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吉鲁：有组织的遗忘的暴力

亨利・吉鲁 著 吴万伟 译

牢记历史者依靠痛苦引诱疯狂，这种痛苦是无辜者的死亡没完没了地出现；忘记历史者则招致另一种疯狂，这种疯狂是否认无辜者的痛苦和仇恨。

----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

学会忘却

美国已经变成了遗忘症患者的国度，在这个国家，历史的、政治的、道德的遗忘不仅被随意地实施而且还得到称赞。美国已经堕落为这样一个国家或一种社会秩序，里面不仅充斥着大众的愚蠢，而且把批判性思考当作负担和威胁。这不仅体现在崇尚平庸和白痴的明星文化的泛滥之上，而且体现在占支配地位的话语和政策中，形形色色的政客和反公共知识分子相信启蒙的遗产需要颠倒过来。像米歇尔・巴赫曼（Michelle Bachmann）、里克・桑托伦（Rick Santorum）和金里奇（Newt Gingrich）之类政客连同评论员如比尔・奥雷利（Bill O'Reilly）、格林・贝克（Glenn Beck）和安妮・考尔特（Anne Coulter）不是问题，他们不过是令人担忧的攻击的症状而已，如果不是对理性思考本身大肆攻击，至少是在攻击批判性的思考。在新自由主义支配之下，权威、权力和命令等语言已经与伦理学、社会责任、批判性分析和社会成本等内容完全脱节。

这些反公共知识分子是缺乏想象力的机器的组成部分，该机器依靠将权势人物的意识形态、机构和关系作为常识呈现出来而巩固富豪的权力和军事-工业-司法-学界联合体的结构。1 比如，抵抗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私有化和全方位监控等历史遗产早已被人遗忘，在美国人当今生活的民主的、后种族歧视社会中已经看不见这些东西了。新自由主义的啦啦队通过一些词汇和公共教学法竭尽全力要将占主导地位的机构和权力关系正常化，这种教学法培育了受市场驱动的顺民、意识模式、理解世界的方式，这个世界鼓吹和解、退让和逆来顺受。社会纽带被撕得粉碎，人们进一步龟缩到私人空间的轨道，培养非商品化的知识、价值、批判性交流和公民素养的空间遭到破坏。威权主义的教学法在美国大行其道，它对公共记忆的压制不仅通过电视文化和宣扬一致性的机构来进行，而且依靠一种恐惧文化和监狱国家（carceral state）不断再生，美国关押的犯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2 当今许多评论家在不断攻击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时所忽略的不是他揭露的信息，即美国政府已经多么腐败、多么扰人或多么心甘情愿地从事针对美国公众的庞大犯罪活动。他的真正“罪行”是他证明了知识能够被用来赋予人们力量，让他们作为批判性参与政治的公民那样思考而不是假设知识和教育不过是用来学习技能。这是一种用培训替代教育的简化论概念，强化了理性的逃离和威权主义心态的条件反射。3

自197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新自由主义管理模式、意识形态和政策就一直出现了强化的趋势，在此历史阶段中，民主的公共空间的基础遭到拆解。学校、公共电台、媒体、和其他批判性的文化机构都被视为对市场驱动下的社会的威胁而遭受攻击，这样的社会认为批判性思考、对话、和公民参与是对其基本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的巨大威胁。这是一个历史阶段的开端，其中民主话语、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被打得稀巴烂。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都是市场极端主义的坚定鼓吹者，他们宣称根本不存在社会这种东西，政府是问题而不是解决办法。民主和政治协商过程都成为企业权力和新兴金融服务业的牺牲品，因为希望已经被修改为对精心刷白了的世界的宣传广告，在这个世界里，文化对社会压迫进行批判的潜力遭到极大削弱。大型社会运动分裂为孤立的抵抗，它们多数围绕一种身份认同政治而组织起来，基本上忽略了迫切需要的社会批判的对话，这种对话是有关社会问题和影响社会的广泛议题如财富、权力和收入的越来越大的不平等进行的攻击。

