。并以此为基础相互依托，肆意强取豪夺国家资产和民生利益中饱私囊。在不到30年的时间，先后占据了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和烟草等国企垄断行业，一时间腐败泛滥成灾，特权（既得）利益集团崛起。

2、“新政反腐”之所以治标不治本，原因在于没能触动政治体制制度弊端

面对日趋严峻的政治腐败问题，十七大后，我党虽然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出台了一系列制度和法规，制订出反腐倡廉的一榄子计划。然而，这些制度和法规一投入使用，很快就暴露 出缺乏实用性、管用性和可操作性的软肋。因为，这些制度和法规仍然程度不同的停留在宏观的、抽象的政治说教性方面；仍然沿袭着就事论事，追求概率的线性思维（非动态关系思维）， 线性政治（机械因果、机械唯物主义政治）的旧格局。这些制度和法规仍然存在着不科学，没有执行力、难以抵制“潜规则”运作破坏下力度递减的问题。

十八大后，党中央把腐败问题上升到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去认识，新一代领导班子发誓要彻底根治腐败，“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魄力根治腐败；党内“两项新法规”的出台，中央巡查组一线检查督导反腐工作和群众路线教育（四风整顿）等各项措施的实施，不仅表明了新领导班子反腐的决心和行动，而且在很短的时间范围内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令人焦虑的是“顶层设计”的这种“行政反腐”“权力反腐”，从整体上看，还是没有超越过去“运动反腐”、“精英反腐”“政党替民包打天下”的那种旧模式；客观上仍然存在着一种“鞭长莫及”“力不从心”和“治标不治本”的弊端；它同科学的“程序反腐”、“机制反腐”效果，则大相径庭。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目前这种运动式反腐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在党、公安部和司法部之下，有太多机构参与反腐，而调查就在这个盘根错节的系统里卡在了某个环节”。这就 是说，不改变体制、机制，不构建科学反腐程序，不发动人民群众参与的反腐与“微改革”，只能凑效一时，只能触及皮毛，而不会长久；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这就是说，没有以权力制衡为轴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逢山开道、遇水架桥的保驾护航，经济体制改革就无法深入。“大部制改革”“减政放权”等全面改革，最终只能是事倍功半，或流于形式，或在换汤不换药的无奈中不了了之。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权力制衡，反腐的根本出路是权力制衡，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治本之策是权力制衡，权力制衡是全面改革的轴中心，离开了权力制衡的改革都是无济于事的“微改革”。一切不触动制度弊端的“微改革”，只能是扬汤止沸，隔靴抓痒。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从根本上削弱了改革的力度，离改革的目标相距甚远，难以对相关领域痼疾起到根本性的治理之效。

3、“全面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原因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极力阻扰

既得利益集团既不想回到改革开放前，也不想继续前进，只想固守现状。他们认为现状最符合他们的利益，最能实现他们的利益最大化，而且近年来已从“自在”变为“自为”，越来越自觉地防范、阻挠、反对深化改革。他们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实际是当前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

“既得利益集团”之所以能够成为阻碍深化改革的“最大的阻力”，关键就在于“既得利益集团”成员中，既有手握重拳的贪官污吏，又有腰缠万贯的富豪老板，还有一些人已成为各级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特别是在当前社会呈现出来的权力至上，金钱万能腐朽理念盛行的情况下，我们的确不可低估这股以钱权结盟为基础，而形成的抵制和阻挠深化改革的消极力量，因为贪官污吏本身就有制定政策和执行实施的权力，手握金钱的 富豪老板则有买通官吏为其所用的能力，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参政议政中又有直接的话语权和表决权。所以，才被社会普遍公认，深化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既得利益集团”。

“前改革”之所以引发腐败成风，既得利益集团崛起；“新政反腐”之所以治标不治本；“全面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原因在我国现存的政治体制不科学，缺少权力制衡有机机制。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力，被“精英们”“代表”了去，仅处在理想层面上的“民本”政治体制，在“民主集中制”下已演化为现实中的“官本”。

为避免重蹈“前改革”失利的覆辙，为避免“大部制改革”“简政放权”等改革流于形式；要走出腐败困境，打破改革坚冰，我们必须先着手进行咽喉关隘的政治体制改革。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

正确认识社会矛盾运动规律的非线性存在，变机械因果线性思维为非线性动态关系思维；遵循民主政治规律，变“精英”“代表”人民执政，为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变“他组织”的“行政反腐”，为“自组织”的“权力制衡”；彻底扭转“一把手遮天”下的“官本政治”取代“人民当家作主”的“民本政治”，“潜规则”取代“显规则”，“既得利益集团”左右“执政党”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颠倒乾坤。

二十世纪下半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的边缘，社会主义运动转如低潮。其原因在于盲目地把机械因果律搬到非线性运动的复杂系统的社会生活中，把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同人民群众的价值实现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社会主义的真理性与实现的价值选择之间出现了误差。一方面机械地教条地理解“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实际上无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价值取向，把社会主义当成仅仅靠外部力量强加于现实的东西，挫伤和侵犯了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失去了应有的基础和活力，进而导致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折。（参见李德顺《初级阶段的方法论启示》一文）

与此完全相同，我国的政治体制，我党的反腐倡廉工作机制，也存在着盲目地把机械因果律法则，搬到非线性运动的复杂系统的政治生活中，造成真理的追求同价值实现之间误差的出现。这就是建国以来，我党在机械唯物主义线性思维方式的影响下，盲目地把自然界的因果关系搬用到社会生活中，把“社会存在”赖以存在的存在――“关系”忽略了，忘记了人是一个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关系存在体；忘记了党员干部是一个党性与人性的关系存在体；忘记了人的价值选择能够改变预想中的“社会发展规律”；能够操作出事与愿违的非线性结果；能够“制造”出社会矛盾规律的非线性。这样，理论上的含糊不清，在实践中便铸造了一个个“政治蝶变效应”。譬如，从体制上建立了人民群众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确定了党作为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表而执政的方式，实施了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形式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但是，在具体实施当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事与愿违的弊端就暴露出来了。公共权利背离授权者的意志而私有的现象，“他组织”（政府）行为经常违背“自组织”（群众）原则的现象，导致了政治系统的紊乱。

人民群众作为授权主体只是理论上的现象，人民没有直接选举干部的具体权力，当权者荣辱的命运掌握在“内部提名”“内部考察”等一系列“暗箱操作”者――官员们的手里。即公共权力的授予，运行、监督和收回的全过程不是人民，而是各级官员和“顶头上司”。

这样，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就演化成为“上级”服务，为“上级”负责。

各级部门“一把手”权力遮天的现象，造成“长官意志”“官本位”作风，致使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变成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垂直管理的干部体制演化出“官本政治”，演化出“关系网”，演化出“关系优则仕”的“权力经典”；纪律检查反腐演化为“保护伞”“走过程”和“流于形式”；党内问责制演化出“前门被问责”“后门带病复出”。各种文件、制度和法规在“潜规则”的腐蚀、分化和瓦解下变成了一张张废纸。

这就是“执政代表”（精英们）的“关系存在性”，价值选择的自由性，决定了政治逻辑的非线性；社会主体―人的“关系存在性”价值选择的自由性，决定了社会矛盾运动规律的非线性。

社会矛盾规律的非线性存在，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执政党应当正确认识这种客观存在，应当遵循这个客观规律，积极驾驭非线性矛盾运动。然而，遗憾的是，我党囿于机械唯物主义线性思维方式的影响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