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中要：意识形态的两种功能

一

个体，是如何进入政治的？我的意思是，一个人，从他出生，到他理解（或者以他自己的方式理解）政治，并在一种政治中容身，这个过程是如何完成的？

作家蒋蓝在《掌声的精神分析》中述及了一段亲身经历：这是我幼年多次参与表演的一个节目，叫"葵花拍手向太阳"。……大约我是葵花阵中最大的一朵，在邻居家里也得意地舞蹈，小手拍得叭叭响，直到手掌发麻。这让右派邻居很高兴，他"请"出一张领袖像给我瞻仰。啊，啊啊，我在拍手歌唱的过程中抚摸领袖那韭菜叶一般宽的双眼皮。小手脏兮兮的，留下了二根手指印。当晚，穿白制服的公安人员推开了家门："请跟我们走一趟"！父母轮流背着我，在昏暗的路灯下跟着民警急走。我记得那些路灯，就像朝阳花的花蕊，把夜色剜出了一个窟窿。那一年，我大约5岁。……我知道的是，我的抚摸落在权威人物脸上的黑手印，为我的后来带来了一连串的麻烦，差一点被小学拒之门外。……

我有理由认为，对于作者而言，就是以这种方式认知政治，并进入政治的。虽然，作者当时的年龄还远远没有达到宪法规定可以投票的标准，但是，在那个非常态的政治环境中，政治的早熟也是权力的目的之一。这种为了让人们越早越深入地进入政治的揠苗助长，在今天，造成了一种更普遍的心理与认知障碍，可以视作对曾经政治投资的意外回报吧。

毛时代也许是除战争外，非常态政治的最高形式。历史上虽然一些疯狂领袖也出现在非常态政治的风口浪尖上，但是，其酷烈的程度与其影响力波及的时空范围呈反比。而毛却把非常态政治推到了崭新的高度，这是否可以算作他对中国政治史的贡献呢？之所以非常态政治无法持久，就在于非常态政治破坏的是作为共同体的生活，而政治--无论它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是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生活不存，政治焉在？但是，非常态政治依然是一种政治，它与常态政治一样，有着最基本的特征。它必须使人民进入政治，对于战争时期的非常态政治而言，政治就是将人民变成"战时制度"的一部分；而对于毛制度这样的非战争时期的非常态政治而言，意识形态功能就成为了政治的明显特征。

有必要耙梳一下意识形态的来历--我想提醒自己（也许也包括可能的读者），一旦审视意识形态的历史，就必然会与一些人物与理论相遇，而真正复杂的是，囿于这些理论家所处的环境，以及人类自身的有限性，他们对于意识形态的认知与定义，在今天需要重新审视，而复杂就在于，对于重估哪一部分，则成为了一个多元主义的问题，而我即将展示的思考，只是其中的一个面相，或者说，这也许是它惟一的合理之处。

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个词是西语思想晚近的产物，最早现身于1796，几乎是18世纪末的语词遗产。从这个词就可以看出，它本身与观念有着最直接的联系。而它诞生之初的意义就是"观念的科学"。在被拿破仑这位欧洲大陆的征服者、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引用之后，"意识形态"这个词流行起来，并带上一层贬义的色泽。而真正为"意识形态"灌顶开光的则是马克思。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定义，几乎成为了汉语对这个词的终极理解。

