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炎潮：正确评价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偏离和回归人类现代文明

近来，对中国1949-现在的60多年的历史评价，有一种说法：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不能用后者否定前者，也不能用前者否定后者。

不能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否定后改革后三十年，这是必须的。

但，不能用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否定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就不符合基本的历史事实：其一，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基本上是僵化封闭的三十年，后来的三十多年，就是用不断的改革开放，否定僵化封闭；其二，前三十年，基本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后三十多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三，前三十年，基本上走一条计划经济的道路，后三十多年，坚持向市场经济转型，用市场经济否定计划经济；其四，前三十年，基本上是“秦始皇+马克思”（毛泽东语）的政治思想专制道路，后三十多年，用实践为检验真理标准，破除对毛泽东和各种形式的“凡是”和“迷信”，用解放思想和思想多元化，否定前三十年的专制和迷信。简言之，六十多年的历史，就是后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解放思想、思想多元，否定前三十年僵化封闭、以阶级斗争为纲、计划经济、政治思想专制的历史。

其实，前三十年的历史，是中国偏离人类现代文明的历史，后三十多年，是中国开始回归人类现代文明的历史。

到底应如果评价中国近六十多年的历史呢？仍是有待我们致力研究的重大课题。

我认为，要想对新中国建国60多年和改革开放30多年作出合理的评价，第一，要将改革开放30多年，放在建国60多年和近1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进行评价；第二，要以人类现代文明的核心--普世价值观和人类共识，作为评价标准和参照物；第三，要面向未来和世界，以普世价值观和人类共识为基础，寻求中国今后改革开放发展的路向。

将这三者融合起来，本文的基本分析路径是：近100多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国人争取融入人类现代文明的历史；1953年至1976年，是中国偏离现代人类文明的历史；1978年至现在，是中国开始觉醒偏离，回归人类现代文明的历史；现在起到今后30至40年，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年，将是中国在继续回归人类现代文明中，与世界各国创新和共建人类新文明的历史。

普世价值和人类共识

我们评价中国建国60多年和改革开放30多年，应确立一个评价标准及参照物。什么标准和参照物呢？这就是将中国放在世界舞台和人类历史长河中，用人类现代文明尤其是其核心--普世价值观和人类共识进行评价，看中国是融入、促进了人类现代文明，还是偏离、违背了人类现代文明。

什么是人类现代文明呢？有没有普世价值观和人类共识呢？这是我们首先要探讨的基本问题。

简义解释，人类现代文明，是相对人类野蛮、人类蒙昧、人类专制、人类贫穷而言，将人类从野蛮、蒙昧、专制、贫穷中解脱出来，寻求人类全面解放和发展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及制度文明之道；而普世价值观和人类共识，就是在寻求人类解放和发展之道中，形成的普世性的基本评价标准和共同认识。人类历史就是一个寻求人类从野蛮、蒙昧、专制、贫困中解脱出来，达成人类全面解放、发展的价值观及共识的历史。

人类文明从人类野蛮时代、蒙昧时代、专制时代就产生。不少处于野蛮时代、蒙昧时代、专制时代的各国先贤先哲，不懈地寻求人类摆脱野蛮、蒙昧、专制的解放、发展文明之光，创造了辉煌的人类古代文明、传统文明，尤其是创造了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中国文明及其他文明，形成了人类多种多样的宗教、信仰、价值观，人类各种古代文明、传统文明都从一定意义上育孕、启迪、推动着人类现代文明发展。人类现代文明是世界各国人民长期奋斗的共同成果和财富。

人类的野蛮、蒙昧、专制时代蔓延了数千年，而人类真正从野蛮、蒙昧、专制时代中解脱出来，进入现代文明时代，仅是近几百年的历史。

首先是16-17世纪以降，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使人类能逐渐科学地认识自然、天体、宇宙，开始从对自然的蒙昧、迷信中解放出来，科学成为人类现代文明时代的首要标志及价值观。

17-18世纪，发源于英国、法国波及整个欧洲的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价值观，成为人类现代文明时代的重要旗帜，激发、引领着西方、东方各国人世人民反野蛮、反蒙昧、反专制而前赴后继，同样，也成为社会主义者及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和拥护的基本价值观。

17世纪初中期，一批在宗教革命中受迫害的新教徒(清教徒)，在逃赴美洲的“五月花”海轮上盟誓，到美洲，要开创一个保护人权、平等、自由的新社会，奠定了后来以民主宪政为核心价值观、集欧洲文明之大成的美国新制度基础，100多年时间，使美国发展成为世界强国，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重要先导。

西方对科学、人权、自由、平等、博受、公正、宪政等价值观的长期追求和制度创新，使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先驱、先导。后来，东方一些国家相继向西方学习、借鉴的实践证明，科学、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受、公正、宪政等价值观也是东方摆脱野蛮、蒙昧、封建、专制、贫困，开启民智，强国富民的良方，并逐渐认同和接受了这些价值观。