特别新颖的是一种方式，在已经遭到削弱的社会契约中，年轻人越来越多地被排斥拒在重要的地位之外，在许多国家定义未来时完全没有他们的参与。年轻人不再是社会表达理想的代言人。相反，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成了社会的恶梦。在新自由主义的叙述中，年轻人基本上被描述为消费市场、经济消耗、甚至是累赘的代表。4 年轻人越来越变成了压迫性的管理机器惩治的对象，它们教导年轻人将公民素质定义为参与市场交易活动、服从命令、尊重权威。年轻人进入一个社会，其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受到市场和警察国家的双重力量的支配。它传达的信息非常清晰：要么参与买卖要么接受惩罚。多数人步调不一致，年轻人尤其是贫穷的少数民族和低收入的白人青年越来越多地陷入死知识、社会关系和价值观的机器中无法自拔，成为发不出声音、看不见形象的一群。

描述年轻人的方式暴露出有关美国社会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构成上的很多新东西，以及美国对年轻人、福利国家和民主本身的投资越来越少的现实。5 新自由主义暴力的结构已经把民主词汇放在生命保障之上，后果之一就是主观性和教育不再是个人和社会机构的批判性形式的生命线。现代性有关进步、自由、和希望的承诺还没有被消灭，但它们被重新塑造，被剥夺了解放潜力，被贬低为野蛮的市场工具心态的逻辑。现代性已经背叛了它对年轻人的承诺，即为他们提供社会流动性、稳定性和集体的安全感。长期规划和支持它们的机构性结构现在已经被交付给私有化、拆除管制、灵活性、和短期利益等命令。社会纽带在社会保障体系崩溃和对福利国家的攻击之后已经分崩离析。而且，对社会产生的问题的所有解决办法现在都被交付给个人来解决。6

公共问题分散后变成了有限的去政治化的私人问题。个体的利益现在打败了对社会利益的任何考虑，因为所有问题最终都被放在孤独的个体的门口，他的命运被远远超过自己的个人责任的力量塑造而成。在新自由主义下，人人都必须单独协商自己的命运，承担常常并非因为自己而形成的问题的全部责任。对年轻人来说，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隐含意义是灾难性的，它促成了一代年轻人的出现，他们被社会所遗忘，最终成为被排斥在外的一个群体。就业无保障、债务奴役、贫困、禁闭、真实的或象征的暴力的大网已经把未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罩住了，他们没有任何机会或者希望。这是一代新人，是受到更大程度的监督和控制并被社会抛弃的多余人。

在新自由主义下年轻人中间出现的这种现代性的转变的严重性和后果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下面这个事实上，即这是“被抛弃者的困境蔓延到整整一代人”的第一代人。7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当今的年轻人已经被“抛到一个勉强感觉到的随波逐流的状态，根本不知道它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8 也就是说，21世纪初期的年轻一代没有办法抓住命运，他们不知道能否“摆脱令人痛苦的意识，即任何人生安排都是临时性的、转瞬即逝的、不确定的。”9 新自由主义暴力已经产生了一代没有工作、没有独立生活、甚至没有最基本的社会福利的人。而新自由主义暴力产生的部分原因是财富向1%的人集中的大幅度转移、贫富差距拉大、金融服务业占支配地位、教育机会被剥夺、因为种族和阶级而被边缘化的人的社会保障被削减等。

年轻人不再居住在前几代人获得的特权空间里，不管打了多大的折扣。现在他们占据了新自由主义眼中的死时间的暂时状态和被人抛弃和永远被排斥在外的区域内，其标志是不再相信进步，反而相信那些觉得未来似乎不确定、凄惨和不安全的末日叙述。进步的前景变得苍白，市场驱动下的政府政策如废除养老金、消除有质量的医疗保险、惩罚工会、将公共服务人员妖魔化、提高大学学费等已经成为常态，这已经产生一个没有工作岗位的可怕世界。与此同时，数十亿美元和“巨额奖金而不是刑期”却赏给那些银行家和投资经纪人，他们本该为2008年的经济危机和千百万美国人丧失家园负责。10 学生现在发觉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一个世界，这里不断被抬高的期待被破灭的希望所替代。高等教育的承诺和从前令人羡慕的毕业证书如今已经变成了实现理想的骗局，“因为在活着的人的记忆中还是第一次遇见全体大学毕业生都面临如此严峻的局面：欠下巨额债务，概率很高或者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只能找到临时的、不安全的、兼职的工作和没有工资的“实习生”工作，这种虚假的工作被骗人地描述为‘实践’，所有这些都与他们的期待相去甚远，就其学到的技能来说也属于大材小用。”11