仔细想想，意识形态与欧洲的观念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传统上，观念一直在领跑欧洲文明的发展；时间上，18世纪也正是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时期。对于欧洲的政治历史而言，民族国家，的确是观念的发明，而且它大大改变了一千多年来，人们对于权力的认知。欧洲的封建时代，国王的权力依然是一种私人权力，这种建立在封建制度上的权力，只是在量的层面上大于国王之下的封臣，国王不是王国，而国王的权力也不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或公权力。在世俗权力之上是上帝，而世俗权力也从来没有上升到"国家"（Nation）的高度。【这也可以解释"大宪章"的观念前提，某种意义上，贵族们限制国王的权力，而这种权力也只是"量"上与贵族们不同罢了。很难想象，假如"大宪章"限制的是一种"国家权力"，一种在"质"的层面上，迥异于贵族们拥有的权力时，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民族国家的诞生，就必须塑造一个更强大的权力，一种在"质"的层面上，前所未有的权力。当时的欧洲，观念的任务，就是要创造一种国家权力。这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工作，国家权力必须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整合，将新的制度嵌入进社会中去。而这不仅仅是狭义政治上的嵌入，也包括宗教、经济、文化等等上层建筑。这就要求，一个观念的系列，共同来完成对民族国家的创造。于是，欧洲就来到了一个观念大爆发的时代。而这种"民族国家"系列观念的爆发，直到二战结束，才真正宣告终结。【在某种意义上，极权主义，依然隶属于这一系列观念的谱系。观念无法自行停止，它必须在权力（制度）的层面失败，才会对其进行否定。】

即使在今天，仍旧不能说，"民族国家"在那种程度上才宣告完成，而事实是，人们与观念发明了"国家权力"，而这一权力就会本能的扩张。而从观念到权力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就成为了建筑权力的蓝图。我在《观念与权力》一文中提出"观念先于权力"的概念，但是，我没有解释将观念落实为权力（制度）这一过程。我想在这篇文字中进行补充。我认为，在观念变成现实的权力（制度）的过程中，是意识形态在发挥作用。在一系列围绕"观念"的文字中，我也涉及了对于意识形态的思考，虽然，我更强调意识形态作为谎言对于专制政体的维护功能。而在这里，我想从中性的角度审视意识形态。

在"观念先于权力"的概念中，我认为观念对权力是一次性授权，而这一授权就包含了"前合法性"的给予，权力通过"前合法性"在制度层面自证合法性。换句话说，观念产生权力，但是，观念却不具体参与对权力的塑造，而绘制一个制度的蓝图，这个功能则是意识形态的职责。实际上，观念与意识形态有着很大交集，我在这里作的人为区分，着眼点在于把两者放置在权力诞生的前后。在权力之前的是观念，而在权力之后的是意识形态。从现实的角度看，把一种观念变成权力（制度）需要时间，而在完成权力建设的过程中，是意识形态在指导权力的建设。就像"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一样，它将近用了两个多世纪的时间。而这个过程中，各种意识形态都在客观上参与了对"国家权力"的建构。这其中包括左中右的各种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之间也在互相博弈。

马克思看到了意识形态对权力建设的指导作用，但是，我认为他把意识形态视作是静止的，也就是说，他眼中的资本主义制度是静止的，是一种完成形态的制度。也正因为如此，他强调意识形态对权力的维护作用--即意识形态的谎言功能；我该如何评价这一点呢？我认为，对于马克思或任何一个人而言，"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超过了一个人的生命，而这个过程中，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都在变化。而选取其中的一个时段，比如马克思的时代，马克思完全可以认定两者都是静态的、完成状态的。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厌恶和贬义，与他的时间局限有关。这不是马克思，甚至任何一个凡人的过错。但是，马克思一定没有想到的是，他本人的理论，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即使他是激进的左派立场；而他发明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在客观上建构了"国家权力"。而这也许才是马克思应该负责的错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极权主义之间有着无法回避的联系。

如果，像我所定义的那样：意识形态是权力建设的蓝图。那么，意识形态就有终结的时候，意识形态的终结，就是权力完成之时。在这个意义上，权力（制度）越早建成，意识形态就越快终结。而也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意识形态才是中性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今天那些反对民主的人们，也很少将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反对（他们更愿意结合"国情"来拒绝民主）。至少，在民主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上，正反双方达成了共识。我说民主不是意识形态，原因就在于，从民主的观念到民主的制度过程中，一种民主的意识形态作为宪政的蓝图，那么，一旦人们去投票选举政府的时候，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就完成了。因为，民主的观念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制度，而民主选举就是民主制度实现的标志。权力既然已经建立，意识形态也就完成了它的工作。人民只要对制度进行不断完善就可以了，在这个意义上，的确不需要意识形态出场。在这里，我想补充的是，民主制度正是因为目标容易达成（相较于上帝之城、太平盛世、共产主义、优秀种族等等观念），才使得意识形态很快地完工。