1946年，联合国成立，制订了《联合国宪章》，尤其是随后签订了《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后，世界各国都逐渐认同，科学、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受、公正、宪政等是人类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观，并以普世价值观为基础结合各国实际，构建宪政及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人类进入现代文明新时代。2000年6月，在华沙召开民主国家共同体成立大会，106个政府的代表们共同签署了《华沙宣言》，承认“民主价值的普遍性”，民主被看作一种需要通过国际合作予以促进的伟大价值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虽然经历了数十年的意识形态“冷战”对峙，但随着苏联、东欧的解体，“冷战”时代结束，人类在坚守科学、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宪政等基本普世价值观中，逐渐达成了一些人类解放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共识：

--经济发展共识：市场经济、民有化（公民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

--政治发展共识：民主政治、人权化、民主化、共和宪政化。

--社会发展共识：公民社会、平等、公正、法治。

--文化发展共识：自由思想、信仰自由、文明多元共存融合发展。

20世纪逐渐形成的人类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观和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共识，不但由发达国家坚守着，也影响、指引着世界落后和欠发达国家及地区解脱野蛮、蒙昧、专制、贫困，使各国经济社会向现代文明转型。现代文明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没有国别、主义之分，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按普世价值观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共识，结合本国国情发展。

中国寻求和融入人类现代文明的历程

人类现代文明，以西方为先导，已经历了数百年的求索、凝聚、集成，但对于受皇权专制长期束缚的中国，仅是近一百多年才开始寻求和逐渐融入现代文明。

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一些寻求现代文明的先行者，便提出“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甚至“全盘西化”等各种主张和路径，引入人类现代文明的先导--西方文明，来改造或替代中国的皇权专制及摆脱野蛮、蒙昧、贫困。迫于“西风东渐”引入人类现代文明的大趋势，专制王朝清政府也不得不派出留学生、各种考察团，赴西方发达国家考察、学习、借鉴西方文明，在摇摇欲坠之中，于1908年制订并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昭示）》。该《大纲》虽然仍保留着皇权至高无上的专制权力，但已以人权、自由、民主、宪政等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观为基础，这是中国融入人类现代文明的第一部宪章。但《钦定宪法大纲》还未真正实施，1911年，清政府便被辛亥革命推翻，中国结束了长达近二千年的皇权专制。

辛亥革命后，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联合，制订了《共和宪法》，中国开始引入了现代文明的共和制，甚至在亚洲第一个成立共和国。

五四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使中国向现代人类文明之路奋进。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提出以“民主主义”、“民生主义”、“民族主义”的“三民主义”作为中国的建国纲领，体现了人类现代文明的民主、民生基本价值观，将中国向现代文明之路大大推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马克思主义者认同的人权、自由、平等、民主为基本价值观，与执政的国民党等各民主党派，于抗日战争胜利后，提出建立中国联合政府的纲领，基本体现了人类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观和共识。但令国人十分遗憾的是，由于国共两党的国内战争，又中断了中国进入现代文明之路。

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后，会同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制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最早拟为《新民主主义纲领》，期间曾改为《新民主主义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于1949年9月29日的政协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共同纲领》以马克思主义者认同的人类现代文明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经过各民主党派的充分协商，广泛地征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意见，达成共识。纲领规定：新中国的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各党派、各民族、全体人民的共和制；“我们统一战线的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既不是一个阶级专政，也不是一党独占政府，而应是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在一个共同承认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之下从事工作的联合政府。”“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 《共同纲领》，是中国人近百年来寻求人类现代文明的结晶，不但基本体现了已有的人类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观和共识，将中国引入了现代文明之路，还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为人类现代文明作出了一些贡献（如提出多党合作协商制、人民代表制等）。

综上所述，从洋务运动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为摆脱野蛮、蒙昧、专制、贫困，前赴后继地寻求人类现代文明之光，最终将中国推进和融入人类现代文明之路。

中国对人类现代文明的偏离

始于1953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放弃了墨迹未干的《共同纲领》达成共识的新民主主义大旗，迅速向社会主义过渡；1957年“反右派”运动，清除对放弃新民主主义大旗持不同政见的民主党派人士及各界人士；1958年，提出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全面放弃新民主主义，建设社会主义；1959-1962年，“三分天灾”加“七分决策错误的人祸”，使中国死亡人数创人类历史之最--3000多万人；1964-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农村干部人人陷入自危之中；1966-1976年，长达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停工停产，以阶级斗争为纲，清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修正主义分子”，使中国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政治社会进入混乱及僵化、专制年代。

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朝着偏离人类现代文明之道越走越远，偏离了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宪政等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观，偏离了人类现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共识。

偏离普世价值观。中国从1953年起至改革开放前，逐渐偏离了人类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观。人权是普世价值观的核心，但相继剥夺了：有产者的人权、对放弃新民主主义持不同政见的民主党派及其他人士的人权、“地富反坏右分子”“封资修分子”及“臭老九”（知识分子）的人权、“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甚至国家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的人权、公民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等。实行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不允许公民迁移的自由；停止、取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架空人民民主制度；停止、取消政治协商制度，使共和制有名无实，等。

偏离人类经济发展共识。市场经济、民有（公民拥有私人财产）化、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等，是现代文明的经济发展基本共识，但中国自1953年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后，选择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商品、取消市场、建立在公有产权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极左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