整个年轻一代发生的变化不仅包括新自由主义社会对年轻人的投资减少和社会地位下滑的命运，而且包括下面这个事实，即年轻人生活在消费主义的地毯式轰炸的商品化环境中，这是从前几代人不大可能经历的事情。这一代人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来迎接这个商品化、私有化、无工作的野蛮而又残酷的新世界，希望一再破灭，希望不断诞生。12 广告片为他们的梦想、人际关系、身份认同和能动性意识等提供了主要内容。在商业蒙昧和和赌场资本主义的环形敞视监狱（panoptican ）之外似乎没有空间。当今一代出生于消费者的用完即扔的社会之中，无论是商品还是年轻人都被越来越多地被客体化和被视为可抛弃的东西。年轻人生活的世界已经很少拥有独立的公共领域或者社会空间，市场、战争国家、债务和被不祥地称为国内安全部的触须迅速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新自由主义现代性的结构不仅仅是在年轻人身上减少投资或将他们商品化的问题，而且把儿童时期受到保护的空间改造成为严厉惩罚和残酷对待的特区，尤其是针对那些因为阶级和种族而被进一步边缘化的人，他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被人看作有缺陷的消费者或病态的他者的社会环境中。因为无法作为充分的消费者，许多年轻人如今被看作可抛弃的人，被迫居住在“被社会遗忘的角落”，或无家可归或糟糕的学校，甚至是拘留所和监狱。13 在惩罚性国家越来越盛行之时，“黑人、拉丁裔美国人、美国土著、贫穷白人、亚裔美国人”的命运越来越多地与国家镇压、监督、抛弃的管道联系在一起，他们陷入把年轻人当作罪犯来管理的体制下，这种制度越来越多地以此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14正如米歇尔・哈特（Michael Har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指出的那样，年轻人生活在一个所有机构都成为记录、监控、收集信息和储存数据的“检查机构”的社会里。15 影子监狱作为这些机构的补充不再与作为全方位监督机构的社会分开。相反，“全方位监督越来越多地成为社会整体的普遍条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注意到“监狱在它的门之前很早就开始了。你一离开家就开始走向监狱，甚至在你离开家之前”。16

人人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初，全世界的年轻人掀起针对各种议题进行抗议的浪潮，从经济不公、巨大的不平等、到教育和公共福利的大幅度削减。这些示威抗议已经遭遇或正在遭遇国家批准的暴力和对其要求的一种近乎病态的拒绝。更具体地说，在美国，国家垄断暴力使用的状况自1980年代以来不断恶化，并在此过程中，矛头越来越多地指向年轻人、低收入白人、贫穷的少数民族、移民、女性。因为福利国家已经被空洞化，关爱文化被暴力、残忍和抛弃文化所替代。集体保险和社会保障已经被经济拆除管制的力量所取代，福利国家转变成了惩罚性的工作福利计划（workfare program），公共福利私有化，避而不谈社会责任，却频频呼吁个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

不受管制的市场驱动下的价值观和关系应该支配人类生活的任何方面，在此观念支配下，公司化的政府管理模式已经抛弃了任何可靠的社会责任等观念，同时进一步把社会问题当作犯罪来对待，削减尤其是针对穷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基本社会福利。17 在现有新自由主义历史转折关头，出现了暴力、管制、和系统性地投资减少以及公共机构和公共空间的崩溃，而它们是民主赖以存在的最基本条件。当监控国家出现后，这种情况就变得非常明显，社交媒体不仅成为入侵私有空间的新平台而且进一步把人人都是告密者的文化合法化了，人们觉得监控是出于好心，国家支持下的超级恐惧社会越来越多地把每个人都看作告密者或恐怖分子。每个人，尤其是少数种族和民族人士如今生活在全景监狱的监督之下，“生活受到不断的监督就意味着被当作罪犯。”18

因为年轻人对激进民主提出多样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