我在用苏联的例子观察一遍意识形态的功能。

对于一个旨在建立共产主义（目前还没有一个活人见过）的观念，而当这一观念转变为权力（制度）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就开始发挥蓝图的指导功能。它必须说清权力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以及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具体到苏联，它的意识形态必须时刻提醒人民，权力与共产主义这一目标的一致性，以及权力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恰恰这一目标过于艰难（即使不用将其与民主宪政比较，人们也会直观地发现这一点），因此，意识形态就必须反复地出场，不停地重申这一遥不可及的目标，并且把权力所做的事情与这一目标联系起来。于是，我的问题在于：作为建设权力蓝图的意识形态，是否是一种谎言？从结果来看，共产主义没有实现，但是，若给予它时间，没有人能保证（当然有人持坚定地否认态度，比如哈耶克）共产主义就一定不能实现（虽然，这是逻辑上的，我本人并不这么认为），因此，从这一假设出发不能说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谎言。但是，从现实的时间来看，很难说这种意识形态是一种纯粹的、为了实现一个很难成功的目的，而在发挥着指导权力（制度）建设的作用。也许，只能从一种主观的角度来评判，也就是说，人们有相信它的权利，同时，也有认定其为谎言的天然权利。人们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只不过，远远比这一判断重要的是：苏联的极权制度所造成的人权灾难，让这种自由判断显得如此虚无。

那么，可以客观地说，在苏联这样的极权制度中，意识形态对权力建设的蓝图功能，变成了一种解释学功能。意识形态必须不停地向人民解释权力的目的，以及权力的行为与这一目的之间的联系。简单地说，意识形态必须让人们觉得，权力是合理的（并非合法），所谓合理，就是合于在权力之前的观念，授权权力要达到的目的。

因此，意识形态除了完成其工作（就像在建设民主制度中的那样）之外，还有另一种命运，就是随权力一并沦陷。就像苏联那样，共产主义的观念既然无法实现，权力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就随着权力的倒塌一并粉碎了。

二

看过西方的再看看中国的。

帝制专制并非观念的产物，我在之前的文字中已经多次表达过这个观点。同时，我也指出儒家理论作为意识形态的谎言功能。不过，在这篇文字中，我要重新定义帝制时代的意识形态。如果，帝制并非由于观念而建立，那么，按照上文的逻辑，就不会存在意识形态。如果，意识形态脱胎于观念，而帝制制度本身就没有观念。帝制由暴力建立，而暴力在制度建立之后，变为一种合法的暴力，以统治的面貌出现。假如，帝制由某一种观念建立，那么，就一定会有指向这一观念的否定的观念，可是，在帝制的历史上，我没看到这种现象。实际上，正反两方面的观念我都没有看见。

假设，儒家理论是建立帝制的观念，那么，反对这一观念的理论正是与它同时的春秋时代（比如道家、法家）；而进入帝制时代，儒家被权力独尊（表面上），再没有反对的声音。那么，权力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难倒不是比意识形态（假设有）更有效果的统治手段（暴力的变型）吗？那么，一种无法脱离暴力发挥作用的意识形态，是否还具备意识形态对权力（制度）的蓝图功能？我认为，即使是作为一种幌子的儒家理论（秦晖先生指出传统文化中"法道互补"的实质，我非常认同），也依然没有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

如果说观念与意识形态分别发挥功能在权力建设之前与过程之中，那么，对于帝制而言，它即没有建立之前的观念，也没有权力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对比西方对于权力的观念（专制的与民主的）：权力要说明自己的来源；运作方式；自身的去向。以神权政治时代为例，教会作为实际上的权力机构，它对于以上三点的解释就是：教会的权力来自上帝；通过教会来进行统治；在人间实现上帝之城。当然，除了权力的运作方式这一点外，对于权力的来源和去向，不一定人人都接受。因此，神权政治也需要意识形态，以神学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就在指导着神权政治制度的建设。当然，就像苏联的极权制度一样，上帝之城恐怕不比共产主义更容易实现，最后，神学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与神权政治一起沉没。